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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美国的衰落与世界体系3.0版的黄昏 ——兼论世界体系4.0版的全新可能

2017-11-20 张猛 中国经济学人


摘要: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三波推动,可视为三个版本的世界体系:分别代表了生产贸易、政商机制和资本运营的全球化。冷战结束与中国的改革打破了原有社会制度限制藩篱,以美国为核心为代表的全球化秩序达到巅峰时期。然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世界各国行政制度及相应意识形态构成了对全球化进程的刚性制约,而美国正明显受此制约走向衰落。新版本的世界体系呼唤着民族国家体制的突破与变革,也将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而中国将是新版全球化的领导者。

关键词:全球化;政商机制;资本运营

JEL分类码:  F02

 

 

一、全球化第一波:从初始状态到世界区域贸易体系的形成(史前~15世纪)


我们今天统称的全球化,实际意义是专指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如果回望人类迄今为止大约一百万年到三百万年的历史,绝大部分都应归之于史前史,而史前人类的迁徙过程实质上就是个从故乡向外辐射与蔓延的“发现”与扩张过程,就是一种生存意义上的全球化过程。这也就是说,人类群体从树栖转为地面生活后,就断断续续开始了生境的扩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史前史研究表明,人类迁徙求生的能力要比以往学者们预期的更强,人类文明的早期种子在各大洲的萌芽与传播也比过去判断的年代要更早。


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这种延长了的人类早期历史就意味着,会有相当长的年代范围,今人并不清楚自己远祖的经济生活状态究竟如何。如果从人类学者对无文字边缘社会的多方观察看,无文字并不等于不存在生产与交易行为。事实上,从非洲到北美到大洋洲,对原住民社区的研究不仅发现了初始状态下的生产与交易,连类似仓储、运输、交易中介物(准货币)、抵押、担保乃至仲裁等更复杂的市场行为也有发现。例如北美原住民的皮毛贸易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原住民的奴隶贸易,其发生发展其实要远早于欧洲人进入他们的传统社会。市场经济的初始状态就像生命与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一样,很可能会以多元化形式自发产生,并自行蔓延与扩张。当然,不难想象的是,在初始市场经济状态下,率先拥有文字的群体或曰社会将有机会获得实现更复杂经济生活的能力,进入强者更强的正反馈循环,也因此更有机会成为更大范围社会的核心群体,形成早期社会的强势群体集合。一个可以做出的逻辑推论就是,人类早期文明,包括所谓的“四大文明”,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这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的漫长历史阶段,除了记载形式(文字)的出现与通信载体的进步之外,其他形式的市场经济进步,包括交通运输方式的进步、市场机制的成长与市场知识的更新也是在累积成长,但始终还没有跨越地理大区域的爆发性突破。直到15世纪前后的世界,一个完整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还没有出现。但仔细检视区域内经济则可见成形的贸易网络,在东亚、南欧与西欧低地的若干沿海地带更是堪称发达,如南欧-小亚细亚的威尼斯、热那亚与君士坦丁堡,再如中国的泉州与广州。事实上,跨区域的贸易路径也已经打通,只是其疏通与运营状态取决于地缘政治与域内各国各地具体政经态势,时好时坏,远谈不上稳定。这些路径包括:


欧洲—西非线:欧洲半岛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西非沿海的贸易线,北向输出奴隶、黄金、香料和象牙,反向则是输入马匹、纺织品、粮食与手工制作的器物。


中东—南亚—东非线:印巴次大陆/波斯湾到达东非的贸易线,输入后者的象牙、犀角、豹皮、黄金与奴隶,运出中国的瓷器与印度的布料等制成品。


西洋—南洋线:阿拉伯半岛、波斯湾与印度到中国东南沿海贸易线:,输出香料、奢侈品、药材、贵金属和珍稀木料,大量购入茶叶、瓷器与丝绸等中国产出强势商品。


新大陆区域:加勒比地区及安第斯山区的贸易节点,以贵金属、红铜、陶器、饰物、古柯与农产品交易(甘薯、花生)等为主。


丝绸之路:中亚—内亚东连嘉峪关—长安一线辐射中国内地,西接今伊朗、土耳其一线辐射欧洲大陆。中国输出上述传统商品,输入贵金属、珍奇物件、偏方药材与香料。大体上这条翻山越岭的贸易通道只是在汉唐盛世与蒙元一朝畅通有效,其余大部时间受阻于中亚一带错综复杂的地貌阻隔与地缘冲突。自公元7世纪起,在地理上连接亚欧的伊斯兰世界一方面承担起丝路中间站的传输功能,一方面把控市场,使得欧洲人难以在东西方交易中大幅受益(来自中国的物品始终价格居高不下,成为贵族们的特权用品),但也同时高度激发了后者的欲望与想象力。所谓地理大发现的根本原初动机,就是欧洲人要取道另路,绕开伊斯兰世界,直接与“远东”的中国展开规模交易。


