贸易保护、全球化与包容性经济增长
导 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增长降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全球贸易减少的新时代。在2016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预测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将出现停滞，而增长的缓慢有可能引发反贸易情绪，使保护主义抬头，从而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一些经济分析家也就当前的反全球化思潮进行了反思和分析，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观点。如IMF的经济学家认为，加快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三管齐下”。而各国必须在政策制订和执行中注重全面性、一致性，提高国际间的协调。
一、增长停滞可能引发保护主义抬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10月期《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分析，继美国增长减缓、英国投票退出欧盟后，全球经济增长今年仍将低迷不振。报告预测，2017年及之后，主要在新兴市场强劲表现的带动下，全球增长将小幅加快。预计2016年增长率为3.1%，2017年回升到3.4%。
报告重点指出，发达经济体的持续增长停滞可能进一步引发反贸易情绪，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各国需要利用所有政策手段，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以改善增长前景。
IMF小幅下调了发达经济体2016年的增长前景，而上调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增长前景。报告强调，全球金融危机八年后，经济复苏仍不稳定。报告同时警告，持续的经济停滞，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可能进一步引发民粹主义情绪，要求对贸易和移民施加限制。IMF奥伯斯费尔德 表示，这种限制会阻碍生产率、经济增长和创新。
“必须捍卫增强贸易一体化的前景，这一点至关重要”，IMF经济顾问奥伯斯费尔德说。“贸易的倒退只会使当前的世界经济不景气更加严重，持续时间更长。”
基金组织表示，为了支持近期增长，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应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份新报告指出，在生产率增长减缓、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仅靠货币政策不足以恢复经济活力。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应扩大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同时采取步骤减轻不平等。许多国家还需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实现技能与工作岗位的更好匹配，并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以此解决潜在增长减缓的问题。
鉴于全球复苏依然疲软而不稳定，并面临各种威胁，IMF强调，迫切需要采取“综合、一致和协调的政策方法”，重振经济增长，确保其实现均衡分布并能持续下去。通过协同运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并在不同时期保持一致连贯——“我们将能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奥伯斯费尔德表示。
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12年以来贸易量急剧下降中的约四分之三是因为经济活动疲软，特别是投资不振。贸易放开停滞不前、贸易保护主义近期抬头以及跨境生产分散减速也阻碍了贸易增长，但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要小一些。除非增长和投资回升，否则贸易量增长可能将继续疲弱。因此，进一步实行贸易改革，采取措施为那些会遭受损失的各方提供帮助，这将有助于振兴贸易，进而促进技术和专有技术的传播。
报告说，2012年以来，货物和服务世界贸易量增长温和，一直在3%左右，不及前30年增长率的一半。世界贸易增长勉强跟上世界GDP增长，贸易放缓范围广泛。
贸易疲软的原因仍未被完全理解。是经济和投资低速增长阻碍了贸易增长吗？还是限制性贸易政策给贸易车轮掺入了沙子？IMF报告对此进行了分析：
贸易机器的增长齿轮
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增长放慢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复苏不振。与2003-2007相比，2012年以来实际贸易增长下降的四分之三归因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尤其是投资不振。基于模型的估值也得出类似结果。
除了经济增长水平及其构成变化以外，其他因素也抑制了贸易增长，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2012年以来全球实际进口年增速降低了1.75个百分点。在这些因素中，贸易成本（部分由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以及各国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几乎占了一半。
相对于疲软的经济活动而言，迄今为止，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放缓的贡献相对有限，但是，降低这些成本的新的全球政策措施不到位，加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非关税壁垒逐步兴起，均给贸易增长带来进一步的风险。生产的跨国重新分布明显放缓，这也阻碍了贸易的增长，尽管尚难以确定利用供应链的现有机会是否已经用尽，或者其因扭曲性贸易政策受到阻碍。
