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劳动力价格上涨和老龄化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

杨进  陈志钢

1.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2.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杭州310085；

3.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100081；

4.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810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中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且劳动力结构不断老龄化，它们是否会影响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呢，以及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效应呢？为了研究这些问题，作者利用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农户家庭的土地租入和租出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劳动力价格上涨会促进农户家庭的土地租赁。在劳动力老龄化层面，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分土地租入或者租出，或者分总样本、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均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并不构成显著影响。实证分析研究劳动力老龄化是否会加剧或者减弱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影响，回归结果也表明在统计学上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劳动力价格；老龄化；土地租赁

JEL Classification: J31; P23; Q15

一、引言

中国农业生产是建立在细碎化和小规模的土地经营体系上，伴随着当前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和农业劳动力的不断减少（蔡昉，2007），以农业机械替代农业劳动力和土地规模化经营显得愈发重要。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是农村经济的根本所在，它不仅仅承载着经济功能，还担负着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功能（罗必良，2013），很难在短时间内对其做出重大改革。在不触动中国当前农村土地经营制度背景下，农户家庭之间的土地租赁无疑成为了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最重要的途径。

在宏观经济层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导致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尤其从2004年开始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蔡昉，2007；Zhang et al.，2013）。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农民而言，意味着他们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上升了。从农户家庭的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如果从事非农就业的工资收入大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作为理性人，农户家庭必然会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增加非农就业的劳动时间，直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边际收益等于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边际收益，方可达到农户家庭的帕累托最优经济状态。随着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农户家庭不断减少其农业生产时间，当其剩下的农业劳动供给已经无法经营其拥有的土地数量时，则该农户家庭会将部分土地租给其他农户以获得租金，达到帕累托最优经济状态。可见，劳动力价格上涨能否影响农村内部的土地租出，关键在于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程度。另外，在土地租入的层面，劳动力价格上涨是否会促进农户家庭租入呢？假设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存在土地规模效应，即种植更多的土地，其获得的收益更大，所以，即使劳动力价格上涨，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成本上升，但是农户如果可以种植更多的土地，那么这些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也在增加，所以，按照以上逻辑，当劳动力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会促进农村内部农户家庭的土地租入。当然，这是理论假设，理论层面的分析还需要现实的经验研究来证伪，所以我们将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实证分析劳动力价格上涨是否对农村土地租赁构成冲击？

近些年来，中国的劳动力也逐渐显现出老龄化的趋势（齐传钧，2010；胡雪枝和钟甫宁，2012；胡鞍钢等，2012），是否农村地区的老龄化趋势也会影响中国农村土地租赁？从农户家庭的劳动供给角度来看，相对于年轻化的劳动力结构，老龄化的劳动力无法提供类似高强度的劳动供给。假设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老龄化影响了农业生产，假设农户家庭的土地数量不变，那么当农户家庭的劳动供给减少到一定程度，必然无法经营其所有的土地数量，如果无法继续经营，作为理性人，农户自然会将土地租出以获得租金，达到农户家庭的帕累托最优经济状态，在这种假设下就意味着劳动力老龄化会促进农村内部的土地租赁。然而，关键之处在于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老龄化是否一定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轻，意味着农户家庭依然能够应付其所拥有土地的农业生产，即劳动力老龄化不会影响农业生产；第二，如果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深，无法应付其拥有土地数量的农业生产，但是有农业机械的替代，则劳动力老龄化也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反之，则会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当然这两个推理依然是建立在理论层面，需要利用中国当前的农村现实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为什么要将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和老龄化两者同时纳入分析它们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呢？它们实际上是相关联的。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诱导部分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工作，剩下的劳动供给变少。假设剩下的劳动供给刚好能够支撑农户家庭所拥有土地的农业生产，此时农户家庭出现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劳动供给进一步减少，就无法支撑农户家庭所拥有土地的农业生产，此时这两方面的作用将使农户家庭租出土地。当然，换一种假设，即劳动力价格上涨诱导部分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农户家庭剩下的劳动供给依然能够远大于其所拥有土地所需要的农业劳动供给，则劳动力老龄化的出现也无法对土地租赁构成影响。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只有当农户家庭的劳动力供给刚好等于或者小于其土地需要的农业劳动供给时，劳动力老龄化的出现就会进一步加剧农户家庭的土地租赁行为。