与此相关的不少新研究显示,因地理原因更 27 48954 27 13306 0 0 6808 0 0:00:07 0:00:01 0:00:06 6806投入航海事业的欧洲人,比较早接受“地球是圆的”的观念,曾多次反复尝试西向越洋接近东方。有记载显示,在哥伦布1492年登陆巴哈马群岛之前,已经有多起欧洲人驾船成功横越大西洋的记录。只不过,哥伦布一行人的特殊之处是肩负西班牙王室的经济使命,整个探险事业的实质是一个皇家授权公司执行的风险业务开拓。尽管哥伦布本人自认为其更大的使命是传教,但他事实上引领的商业模式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商业机制开始爆发性成长,其价值其实远胜过“发现”新大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人可以断言当年乾隆与马尔嘎尼使团的会谈错位是历史必然,而不是简单的观念认知上的阴差阳错。因为在此之前的两个世纪,欧洲的外贸商业经营模式已经铸成: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都是以皇室/国家授权、民间入股的形式建立了风险—收益明确的公司机制,以制度领航商业扩张。相比之下,受皇家指令、任务多重(也就等于不明)并且风险与收益之责权利机制均不明的郑和远航性质则截然不同。虽然,后者在15世纪初始,即以更好的舰船和更强壮的团队远航走过了同样不凡的跨区发现之旅。


由是,有国家授权与支持,由公司建制、风投模式引领,基于市场强烈的需求与想象,加上源源不断的创业者与冒险投机者的加入,看似偶然的“地理大发现”自此化作推进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

 

二、全球化第二波:政商变革机制下产业革命的兴起到全球化经贸体系的实现(15~20世纪)


如前所述,皇家授权—民间入股商业模式驱动下的“地理大发现”,自15世纪由一波一波的欧洲人递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球贸易线路的大连通。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文化信仰上的预设弱势以及政治建制上的缺陷,再加上文明遭遇中的被动性与突然性,包括外来疫病的大流行,美洲原住民文明面对残酷无情的殖民主义劫掠与屠杀没能构成有效抵抗,并在不长的时期内砰然溃决。这给了新生态公司制的欧洲商贸界空前的扩张与获利机会。大量的金银财富跨洋滚滚而来,新大陆的物产从辣椒到马铃薯再到烟草等也随之滚滚而来,非洲的奴隶贸易与新大陆的种植园生意接轨并沿前述通道进入全球贸易体系。


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有了“英国人从荷兰人手里借钱,自葡萄牙人手中买了茶叶,把纺织制品卖到西班牙,再以后者手里的墨西哥银元或者加纳获得的黄金付账给荷兰”一类的故事。再之后,就是欧洲多国轮流称霸,而后来居上的英国更是要直接延揽茶叶生意,并试图直接对华出口大宗商品。


正是在这样的大潮中,作为西方市场经济基本“单位”的公司制度加快发育,其中行业制度发育最好的国家荷兰最先显现出制度优势。仅仅一个多世纪之后,欧洲的财富开始向荷兰集中,发达的造船业与物流业一道把这个低地王国推上一个时代的海洋霸主地位。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崛起。这一时期,私人资本公司先是靠授权与纳税双保险起家,然后过渡到只纳税,更后来则几乎演变成独立王国,比如后来居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同一时期,在空前历史机遇的呼唤面前,欧洲各国开始进入社会转型期。这个转型还不是后来被英美主流社会所特别推崇的民主体制取代专制体制(那还只是一部分动态),而是欧洲各国的社会精英层(王室、贵族与宗教界上层)面对新时代催生的资本得利阶层的崛起,在本国体制内先后或主动或被动的采用或接受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双赢路线”,其基本要素包括:立法承认(新兴资本得利阶层为代表的)私人产权,认可后者以照章纳税换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改革不利于公司建制的原有社会典章与习惯,削减对最弱势群体的某种保护而将其推给新生资本食利层,以及在需要时直接出面支持国际竞争中的本国公司。


