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环境治理：助力还是阻力|学思

原文标题：产业集聚与环境治理：助力还是阻力——来自开发区设立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王   兵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聂   欣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摘要：理论上，产业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应该远大于其负外部性。但从现实看，产业集聚似乎伴随着河流污染、雾霾等诸多环境问题。面对理论与现实的“落差”不禁要问：产业集聚对于环境治理到底是助力还是阻力?对此，现有文献不仅未能达成一致结论，且研究视角大多停留在城市、产业等宏观层面，鲜有上述关系的微观机制研究。开发区作为中国最典型的产业集聚区，为厘清上述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视角。本文通过匹配河流水质观测点与开发区的地理信息，利用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设立开发区后周边河流水质出现了明显恶化，生化需氧量和氨氮污染物指标显著上升。进一步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发现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在设立开发区后出现了明显的规模扩张，而新进入的企业是导致上述扩张的重要原因。本文结果表明，短期内产业集聚的确可能成为环境治理的“阻力”，且上述环境污染现象更多表现为污染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排放”。因此，严控集聚区内污染企业新增产能，特别是严格把关集聚区内新企业的环保准入，是解决上述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以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解释了中国产业集聚区周边环境恶化的原因，同时为实现集聚发展与生态环境“双赢”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参考。

导论

现有理论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产业集聚对于缓解环境污染的积极作用：①新地理经济学认为，协同创新环境下企业间技术溢出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动力，相关清洁技术的扩散能够促进区域内污染减排；②考虑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集聚区企业也能通过治污的规模效应来降低单位治污成本；③从循环经济角度，集聚内部可以产生资源循环利用，从而减少污染排放。与此同时，大量经验研究也得出产业集聚能够达到环境治理效果的结论。但存在另一种现实是：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集聚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引擎的同时，却也经常伴随着河流污染、雾霾等诸多污染现象。而且，媒体上也经常出现对工业园区造成环境污染现象的报道。面对上述理论与现实的“落差”，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产业集聚对于环境治理到底是“助力”还是“阻力”?

现有文献对此问题进行过诸多讨论。一种观点认为集聚加重了周边区域的环境污染：Virkanen[5]使用芬兰数据发现工业集聚区会造成环境污染。Verhoef and Nijkamp[6]利用欧洲城市数据实证得出产业集聚与空气污染呈正相关。Duc通过研究越南河流周边工业排放数据同样发现，工业集聚是导致河流污染的重要原因。另一种观点则发现集聚有效缓解了环境污染：陈建军和胡晨光利用中国长三角地区数据发现，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优化区域环境。闫逢柱等利用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得出，短期内产业集聚能够有效缓解环境污染。陆铭和冯皓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同样发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能够有效降低单位GDP工业排放。李勇刚和张鹏基于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也得出产业集聚能够降低环境污染的结论。也有研究认为集聚与环境污染呈现非线性或者不确定关系：李筱乐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并且认为市场化是其中重要的决定因素。张可和汪东芳利用中国地级市数据研究了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认为二者呈现交互影响且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可以看出，现有经验研究并未在集聚与环境治理效果的问题上得到一致结论。

另外，现有研究可能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①指标选择问题。现有研究对环境污染指标的度量通常为污染物排放量，严格来说污染物排放“量”与环境污染之间本来就存在差异。这是因为，不同地区排污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不同，其污染物排放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则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利用污染物排放量度量污染就可能出现污染排放量减少而实际环境恶化的情况，从而造成研究结果与现实情况不符。②研究视角问题。现有研究大多使用省份、产业等宏观层面研究视角。上述视角虽然能够全局考虑集聚与污染的关系，但估计结果往往不够精确。例如，研究发现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缓解地区的环境污染现象，但却可能忽视区域内局部污染加剧的情况。③内生性问题。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大多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而此时往往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上述原因显然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另外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微观机理研究，现有学者试图从市场化、劳动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等角度切入，但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产业集聚区内，企业污染排放的机理始终是一个“黑箱”。考虑到目前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迫切需要相关政策工具的设计，而探究微观影响机制无疑是政策工具设计的重要基础。