这对全球贸易前景意味着什么呢？这项研究表明，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较快的经济增长通常伴随更快的贸易增长。未来五年，全球经济活动回升可能有限，因此，全球贸易疲软可能会持续。
即使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最终加强，贸易增长率也不可能恢复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因为在危机之前，中国和许多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增长非常高，贸易成本因政策合作和技术进步而下降，以及全球价值链迅速扩展。
让齿轮更加润滑
消除增长面临的制约应该是应对政策的核心。这不仅将提高总体全球活动，还有助于润滑国际贸易的车轮，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贸易会刺激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和跨境经济增长。然而，由于疲软的经济前景已经对贸易增长造成不利影响，贸易政策（例如，贸易自由化协定）仍然有意义，且应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同时，拆除剩余的壁垒将为贸易提供急需的支持，可以通过启动新一轮的全球供应链发展来实现。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有很大的空间，包括：
削减仍然较高的关税
批准和全面执行贸易促进协定项下作出的承诺；确定后多哈贸易议程之后的道路。进一步的贸易改革还应注重对当代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领域，如监管合作、减少服务贸易壁垒，以及利用跨境投资和贸易之间的互补优势。
为各方实现更公平的贸易
为加强对贸易一体化的广泛支持，捍卫一体化的好处，政策制定者应解决因海外更多竞争正进行艰难调整的工人和产业面临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实现过渡。这些政策包括足够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以及支持再培训、技能培养以及职业和地区流动的计划。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西方引领贸易繁荣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若贸易增长复苏，那可能也是由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所推动。
沃尔夫认为，全球化尽管没有逆转，但它失去了动力，尤其是从几十年来充当全球经济一体化引擎的贸易的角度来看。
贸易增长为何放缓？IMF《世界经济展望》中给出的答案，包括全球经济放缓、某些机遇消耗殆尽、还有保护主义，只是程度各有不同。
从1960年到2015年，按实际值计量，世界贸易平均增长率达到6.6%，同时产值平均增长率为3.5%。然而，从2008年到2015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按实际值计量仅为3.4%，同时全球产值年均增长2.4%。不仅贸易增速放缓，而且贸易增速与产值增速之间的差距也急剧缩小。
IMF认为，贸易额增长疲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同步放缓的结果。它还补充称，“在商品领域，85%的产品系列贸易增长放缓，其中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贸易增长放缓最为明显”。
IMF认为，后危机时代的投资放缓因此尤其显著，因为投资相对而言是进口密集型的。全球产值构成的变化帮助解释了世界贸易增长放缓程度为何比产值增长放缓程度大得多。总的来说，“从2003年到2007年以及从2012年到2015年，高达四分之三的实际商品进口值增长下降可以溯源至经济活动减弱。”
这种分析表明，只要世界经济和投资复苏，世界贸易就会复苏。然而，当前情况并非如此简单。IMF还聚焦于其认为重要的另外两个因素：保护主义，以及“价值链”内部贸易的较长期增长趋势在危机后停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一些经济体制造零部件，然后由其他国家组装——促进了生产链内部的贸易。这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衡量：一国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进口成分价值，加上该国出口给贸易伙伴国用于制造出口商品的材料中所包含的国内成分价值，然后除以出口总值。这个比率到2008年一直在上升，但自那以后停滞。这标志着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的跨境生产一体化陷入了停滞。
保护主义的情况与价值链的情况或许不是毫无关联。二者同样微妙。随着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削减关税协议，以及中国按部就班地加入世贸组织（WTO），平均关税下降的趋势在本世纪初停滞。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近年非关税的贸易壁垒有所增多。与此同时，自由贸易协定的覆盖范围继续扩大，尽管速度略有放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这两项最为宏大的贸易协定的命运依然相当不确定，前者虽然已经签署，但还未得到签署国的批准，后者则远未达成一致意见。
出于以上原因，IMF指出，从2012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而言，进口增速比根据贸易流动和全球经济活动的历史关系推导出来的水平低了大约1.75个百分点。此外，贸易增长放缓反过来也可能导致了增长（包括生产率增长）疲弱。