如同后来史学家所解说的,这个因变革而强国的动态在欧洲具有传染性:你不改变,就会落伍。结果,欧洲各国竞先出台类似变革,欧洲沿海诸国社会气氛空前活跃。由于各国各地情况不同,这样看似妥协的方案实际上都多多少少经历了长长短短的流血冲突过程。在法国,这样的冲突造成王国与共和国的反复拉锯,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惨烈的法国大革命。相比之下,英国可谓是柔性的另一极,王权与新兴资产阶级权益在光荣革命中经过宪法与议会机制得到比较稳妥的协调方式,但该国的农民却因此遭遇空前的困境,不得不投身或者说卖身新的行业,成为纺织、煤炭或钢铁工人。冲突传染到年轻的美国,最终也爆发了南北战争。结局如人们熟知的,新兴的资本得利阶层打赢了战争,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社会建制,特别是将种植园的奴隶“自由化”为产业工人。也与此同步的是,现代产业从公司构成到行业分野都在这一流程中逐步成形。


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正是在这样广泛的社会变革基础上,促使经济龙头由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时爆发的另一场社会巨变。从蒸汽机到电动机,机械化一步步升级,为企业带来近乎无限的成长能力,也因此给市场带来更大的碾压后果,和对新资源、新市场更强的需求与开拓心态。原来依托国家授权与支持的各大产业商业集团开始激烈争夺原料、劳动力与产品市场,其结果是随之而来的一轮几乎覆盖全球的殖民化。上一历史时期未能完全实现的贸易全球化,在此阶段事实上已经实现了。五大洲海路加铁路成为资本主义商业扩张的基本通路,原来的丝路贸易也自此沉寂。


不过,几乎在同一时期,自欧洲起源的与此相关的另一大社会变革给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复杂得多也同样巨大的影响,这变革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与扩散。展开有关叙事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但整个态势可以这样解读:工业革命的推进与贸易开始全球化的结果导致以国家(王国或共和国)为依托的资本集团在产业链各环节上彼此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并导致越来越大规模的武力纠纷直到爆发战争。在这种境况下,民族—国家体制(精确些的翻译其实应为国民—国家体制)因为明确了国民的责权利而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有着比传统国家强劲得多的全社会动员力。法兰西共和国就是民族国家体制打起的第一面大旗,并且在其启动后收获到了几乎立竿见影的效果:全民动员,同仇敌忾。法国的国力在变制后迅速提升。


这是另一场带有类似传染病效应的社会变革——不变革的国家在可能的战争中立显弱势(比如清廷对英国的鸦片战争,就是缺乏国民参与感。有历史记载表明,在有些场合,在前线看热闹的中国人甚至多于参战的人)。结果就是,民族国家体制在短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到全欧洲,而那些保留王国体制名义的国家,其实也已经不同程度改变了原来的体制性质:在民族国家体制下,国王的资产有限,权力也有限,王室家族只不过就是食利族中名分较好、份额不低的一员罢了。民主选举体制其实也是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才得以再次焕发生命力的。当每位成年国民得到一张选票的基本权利,他也因此要扛起保家卫国的基本责任。对于国家的实际掌控精英层,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全社会动员方案了。至于说民主是西方文化一贯传统的理论,已经有人论证这也不过是一种有实践意义的意识形态建树罢了。


全民动员,当然可以焕发更大的社会活力包括生产力与创造力,但显然也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与灾难。爆发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动员机制的巅峰场景。本文也将在后面谈到,正是这套结合了民主的民族国家体制,构成了市场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有可能是最大的发展障碍。

 

三、全球化第三阶段:资本流动全球化的实践与困境(21世纪)

 

“二战”结束后,世界迎来了民族国家体制全球化的高潮期。这是一个看似奇诡的演绎:本来,是欧洲的民族国家间战争导致了这场蔓延全球、对人类社会破坏性空前的大灾难,但这故事的结局竟是民族国家体制的全球化。反殖民、去殖民,民族独立,国家解放,成为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世界潮流,其中一个插曲或标志性事件就是联合国的建立。这联合国中的“国”(Nation)实际上是国民,民族国家体制中的全民主体。全世界各个全民主体会合在一起,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就是联合国名义上的用意了。联合国的更实质含义,则是收拾“二战”残局的几大国(主要是美苏两霸)搭起重建世界秩序的行政框架。