学术界对土地租赁的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方兴未艾，一部分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土地租赁的影响因素，比如张照新（2002）、郭嘉和吕世辰（2010）、张忠明和钱文荣（2014）等对土地租赁方式和意愿的实证研究，以及一些专题式的研究如姚洋（1999，2000）和钱忠好（2008）研究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内部的土地租赁，谭丹和黄贤金（2008）研究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对土地租赁的影响，吴鸾莺等（2014）研究农业税费改革如何影响土地租赁。另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土地租赁对其他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比如王晓兵等（2011）研究农村土地租赁的发育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黄祖辉等（2014）研究土地租赁对稻农生产技术采用的影响。综合来看，已有学术文献鲜有从劳动力价格上涨、劳动力老龄化两个方面来对土地租赁进行研究。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大样本调查数据，选取2004年至2008年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湖南、四川、江西、山东和黑龙江5个省份的农户数据来研究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劳动力变化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RCRE）始于1986年，在各个省选取富裕、中等和低三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县，然后在县一级同样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层随机选取不同的村，最后在同一村内分层随机选取不同的农户逐年进行跟踪调查，详细记录了农户的生产和消费情况。在农村土地租赁方面，该调查问卷设计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指标，我们主要取其中两个指标进行研究，一个是“年内转包入的土地面积（亩）”，这个指标主要反映了农户家庭土地租赁活动中土地租入的情况；另一个是“年内转包出的土地面积（亩）”，这个指标主要反映了农户家庭土地租赁活动中土地租出的情况。

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第三部分描述农村土地租赁情况；第四部分描述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变化情况；第五部分实证分析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变化对土地租赁的影响，分别从农户家庭的土地租入和租出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然后再比较平原和山区之间的差异，最后再分析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劳动力老龄化的共同效应；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趋势

如上文所述，劳动力价格变化反映的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劳动力价格上涨意味着农民从事农业的机会承办上升，农户家庭成员的外出打工工资水平可以反映这个机会成本，我们使用农业部固定观察点调查的农户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工资水平来反映这个趋势。

对于不同农户家庭成员来说，其工资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取决于单个农户成员讨价还价的能力，为了消除这种个体之间的差异，而体现外部环境劳动力价格的整体波动，我们用村一级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工资中值来进行表征，以下在利用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劳动力外出打工工资描述和实证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统计，尤其在后面实证部分这种村级层面的处理，更能够体现劳动力价格对单个农户家庭来说呈现出一种外生性的冲击。

表1反映了五个省份的农户2004年至2008年的外出打工工资基本情况，从总样本来看，2004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工资水平的均值和中值都稳定在20元，逐步上涨到2008年的35元和33元，样本的变异系数也较为稳定，大约在0.26左右。就地区差异而言，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的工资水平分布没有较大的差异，也基本上都是从2004年的20元上涨到2008年的33-35元之间。

综合来看，农村内部的劳动力雇工工资和农民外出打工工资水平在2004年以后都呈现出大幅度上涨的趋势，尤其是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所反映的农村内部劳动力雇工工资水平在2004年呈现出一个转折加速的过程，这吻合了Zhang et al.（2013）的研究。

三、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趋势

从1997年至2012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除了劳动力工资迅速增长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宏观现象在最近几年内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即学术界广泛谈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由于中国国内没有公布每年不同年龄层次和性别劳动力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利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三次人口调查数据来展示中国农村劳动力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图1反映了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情况，所使用的数据为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普查是每10年进行一次，俗称“大普查”。纵轴是年龄变化，分成5个部分，分别是15岁以下、15至29岁、30至44岁、45至59岁，和60岁以上。横轴是比率，图形左边部分是男性占比，右边部分是女性占比。从图形来看，2000年时，中国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呈现出正金字塔形状。