那么未来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达成新的大型自由贸易协议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障碍，无论是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协议还是TPP或TTIP此类诸边贸易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贸易自由化的热情下降。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今的贸易协定包含大量基本上与贸易无关的监管内容：知识产权是一个例子；投资者保护是另一个例子。更特别的是，如今有不少人认为，许多此类协定中包含的“投资者与政府间纠纷解决”程序代表着对民主主权的侵犯。最近瓦隆地方议会就是基于此类原因，反对加拿大与欧盟签署“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
比这种不愿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情绪更具威胁性的是，原始形式的纯粹保护主义的兴起。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就擅长发表此类主张。实际上，他表示，抑制进口将会奇迹般地恢复在美国“伟大”时期存在的制造业岗位。然而，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指出的那样，“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已持续了半个世纪”。随着美国制造业产值占整体经济产值的比重稳步下降，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整体就业人数的比例也相应下降，只是降速更大一些，因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快速。任何贸易政策都无法扭转这一趋势，它是受到需求变化和科技变革推动的。制造业只是重蹈农业曾经的轨迹。
如果幸运的话，此类思维简单的保护主义在政治上会行不通：它当然无法解决失业者和未来劳动者的困境。但贸易自由化再次兴盛遥遥无期。如果全球经济增长加速，贸易增长将会开始加速。但贸易增长明显快于产值增长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部分原因是扩大加工贸易的机遇已经消失，还有部分原因是大规模贸易自由化的时代已经结束。此外，如果贸易增长复苏，那可能也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推动的。西方引领贸易繁荣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
二、反全球化会愈演愈烈吗？
英国《金融时报》法兰克福分社社长克莱尔•琼斯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上月（9月）的某一天里，我们所认知的资本主义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三位人士的抨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全都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忽视了最弱势的社会成员的安全。
这三位经济自由主义的杰出捍卫者——他们所工作的机构都被视为隶属于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如今正在批评资本主义，这是对2016年政治情绪所做出的反应。这种情绪导致英国选择脱离欧盟，并使得“反全球化”政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更为广泛的兴起，特别是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把保护主义作为其竞选的核心纲领。
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德拉吉及其同僚们帮助创建的制度首次面临威胁。那些当权派以及许多选民担心后续的发展。
克莱尔•琼斯接着推荐了《资本主义的衰败》（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一书，认为这本书可以帮助解释为何会面临现在这种状况。作者是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教授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该学院以反对宣扬“自由主义”——主流经济思想的特征——而闻名。
克莱尔•琼斯认为，尽管斯坦丁的观点有些左倾，但他提出的许多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想法——比如统一的基本收入，即所有公民接受政府发放的定期津贴，无论他们工作与否——越来越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斯坦丁解释了资本主义是如何被搞得衰败的，因为许多人的安全遭到削弱，却强化了那些拥有社会大量财富的人的地位。如今体系受到操纵，使得那些没有多少财产的人也没什么权利。
他借用了凯恩斯对食利阶层的批评——大体上这是指那些依靠财产（包括专利和著作权）及投资所产生的收益生活的人。与凯恩斯一样，他希望看到食利阶层“终结”，原因是他们创建的体系既没有效率，又极其不公平。斯坦丁将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称为“无保障无产阶级”（precariat），这是指在全球化造就的食利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最没有安全保障的劳动者。
该书分析了为促进食利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各种方式。在作者看来，央行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制定货币政策，这种自主权突显出大多数人对金融力量完全没有控制力。就英国住房政策的不公而言——这是表明食利者权力的更为恶劣的例子之一——斯坦丁的观点引发了共鸣。最能体现作者远见的是讲述邪恶应用时代的劳动条件的部分——在这个时代，资本家用数据来监督和控制劳动者，连保障就业权利的样子都不做。