 

“二战”后很快现身的冷战堵死了联合国体制下独立发展各国经济的基本通道。在两大阵营下发展起的经济圈,曾有多年出现相持与比拼势头的图景。最终,相对僵化的苏东体制在一系列主客观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宣告不支,并直接促成了经互会伴随苏联与华约组织一道解体。对于后来接近席卷全球的自由市场经济大潮而言,美国牵头的关贸总协定(后来是世贸组织),加上与联合国前后脚建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是推动现行世界经贸秩序与金融秩序的几个最重要国际机构。经合会、G7以及晚些时候构建的G20则是一些辅助性的协调机制。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资本为杠杆连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按照既定的理念与流程,或深或浅介入了后者的发展规划与操作。名义上,前者是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通常也附有人文意义的商业项目提供贷款,后者则是监督发展中国家的财务状况,提供技术性指导并协助培训专业人员,必要时也提供救急款项应对经济失衡。


在更深一层意义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清算银行曾一道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建立并维护了“二战”后的世界金融秩序——一个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元为主要结算货币的经济体系。在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以后,美国依仗石油美元的强势机制,加上英美系在股市债市期市汇市的综合吸金效应,再加上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首强与军事首强的背书,依然可以通过这几间机构维护美元作为黄金替代物也就是准世界货币的基本秩序,并在维护美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为兼顾或平衡各国基本利益的专业服务机构。在实际操作中,这几家机构通常根据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对工作对象国提出先决条件性质的干预意见。多数情况下,这会影响到对象国的现实政治经济发展,差不多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金融政策多多少少要受到这三家机构影响。历史表明,很多国家被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顾国情的指导方案所羁绊,经常是达不到预期结果甚至局面更糟,但中国倒是其中少有的例外。


说到世贸体系与全球化的关系,美国“二战”后在冷战压力下,对欧洲施行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实行的某种扶助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促成了区域经济的可观发展。如果说,世界各国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或多或少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接受了某些教训的话,战后跨国公司与多国公司的建立与发展,以参与投资甚至交互持股的方式,形成资本利益集团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比起20世纪前半叶各国大公司一家独大完全排它的情况,也确实有所进步。发达国家的资本利得集团进一步发现,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设于发展中国家,或者干脆外包给境外国家,既可显著降低运营成本获得高额利润,又能减少本国环境问题,还可绕过工会麻烦,更能有效减免商业税负。如此,建立起以关贸总协定(后来演进为世贸组织)与经和组织这样的机制,制定出一系列国际间经济活动的市场规则以及配套措施,一时间看似皆大欢喜,利远压弊。


有了这样的驱动力与跟进措施,“二战”后不久的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了产业转移的尝试。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资本利得阶层只要维持有效管理,维护股东利益,并保证国际间资金流动畅通无阻,即可获得前所未有的利润增长空间。这样布局的实质意义,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即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20世纪80年代末,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拥护者自认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均大获全胜,历史终结,以资本流动全球化为终极状态的地球村理想一时间高歌入云,全球经济加速整合,而中国也恰好在这个时候加入世贸组织。


回顾当年的讨论与决策,中国于彼时是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加舆情影响,但也有基于自身国情之上对后发比较优势的信念,同时也是“八九春夏之交”以后打开国内外发展困境的务实举措。在经过15年艰苦而细致的入门谈判之后,中国于2001年才拿到了对方仍有某种限制条件而己方也有某种保留条款的“入世”门票。中国的“入世”,不仅仅大大加快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节奏,特别是大大提升了资本全球化的权重,也根本上改变了全球产业布局与市场图景,这几大影响合成后出现的后果,是西方经济学家与执政者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这种全方位的自由化开始在责权利多方面与曾助推经济发展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了内在冲突。