基于此，本文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相关问题的研究下沉到园区和企业层面，通过匹配河流水质观测点与开发区的地理信息，利用大面积集中设立开发区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产业集聚区的形成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通过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得出了与已有大多数经验研究不同的新发现。研究结果显示，设立开发区后周边河流出现了明显的水质恶化现象，即短期内产业集聚的确可能成为环境治理的“阻力”；造成上述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是，河流中生化需氧量和氨氮污染指标的显著上升；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进一步发现排放上述污染物的企业在设立开发区后出现了明显的规模扩张，而新进入园区的企业是引起上述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中国产业集聚发展所伴随的环境污染现象，可能更多表现为污染在空间上的“集中排放”。而治污的规模效应、生产资料的循环利用、先进排污技术的溢出等产业集聚的环境治理优势，短期内可能并未充分发挥。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上述战略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资源的集聚实现规模效应，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目前中国同样面临调整产业结构和坚持绿色发展的双重压力。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实现工业集聚化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和谐共赢已经成为决策者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而本文关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研究可以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结论

本文通过匹配河流水质观测点与开发区的精确地理信息，利用中国2006年大规模设立开发区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产业集聚对河流水质的影响。本文发现，设立开发区后其周边河流水质短期内出现了明显恶化，河流中生化需氧量和氨氮污染物指标显著上升。进一步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该地区排放上述污染物的企业在设立开发区后出现了明显的规模扩张，而新进入的企业是导致上述扩张的重要原因。本文研究表明，短期内产业集聚的确可能成为环境治理的“阻力”，而且中国产业集聚发展所伴随的环境污染现象，更多表现为污染在空间上的“集中排放”。治污的规模效应、生产资料的循环利用、先进排污技术的溢出等产业集聚的环境治理优势，短期内可能并未充分发挥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现有研究往往以城市或者行业为研究对象，而以园区、企业层面的微观研究却非常缺乏[30]，缺乏上述研究视角存在的弊端就是难以揭示背后的作用机制，因此政策效果和现实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中国产业集聚最典型形式就是政府设立的各类开发区[31]，本文选择开发区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有利于探究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背后的微观影响路径，且研究结果具有很好的政策可操作性。此外，本文将研究对象下沉无疑丰富了现有产业集聚相关问题的讨论，而且有益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集聚的发展。②基于全新视角的研究有了新发现。已有文献并未在集聚与环境污染问题上得到一致结论，本文发现短期内产业集聚的确可能成为环境治理的“阻力”，而且其引起环境污染现象更多表现为污染的“集中排放”。③利用准自然实验的研究结果很好地降低了内生性风险，无疑也提升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化改革和坚持绿色发展的双重压力，这就迫切需要为经济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和政策红利。集聚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设立工业园区也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发展方式[32]。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现有文献中关于产业集聚与环境治理相关问题的讨论，也有力地支持了当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的产业转型。制度和政策优惠所形成的“选择效应”是开发区长期发挥其生产率优势的重要原因[33]，但政府可能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放松对入园企业的环保准入，本文显然对上述可能存在的行为敲了“警钟”。最后，本文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1)对于工业园区的管理，政府首先应当严格把关环境准入条件。根据本文研究，工业园区成立短期内污染企业的“集中排放”，是造成产业集聚区环境污染现象的重要原因。对此，各工业园区管委会应第一时间严格把关企业的环境准入条件。我们建议，各个园区根据自身环境承载力、资源能源禀赋、园区基础设施等情况，制定本园区新建项目的环境准入条件，从“源头”上遏制产业集聚区内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各级政府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采用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并不能忽视其伴随的各类环境污染现象，政府获取集聚增长“红利”的同时，决不能以牺牲短期环境成本、居民健康成本为代价。

 (2)针对目前已经存在的产业集聚环境污染现象，政府应该加快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的投入。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资源约束趋于紧张、环境污染问题依然存在的现实，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加大工业园区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式。污水处理等公共事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是“投入大、回报慢”，少有社会资本愿意进入。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既能解决社会资本的投入短缺问题，又能很好地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还能有效缓解产业集聚区内污染企业的“集中排放”问题。

 (3)各级政府应该加强质量整治，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从研究结果来看，工业园区周边河流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化学性污染物增加。对此，本文建议政府应该严格执行现有淘汰落后产能的产业政策，并且严控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对于园区内新、改、扩建项目要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来源，做到不得以“零排放”、“零污染”等任何类似名义为企业入园开绿灯。另外，集聚区生产资料循环利用、先进排污技术溢出等潜在优势可能并未充分利用，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激励、转移支付等方式促进上述潜在优势的发挥。

当然，本文的发现只是关于短期内设立开发区与其周边河流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考虑到中长期以及其他产业集聚形式的情况。在进一步细分开发区(企业)类型、丰富相关数据库的情况下，对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的理解肯定将更加透彻，上述问题还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

本文原文刊发于《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