斯坦丁在该书结尾处写道，无保障无产阶级脆弱的今天就是所有人的明天。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在一篇文章中说，有时候，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从资本家的掠夺中解救出来。在缺少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变成了垄断机构，创新变成了寻租。今天传奇的“颠覆者”，设立了明天舒适的卡特尔组织。资本主义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能够良好运行；可是成功的资本家不太喜欢竞争。针对当前资本主义遇到的诸多问题，斯蒂芬斯认为，在全球化框架的反垄断和大企业的博弈是其中的核心。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初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为武器，向工业巨头展开行动。从那以后，反垄断法律时而有效、时而不太有效地保护着消费者的权益，从而使大企业的利润合理化。罗纳德•里根的政府拆分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科技和全球化使这场游戏发生了变化。世界最大一些企业的跨境活动，使维持公平竞争环境变得更难。全球化令避税机会成倍增加，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稀释了维持市场竞争的政治意愿。胆怯的一国政治家不愿与全球巨头和他们富有的游说队伍对抗。他们希望这些公司多交一点税，但不要多到让它们威胁把投资和就业机会转移到别国的程度。消费者和不具有特权的纳税人是输家。市场经济也成了输家。
欧盟委员会向前迈出了一步。在命令苹果向爱尔兰政府补缴130亿欧元税款之后，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成了近来的热门新闻人物。如果说这看上去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么应考虑一点：据估计苹果在海外、税务机关手伸不到的地方拥有2150亿美元现金。
经过漫长的调查，维斯特格得出结论，苹果与爱尔兰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税收安排让苹果享受了其他企业没有的优势，这违反了欧盟国家援助规则，削弱了竞争。她说，苹果公司在爱尔兰承担的税率仅为0.005%——不过，正在抗辩欧盟裁决的苹果否认该数字。
这家iPhone制造商并非欧盟委员会的唯一目标。该委员会也在调查星巴克、亚马逊和麦当劳的税收安排对竞争的影响。针对谷歌在欧洲的活动，维斯特格正在领导一项三管齐下的反垄断调查。谷歌享受着巨大的市场主导地位，其税务问题正受到多个欧盟成员国的审查。
如果说这些企业对调查感到愤怒，那就说轻了。当年的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认为他可与罗斯福分庭抗礼。出于同样的愤慨，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抨击欧盟委员会的裁决是“政治垃圾”。别说什么苹果通过无需对任何税务当局负责的“无国籍”实体转移营业收入了。库克似乎相信，他的公司处在一个比只有政治家或监管者的平面更高层次的平面。政府就应该让开路。斯蒂芬斯则认为，这根本不能使它享受特殊地位。
像苹果一样，谷歌始终坚称自己一直严格履行法定缴税义务。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只不过，企业的责任不仅限于严格遵守法令。市场繁荣发展的社会，是那些尊重比法令更复杂的常规习俗的社会。比如说，谷歌通过把在英国的销售额转移到设在爱尔兰的一家子公司，从而尽量减少纳税额，这或许是合法的。但这并非良好企业公民的作为。这会激起民粹主义反应。借用罗斯福的话：“当财富的聚集导致不公平时，能与其巨大权力匹配的只有民众作为整体的更大权力。”
迄今为止，在富裕民主国家掀起的民粹主义反叛浪潮中，政治家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但在这些运动的背后，隐藏着民众对于全球化和大企业行为的极度不满。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还是意大利的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其民粹主义信条都是经济民族主义：经济体系受到了操纵，所以要架设阻挡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路障。
公众认为，那些享受着全球化好处的公司，却超脱于对其他所有公司都适用的规则。全球化带来的所有不安全感由普通民众承受。他们对市场信心减弱，而民粹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民粹主义者拿出的万灵丹就是加强政府管制。
总有一些企业领导人信奉旧日“强盗式资本家”（robber baron）的传统，他们认为，他们的需要高人一等，民主政治是“垃圾”。他们得到了自由论者和拘泥于自由市场字眼的人——这类人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唯一宗旨——的支持。
罗斯福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观点是，资本主义需要合法性。只有当被认为有利于全国民众的福祉时，资本主义才能长期繁荣兴旺。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要说维斯特格已继承了罗斯福的衣钵还为时过早。但是，所有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它让苹果、谷歌这类公司的成功变为可能——的人，都应该称赞她为了恢复平衡而采取的勇敢行动。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则指出，自由民主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正在面临危机，不加经营会导致公民投票的独裁或富豪统治的崛起。