一方面,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与资本自由流动造成部分国家国内产业严重空心化,这直接并长期影响到本国中底层人士的就业与综合社会保障,而大牌公司与“高净值人士”却纷纷借此规避税收,乃至演变到影响到国家财政健康的程度。与此伴随的就是社会的固化与永久贫困层的形成。相当一个时期,西方国家的精英层即第三波全球化的受益者采取无视或漠视本国中底层利益的立场,但当这样的社会弊端扩大到足以影响选票的时候,政治上的变局就不可避免。在没有找到合理药方之前,以民粹主义诉求来逆转全球化进程,就成为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政界人士没有办法时的好办法。


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自由流动固然为其带来配置资源进入国际市场大循环的机会,但资本本身的高度流动性特别是短期投机为导向的热钱流动也往往成为区域内与国内经济大起大落的导火索。在这一阶段几次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中,亚太区与拉美区先后遭到重创。但中国却成为例外。中国“入世”15年过去了,世界各国多数专家学者以及主流媒体不同程度地发现,中国的高速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停滞与困顿,竟然形成了鲜明对照。几乎绝大部分经济理论家都没有预计到这样的图景。


无疑,中国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国的成功显然不是来自纯粹的幸运“搭车”。自1949年到2001年,中国以半个世纪两代人的努力,在做过多重试错、经过多重努力之后,于百年衰败后建立起一个可以有效作业的行政体系,维护了自己主权的完整,保有了辽阔国土与全球最多的人口(最大的智慧源、劳动力库与消费市场),也打下工业大发展所必需的国民教育与基本建设良好基础。不仅如此,中国在入世的同时精明地为自己民族产业与金融安全留下回旋余地与自卫空间。在此基础之上,中国不仅成功引进外来资本,开始学习到企业管理经验与市场博弈方略,更迅速建立起世界上唯一的完整工业体系,并成功抵御了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和2008年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甚至有余力伸手救助其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求未来的共同发展。在“入世”15年后,人们不但看到中国已经没有争议地站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席位,更可能看到,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因其具有一些重要优良品质,将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四、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


众所周知,当前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框架仍然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依靠一票否决权制管理的粗放与象征意义上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样的国际行政管理体系与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之间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彼此之间很不匹配。结果就是实际上看到的,世界经济秩序依然从属于地缘政治秩序。理论上的市场经济全球化,至今并未有一天在全球范围真正畅行无阻。人们不得不回首检视当今世界一个非常值得质疑的社会结构框架,就是近世诞生于欧洲的所谓民族国家体系。


由于民族国家的基本信念源于主权民有,在根本上撼动了传统社会君权或神权的合法性,所以自其兴起之日就带有极其强悍的全社会动员力。在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是王国、共和国还是民主联邦,元首(无论是国王、总统还是主席)都只是代表民意行事,无论他或她是象征意义的掌权,还是真正握有程度不同的实权,也无论他的任期多久,是否属意并保有权力家族传承。在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任何人包括国家元首与其亲缘集团,可以无限占有国家地域内全部财产。当然,这种变革如前所述源于新兴资本利得阶层的兴起。


民族国家体制以成文或不成文的形式,把每个成年合法国民的责任、权力、义务与利益清清楚楚界定出来,这是人类社会此前任一社会体制都没能做到的,因而它也被认为是极具现代性的社会体制。特别是配备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民族国家,具有很强的社会能动性与爆发力。在非常时期比如战争时期与自然灾害时期,它更有着难以替代的社会实用价值,这价值的要点就是群体的创造性与凝聚力。


但民族国家的核心观念同时也是个建立在排外基础上的封闭性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将一个人的社会责权利与其天然出生性质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与配套社会机制,不仅在思想起源上高度可疑,也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巨大危险。民族(这里是国族)的观念把人群按出生国人为切割分类,赋予不同的物理、生理、伦理道德、社会心理与经济法律上的定义与配套计划,这是相当荒谬的社会设计思路,是在和平与安宁的环境下禁不起反复推敲甚至可以加以摒弃的谬误。原则上,发生在欧洲并蔓延到全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那种可以动员起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几乎和民族主义在思想上同源同构,差别只是量级的大小。