四、农村土地租赁的基本情况

由于宏观层面没有相应的数据能够反映农村土地租赁的情况，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将使用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年至2008年的农户数据来反映农户之间的土地租赁变化情况。

表2反映了农村每个农户家庭的土地租入的基本情况。均值指标反映出每个农户家庭租入土地的数量随时间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从2004年17.6亩增加到2008年的20亩。中值指标的数值稍微较小，但也呈现出随时间增长的趋势，每个农户家庭的租入土地数量从2004年3亩增长到2008年4亩。从最小值和最大值来看，反映了不同农户之间的差异还是较大，最小值为0.1亩，最大值为225亩。

为了观察不同地理环境带来的土地租赁差异，我们将样本区分为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以观察它们不同的效应。从平原地区来看，均值指标也体现了农户家庭租入土地数量随时间增长的趋势，从2004年29亩增加至2008年43亩。中值指标也体现了同样的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7亩增加至2008年的30亩。个体之间的农户差异也较大，最小值为0.1亩，最大值达到225亩。山岭地区的数据也体现了同样的趋势，但相对于平原地区而言，每个农户家庭租入的土地规模要远小于平原地区，从2004年的4.2亩增加至2008年的7.4亩，中值从2004年2亩，增加至2008年3亩。

表3反映了农村每个农户家庭的土地租出的基本情况。相对于租入的情况来看，租出面积要 45 32587 45 14747 0 0 7935 0 0:00:04 0:00:01 0:00:03 7932远小于租入面积。但尽管如此，从均值来看，依然反映了随时间增加的趋势，从2004年3.6亩增加至2008年4.3亩。中值的变化趋势不大，从2004年1.7亩至2008年1.6亩。

从平原和山区的对比来看，平原和山区每个农户家庭租出土地的数量都呈现出随时间上涨的趋势，平原地区的均值从2004年4.9亩增加至2008年6亩，山区的均值从2.3亩增加至2008年的3.8亩。相对而言，如上表一样，山区的租赁面积要小于平原地区。

综合来看，除了租入和租出土地面积随时间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以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山区的租入和租出土地面积要远小于平原地区，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平原地区便于用机械替代劳动力，所以平原地区的土地租赁需求要大于山岭地区。

五、实证分析

本文在引言部分理论分析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劳动力老龄化在不同假设下对农户家庭的土地租赁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这一部分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实证分析它们两者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将使用农业部固定观察点2004年至2008年的农户数据进行研究。

实证分析策略将分为三块：其一，观察劳动力价格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分别就总样本、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予以研究；其二，观察劳动力变化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也分别就总样本、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样本分别研究；其三，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家庭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女性化都凸显着农村农业劳动力的逐步短缺，这两个效应是否有叠加呢？或者说家庭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或者减弱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它们的共同效应。

R4、R5和R6为有土地租出农户样本的回归方程，分别是对总样本、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分别做的回归分析。

在土地租入和租出的6个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到外出打工工资在总样本和平原地区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都在5%以上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出打工工资对土地租赁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结合引言部分的理论分析，意味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已经诱导了大量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其部分农户家庭在帕累托均衡的条件下已经无法维持其拥有土地的农业生产，导致其将土地进行租出。而另一部分农户则可以通过租入土地来提升其边际收益以平衡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效应。

在山岭地区的样本回归方程中，外出打工工资对农户家庭的土地租出和租入都不显著。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岭地区的土地细碎化更加严重，比如作者在湖南和贵州等地的考察，发现山岭上的农村土地常常只有几分田，这样细碎化土地在交易时交易成本可能远大于种植收益成本，即使农村劳动力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也很难诱导这种细碎化的土地进入市场流转。