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会不会长久？沃尔夫认为，西方的政治发展令这个问题愈发重要——尤其是，在最重要的民主国家中，一位威权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获得了总统候选人资格。对于引导西方世界、并在四十年来一直吸引其他许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人们不能把其成功看作理所当然。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不复存在，会发生什么？
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前者是普选与牢固的民权及个人权利的结合，后者则是自由买卖商品、服务、资本及自身劳动力的权利。两者拥有一个共同信念，即人应该以个人或公民身份，做出自己的选择。民主制和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人有权发挥主体作用。人必须被视为主体，而不仅仅是他人行使权力的客体。
然而，同样很容易发现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民主制主张平等。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至少以结果来说是如此。如果经济陷入困境，多数人可能会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选择威权主义。如果经济结果变得太不平等，富人可能会把民主制变为富豪统治。
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要求不断扩大选举权的压力是并行的。这正是为何最富有的国家都是或多或少实行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广泛共享的实际收入增长，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和民主制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如今资本主义却发现，像这样增进繁荣的难度大多了。相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不断放缓的生产率增长却十分明显。这一有害组合令民主制变得不包容，也令资本主义丧失了合法性。
如今的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这也可以被视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任资本家自由行动，他们不会将自己的活动限定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如果机遇是全球性的，他们的活动也将一样。因此各种经济组织——尤其是大型公司——也是全球性的。
然而，正如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所指出的，全球化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权。他写道：“民主制、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互斥的：我们能够将三者中的任意两者结合起来，却永远无法同时、完全地拥有全部三者。”如果国家能自由地制定国内监管制度，跨境买卖的自由将会降低。
另一方面，如果移除跨境障碍并协调各国监管，各国的立法自主权将会受到限制。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尤其可能限制各国政府制定自己的税收和监管制度的能力。
此外，全球化各个阶段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大规模移民。跨境迁移会催生个人自由与民主主权之间最极端的冲突。前者表示应该允许人们迁移到喜欢的地方去。后者则表示公民身份是一种集体财产权，其获得由公民控制。同时，企业则认为自由聘用人员的能力是无价的。移民问题成为当代民主政治的替罪羊，不仅仅是不令人意外。移民问题注定会在国家民主制和全球经济机遇之间制造摩擦。
考虑一下全球资本主义最近令人失望的表现，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其对掌管我们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精英所受信任的毁灭性影响。考虑到上述所有这一切，对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长久联姻的信心似乎没有保障。
那么，代替这种联姻的可能是什么？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全球富豪统治的崛起，从而实质上终结国家民主制。正如罗马帝国一样，共和的形式也许会长期存在，然而其实质却会消失。另一个相反的选项则是非自由民主制或直接的“公民投票的独裁”的崛起。在后一种制度下，票选的统治者会同时对政府和资本家实施控制。这正是俄罗斯和土耳其正在发生的情况。接着，受控的国家资本主义会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不难看出哪些西方政客正是想走这条路。
同时，我们中那些希望同时保留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人们，必须面对多个严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推动符合现有企业的利益、严格限制国家监管自主权的进一步国际协议是否合理。对此，我的看法越来越与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教授不谋而合，他曾提出，“对于国际协议，不应以协调了多少措施或撤除了多少障碍评判，而应以公民是否被赋权评判”。贸易会带来好处，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贸易。
毕竟，如果要维持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经济政策就必须以维护多数人而非极少数人的利益为导向；全体公民应被放在首位，政客应该对其负责。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政治秩序的基础就可能会垮掉。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自由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需要一点经营。不能把它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