无论是民族国家概念萌芽时期的英法之间、英德之间、法德之间,还是在近年来欧陆其他的民族国家之间,比如乌克兰—波兰—俄罗斯这一组,再比如南联盟解体后的巴尔干残局,都可以看到无数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与尸山血海。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可以理解战后在欧洲大陆的确存在各种深刻反思(尽管也存在各种装腔作势的流派,特别是利用福利机制捞钱的利益集团)。作为两次大战的策源地,欧洲人在一些精英层人士率领下开风气之先,试图针对民族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意在融合民族界限甚至最终消除国界实现平等相处。这就是欧盟兴起的大前提。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全球化大潮突破了以往的制度限制闸门,以不同力度涌向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或可发现,现存的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已成为阻碍这种全方位全球化的最大制度性障碍。这主要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原料、商品、服务、资本、信息与人员的流通,被国家之间各种各样的门槛的限制与阻挡,包括关税、签证、准入门槛、物理与信息高墙以及。其他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种种禁区,这就自然导致一个基本的逻辑结果,一个现实存在的常态不合理现象:这世界上大多数人不能享有为追求更好生活而迁徙越境的权利,而同时却也可能有少数人可以获得越境逃税避罪的机会而豁免任何应该追究的责任。


在更高一层意义上,那些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共同解决的重大全球议题,如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共享;又如铲除绝对贫困土壤,防治大范围自然灾害与流行病患,剪除毒品、军火、人口走私与洗钱等跨境犯罪活动;再如珍稀物种保护与繁育,共同开发深海深空资源,合作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与多元社会发展形态,携手投资于高精尖前沿科技项目,建设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交流大环境等,也都需要长期并且悉心的跨境合作。减少乃至打破这种那种的界牌与藩篱,是人类社会早晚要做的事。


无可否认,上述理想,有很多需要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做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只能做到某个区域或某部分人先于它地他人收获市场果实。在经济大环境恶化的当下,类似于“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因宣讲过于教条执行过于突兀,不仅可能招致反感抵触,也引发了多地比较激烈的反弹。在极端穆斯林恐怖主义笼罩下的欧洲多国,也开始出现了类似反移民、反多元化、民族优先、国族优先乃至纯化社区的呼声。所以出现英国脱欧为标志的逆向行动,固然有其特别的产生环境,但它也像美国社会一样,确实反映了相当一批全球化进程中失意者的声音。在民主票决制下,这种失意声音累积到构成有意义的数量后,就足以借助票箱左右政局。或可欣慰的是,在欧盟这块突破民族国家框架的试验田经受严峻考验的历史时刻,法国选民对温和路线投了赞成票,给了欧盟人以调整步履重新出发的宝贵时机。


直到今天,由于全球基本行政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体系,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是以本国GDP、人均GDP成长以及其他单一国家体制内种种国民福祉指标衡量执政者业绩,并以民主票决或其他议决机制决定其是否继续其执政。无论这种机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如何,其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负面阻滞作用已经清晰可见。这种把评价本国利益与评价其他国家利益割裂开来的做法,既不能排除孤立主义与闭关锁国倾向的倒行逆施,也不能排除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极端举措。


中国不是发达国家,加入全球化回头看是一件重大也正确的战略决策。但中国同样也存在国内各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在缺乏机会的弱势群体与感觉被逆向歧视的主流群体之间、在外来其他族裔搭乘中国顺风车与本土青年苦斗首付款之间、在同一国土不同待遇的港澳特区居民与内地主体居民之间,同样需要开放却又要务实的指导思想与具体策略。再早时候,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处理民族、宗教与地域事务上,中国也同样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过,作为唯一一个自古延续至今并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人类文明,中国在其历史传统上在处理不同信仰、对待异族人和不同文化时,其实也颇有一些明智的解读与稳妥的处理方式,仍然值得在今天借鉴。

 

五、世界政经发展对国际新秩序的呼唤


在较多讨论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局限性之后,不能不面对目前人类社会尚无力对其给予根本改变的基本现实。欧盟就已经是这样一个社会改革大试验区。这个大区虽然没有了眼前被颠覆的风险,却又不能掉以轻心,不得不保持灵活策略同时对付两条战线敌手:一方是穆斯林极端势力的威胁恐吓,另一方是各国既有族群中保守极端势力试图借机反弹甚至翻身。一旦社区观点之争升级为两个极端势力真刀真枪对战的战场,欧盟这个族群之间无界并存、多元容忍、共同繁荣的理想样本就难免会陷入社会理想的误区。欧洲,从巴黎公社到布尔什维克专政,曾一次次为社会试验买单付代价,最好不要再一次为社会改革付出沉重代价。