点2004年至2008年抽样调查数据

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的实证结果来看，户主年龄在总样本回归和山岭地区的回归结果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越倾向租入土地，而不是租出土地。相反，在土地租出的样本回归结果中，户主年龄的系数为负，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越倾向不租出土地。综合租入和租出来看，表明户主年龄确实对农户的租赁行为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越大，则越倾向租入而不是租出土地。自从2004年以来农村年轻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剩下的大多是年龄较大的劳动力，而正是这些年龄较大的劳动力支撑了农业生产，越是年龄较大，越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年龄较轻的劳动力则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所以户主年龄的这个系数从这个层面来说，吻合了当今的农村现实。

户主教育水平在土地租入的总样本和山岭地区为显著负向影响，平原地区为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土地租出的3个回归中都不显著，说明户主教育水平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目前来说尚不稳健。农户家庭是否为村干部或者党员户，两者的系数在6个回归结果中基本都不显著，说明农户家庭的这种村庄政治属性对土地租赁没有显著影响。

农户家庭总耕地数在土地租入的3个回归方程中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都是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农户家庭自家拥有的土地越多，反而越倾向租入土地以扩大规模进行农业生产。在土地租出的三个方程中，总样本和平原地区样本都不显著，在山岭地区的样本回归中显著为正，综合来看农户家庭总耕地数对其决定土地是否租出的影响不稳健。农户家庭的总劳动力数在土地租入的3个回归方程中的估计系数为负，且都是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说明农户家庭劳动力越多，则越不倾向租入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另外，农户家庭的总固定资产在土地租入的3个方程中估计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农户家庭资产越多，则越不倾向租入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三）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

表6反映了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包含6个方程，在所有回归方程中，我们均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叉项，凸显使用面板数据的优势，以控制那些随时间和地区发生变化且不可观察因素带来的影响。R1、R2和R3为有土地租入农户样本的回归方程，分别是对总样本、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分别做的回归分析。R4、R5和R6为有土地租出农户样本的回归方程，分别是对总样本、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分别做的回归分析。

供给较少，因此除了考虑农户家庭老年劳动力的比例对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以外，我们还考虑农户家庭女性劳动力比例的变化，生成新的表征拥有较多女性劳动力的农户家庭虚拟变量“D2_女性”，农户家庭女性劳动力占比大于或等于0.5的设置为1，反之为0。设置这2个代表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虚拟变量后，再用这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乘以外出打工工资实变量，生成交叉项，以反映其交叉效应。

表7现实了估计结果，包含6个方程，在所有回归方程中，我们均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叉项，凸显使用面板数据的优势，以控制那些随时间和地区发生变化且不可观察因素带来的影响。R1、R2和R3为有土地租入农户样本的回归方程，分别是对总样本、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分别做的回归分析。R4、R5和R6为有土地租出农户样本的回归方程，分别是对总样本、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分别做的回归分析。

六、结论

本文在论述了中国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老龄化的基础上，利用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以及它们的共同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农户家庭租入和租出土地的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意味着劳动力价格上涨会促进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

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土地市场的影响，在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只有在平原地区农村劳动力价格才对土地租赁产生正向效应，而在山岭地区这种正向效应并不显著，山岭地区的土地特点是细碎化更加严重，比如作者在湖南和贵州等地的考察，发现山岭上的农村土地常常只有几分田，或者更少，这样细碎化土地在交易时交易成本可能远大于种植收益成本，所以即使农村劳动力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也很难诱导这种细碎化的土地进入市场流转。

在劳动力老龄化层面，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用实变量，还是用虚拟变量来表征，实证得到的估计系数均没有在统计学角度上得到显著的结果。在分析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是否会加剧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影响方面，我们采用农户家庭老年劳动力的虚拟变量与反应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外出打工工资的交叉项来表征其共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土地租入或者土地租出，还是在总样本、平原地区和山岭地区的样本分析中，都没有从统计学角度得到出显著的结果，说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并没有加剧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农村土地租赁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主要在于从2004年以来农村已经广泛出现农业机械化服务，即使出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象，依然可以通过使用农业机械化服务来弥补农业劳动供给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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