三、适应和促进增长，增强经济包容性
IMF总裁拉加德9月28日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演讲中提出，各国政府必须更加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保持经济开放。不能重新回到保护主义或过去失败的其他经济手段上。
拉加德指出，损害经济增长的政策会产生实实在在的不利后果，以贸易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贸易一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贸易的增长率一直是全球GDP增长率的两倍，但危机爆发后，贸易的增长低于于GDP增速。这主要是由于总体需求疲软，但过去五年里保护主义贸易措施的增加也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仍亟待得到促进的时刻，如果我们放弃贸易，我们就会扼杀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限制贸易显然是不当的经济行为。这样做不但不能帮助那些意在保护的经济部门，反而会使家庭和工人失去重要的经济机会，破坏供给链，并导致许多基本产品的成本上升。拉加德引用罗伯特•麦克唐纳（Robert McDonald）和贾尼斯•艾伯利（Janice Eberly）的论点指出，政策不确定性，包括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会阻碍投资，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驱动力。
历史告诉我们，这会对贫困人口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使实际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因此，我们必须扭转保护主义趋势，恢复支持贸易回升的环境——完成多边贸易协定，推进服务业和“新经济”其他领域的改革，如监管合作和知识产权。当然，我们同时面对的一个挑战是确保贸易带来的好处能够得到广泛分享，确保那些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人得到必要的支持。
拉加德还认为，我们的优先任务必须是，从长期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种被称为“新平庸”的环境中走出来。这种状态不利于金融稳定，不利于就业，并且，导致各国采取不好的封闭型政策。
拉加德不认同悲观主义者认为的“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已经耗尽”，她认为，相比人们目前普遍的认识，我们实际上具备更大的政策空间，有更大的行动余地。我们需要更充分地运用所有政策手段，并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手段之间的协同作用。
拉加德进一步阐述了“三管齐下”的战略，即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运用结构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使这些政策之间相互强化。
首先，需要针对每个国家确定一套结构性改革。相对于需要投入的政治资本，这些结构性改革将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起到最大影响。例如，打破零售部门和专业服务的垄断对经济增长有积极效应，特别是在经济下滑期。所有这些措施都应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以提高其政治可行性，并加快实现其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
其次，关于财政政策，更好的道路和机场、更多的电网以及高速互联网是现代公共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分。当前的低利率环境为实施这些必要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与2008年不同，我们目前不提倡采取普遍的财政刺激。基本原则是，具备财政空间的国家，如加拿大、德国、韩国等，应运用这一空间。不是所有国家都具备这种空间，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防范今后积累的债务问题。但即使是对于公共财政面临压力的国家，在给定的财政封套内调整支出分配也是有益的。比如，可以用研发活动税收抵免来取代经常性支出，这种税收抵免能够支持技术发展和促进创新。
第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当前阶段需要保持扩张性。货币政策除了在一般意义上支持需求外，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在基础设施投资由债务提供融资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能进一步促进GDP增长。事实上，相较没有货币支持的情况，GDP得到的促进作用几乎是两倍之大，并且债务比率将下降。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各国都必须遵循稳健的中期货币和预算框架。这种框架能够保证长期内的政策一致性，设定明确的预期，并能在不损害总体政策可信性的情况下实现一定的短期扩张。
拉加德最后强调了全球政策制定中一个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方面，它涉及政策合作，甚至是协调。她认为，目前的形势与2008年危机时的情况不同，当时必须采取迅速、大规模、协调的财政应对行动。