 

有意思的是,在目前世界经济前景不明的大环境下,各国涌现出的政界领袖大多是不精于言辞但务实肯干有执行力的一代人(比较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冒出来不少能说会道的政客,但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拿出亮丽的成绩单),从印度的穆迪、印尼的佐科,到埃及的塞西与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在美国本届总统改变整体战略,断然退出TPP,并声言重谈NAFTA的情势下,原来舆情预期中的中美率众对局场景骤然改变,亚太国家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脚步,适应新的世界经贸棋局。在这个意义上,5月中旬由中国召集的“一带一路”高峰讨论会恰逢其时,中国以自己不变的立场与坚定的信念向各国表示了开局的决心。美中两国这一退一进,也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世界各国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唤。


诚然,我们无法一一判断各国首脑与经贸界主流对这个新秩序的具体期待,但中国方面不妨以考察美国方面的错误与失败做起。以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精英话语与传媒舆情都在全球稳居绝顶优势的超级大国,究竟做了什么竟会导致如今的退潮之势?这里不妨试做评析:


(1)言行不一,或心口不一


在美国对外交往中,多大程度上是经济利益驱动,多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驱动(“正义的使命感”),多大程度上是交民主作业(回报选民或回报背书人),是个有意思的线索。现实世界里经常发生的是,基本是美国这样地位优越资源丰富的国家,也罕有机会同时得分。实际上,企图同时得分的举动常常带来得不偿失的效果。


举个实例,美国多届首脑信誓旦旦对民主政治的不懈支持,曾得到世界上包括中国国内部分舆情在内的不少声音之热情赞誉,认为其是灯塔国家、民主护航国,对苏东与阿拉伯世界颜色革命的支持与对萨达姆和卡扎菲政权的颠覆尤让人喝彩。但更多后续时局的发展几乎是明确抹黑了美国自身的形象。这里,都不用提及美国早些年对亚非拉左翼民主政权的颠覆与对右翼独裁或专制政权的支持,就是在近年,美国对发生在伊朗、埃及、巴勒斯坦与土耳其民选结果的不满及对伊拉克民主选举的公然干预,加上在反恐战争中对王国酋长国这种比改革派独裁者更传统专制体制的姑息纵容,就完整折射出美国另有自己日程与权重的实际考量。在这里,美国是心口不一,还是言行不一,赞美人士可以自行研判;但美国自身日程与权重的考量,基本上是为了一己之私,是自己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博弈造成的不同决策,而并不以国际棋局的实际需要为主要考量。


(2)重国内关系,轻国际友情


各种分析都可以让观察者得出结论,美国在国家安全角度最信赖最倚重的国家,除了英国之外,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几个英语西方主流价值观国家,也可谓是法德日意都不能比的亲密国家了。然而,就是面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任总统也可以为了国内政治考量(即民族国家內民主政治考量),不经协商沟通机制,对外直接翻脸,公开要求大幅度利益割舍(对方也是民主国家,对选民对舆情怎么交代?)美国对盟友的寡情绝义早有历史,这就难怪英、澳、加、新诸国在亚投行的立场最终不与美国一条战线。由此,二线盟友日本、三线盟友印度或不上台面的“盟友”中国台湾就需要格外小心了。


(3)轻启战端,鲜克有终


作为一个军事、经济与科技实力超强的大国,美国握有一手好牌。在太多场合,美国均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机会与把握。但美国偏不,宁愿牛刀小试,不愿上兵伐谋。这些年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卷入,经济账谈不上多合算(某些公司的利益不算),政治上则渐失国际舆论的理解与支持。这种情况的产生,不能不说与其国内政治的动态相关。


(4)面对中国,诚意不足


中国发展壮大到今天这步田地,中美关系早已不止是美国自己的一家事务。美国对华一有动静,会带动众多国家严重关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可能不管不顾,自行其是,不给中国也不给多国一个自己真实而稳定的想法。


上述问题,汇为一个实质问题,就是美国的所作所为,正确也罢,不正确也罢,都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制民族国家可能的作为。正因为如此,美国一方面有所得,本身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也很难超越自己,带领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共同发展的崭新阶段。