但由于“新平庸”状态不那么剧烈，它也就比全面爆发的危机更加分化和微妙。正如经济复苏到目前为止仍捉摸不定，我们当前的“新平庸”状态可能最终也被证明毒害非浅。为此，我们需要采取更老练、更协调的方法。原则很简单：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果断行动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由此产生的积极溢出效应将会相互强化。如果每个国家都努力促进增长，那么每个国家就能从其他国家的努力中获益，总体效果就会大得多。
拉加德希望，各国制订经济政策时，不要造成伤害，限制贸易和经济开放势必导致世界特别是最脆弱群体面临的增长前景恶化。需要进行根本性反思，探讨如何才能让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并相应采取行动。而更强劲、更好的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包容性。因此世界各国必须开展协调和合作。
国币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维特•加斯帕尔（Vitor Gaspar）、毛里斯•奥博斯特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和拉那•萨海伊（Ratna Sahay），则在一篇工作论文中系统地将经济增长归纳为三原则，即全面、一致和协调，这三点原则并非新观点，但将三点结合在一起会产生比分散使用更佳的效果。他们指出，各国在制订经济政策时：
第一要全面。即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同时使用。
第二要一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导致市场动荡和高负债水平，使风险增加到无法忍受的水平。执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时，政策制定者必须确定可行的机制，保证政策调整的时间裕度。而货币政策执行中，临时的、过度的通胀目标可以更快地帮助经济摆脱通缩陷阱，要有良好的向大众详细、透明进行沟通的策略。同样，在一个可靠的财政框架中，要说明短期支出的增加或消费构成的变化，与长期目标相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政府的债务水平，包括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相关的风险。
第三要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在面临冲击时，政策效果会更好。这个观点也是IMF近来努力宣扬的观点之一。
IMF的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和戴维•利普顿（David Lipton）也认为，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和屈从于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化力量，开展严肃对话和培育新的合作精神的时机已经到来。要通过合作重振增长，保住全球化的成果。在此进程中，全球和各国经济需增强其包容性，减少伴随全球化的经济不安全和不平等现象。在努力促进增长的同时，采取政策来帮扶穷人和那些因变化而失业或受到不利影响的群体。通过更好的协调来限制经济脆弱性带来的溢出效应；通过更强健的金融监管，防止对银行和资本市场的滥用；以及通过税务合作和协调，限制因企业跨境转移利润导致的国家税收减少。还必须打破国家和国际决策中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长期分离的局面。
2016年10月11日，包容性资本主义大会在纽约召开。IMF总裁拉加德发言指出，我们深陷在长期低增长的泥潭。2016年是连续第五年全球GDP增速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有太多的人觉得自己被甩下，质疑自己能否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特别是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一些民粹主义情绪正在升温，可能会转而反对经济开放。
但事实是，经济增长过于缓慢、持续太久，且太少的人能从中获益。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我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让全球化为所有人服务。这就要求动用各种政策杠杆，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以拉动需求、提高生产率和促进贸易。对社会安全网、教育进行投资，并对受到技术变革影响的人进行再培训也非常关键。政策制定者面临重大挑战，他们无法独自应对。
对于企业来说，应该如何认识，怎样做？拉加德认为，企业终究能够从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中受益，因为包容能够促进更加持久的经济增长并实现更广泛的繁荣。而且，企业在支持包容性方面独具条件。包容性和持久增长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不可分割。拉加德从企业所扮演的三个关键角色：领导者、雇主和创新者进行了解析。
从领导者的角度来支持包容性，就要改进企业行为和文化。领导者必须像重视价格一样重视价值，像重视资本一样重视文化，加大努力以消除不道德行为。通过更负责任的薪酬减少冒险，同时要杜绝逃税，抑制腐败，扩大慈善，共享繁荣。
从企业作为雇主的角度，在促进包容性方面所发挥作用的方面，则要在失业人数如此多的当下，企业创造和维持就业机会的潜力显得尤为重要，尤其要强调两个特定群体：妇女和青年。
从创新者的角度来看，企业有必要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包容性。尽管技术和包容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的争议，存在担心新技术的人会代替人的工作，但必须认真看待这些担忧，通过诸如投资于技能和社会安全网予以应对。同时，必须领会对技术创新的积极看法。若能加以利用，技术创新就能够支持包容性，创造机会让人们更多地参与经济并获得更多回报。如扩大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无疑能支持经济发展。
（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