诚然,由于美国的超强性质,未来十年内中国不大可能超越美国(国际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要在大约十年后才与美国经济总量持平,人均GDP更要在数十年后才可追平。来自《中国经济学人》2017年第二季度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也支持了这个观点)。但综合起来,中国吸收美国既往的教训,应对自己立身立威大有助益。除了继续推动自身经济发展与促进科技创新外,中国超越短期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做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交新友念旧情,轻不言战而战则必胜,面对强手展现诚意,都是中国需从美国教训中借鉴之处。在此之上,中国如能进一步通过现有框架特别是通过创新机制源源不断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公共品服务,维护世界金融、交通、通信秩序,救灾救难,维护和平,并在不断扩大的对外合作中提升品质,稳定盈利模式,在传统精神遗产与当代社会生活磨砺中提炼出自己的系统思想,打造出独有的软实力来,则再度登顶、引领世界潮流可以预期。

 

六、世界体系4.0版:中国的成长潜质与发展方向


中国于硬实力快速增长之后发展软实力是大势所趋,这既是重中之重的任务,也是难上加难的职责。在时序上,软实力的发育很自然具有滞后性。但仍然需要强调的是,没有软实力的重建,中国不能完成文化复兴的伟大使命,最终也将难以维护硬实力的持久性。


对中国来说,清楚地认识自身承袭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明确交代,也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明确交代。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传统文明,中国文化也曾有临近几乎万劫不复的某几个危险时刻,而且极可能是因为自毁。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生存压力,使得一些中国人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耐心。在一些人的认知线上,中国社会的螺旋式发展不是生命力的象征,而是落后的标志。他们根本就不去设想,多少文明就是打算螺旋式返回,但是终究未成,不支倒地。且不论中华文明延续史是不是可以用断代史做一种表征,即便是断代史,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成了气候的朝代都是相当认真地看待前朝的覆亡,不只是在道德上自警自诫,是试图从制度上修正。中国主要王朝几乎没有再犯前朝的覆亡错误,从中就可以看出理性与心智的因素。从依旧具有生命力的历史遗产中开发资源,将是这几代中国人肩负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限于笔者的能力与文章的篇幅,这里无法全面论述可供系统整理与升级增值的传统优质资产,仅仅指出两个线索,供识者参考,实践者身体力行。其一是科举制代表的以全社会参与的经过考核实现的社会上行机制,另一个是以天下观为核心的对世界秩序的通盘认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21世纪中国人需要从中学习与发扬光大的是其实质内涵,而不是搬用具体形式或表述,更不是囿于传统,亦步亦趋。


论及科举制的意义,可以举一个内政管理案例说明。汉代七国之乱与晋代八王之乱,极大刺激了后来的社会精英层,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为自身利益还是为社会秩序,血缘关系并不可靠。起自隋唐的科举制度,正是当时中国人精心完成的一个顶层制度设计。科举制度的成功建树,不仅成全了唐朝的强盛,更再造了中国文化。自此之后,在中国社会的最深层信念里,也保存着对命运捉弄的不服,对天生血缘富贵的不信和对自身翻盘机会的梦想或期许。一个人不一定去漏夜赶考,也不一定投笔从戎,但他仍然相信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靠自己做些什么而改变命运,在人生的某一刻,因为某种测试,因为某种际遇,因为某种阴差阳错...然后,几千年的历史就满满讲述了这些非鸡汤故事。卖草鞋的、当和尚的、耍把式的、做小吏的出身,都没有关系。这样的观念并不止于私塾补习班,而是满满灌注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点点渗透进我们的语言之中。从“彼可取而代也”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今朝田舍郎,明日宰相堂”到“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这些文化心理都指着一个方向,社会上行的方向。这是一个保持上行信心的社会,这是一个经历过异质文化统治几代后仍可翻盘的文化。这种指向并不是个人的感触与情怀,而是国内外多少研究者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所见识并指出的。


科举制的另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它也直接和间接推动了社会的横向交流,这是中国能够在文化意义上维持住庞大人口而未分裂的一大软因素。直接推动,就是大江南北的文人,操着不同口音,皆可以用一纸文字沟通交流。其交流内容当然就不一定言必四书五经,有可能是诗词歌赋,也可能是市井杂闻。其中或有若干人成功题榜,也将是五湖四海走马上任,上任后,联系他上下左右的不是他的乡音,而是纸上的非拼音文字。以此为例,可以看到这个机制乃是横向与纵向支持社会的支柱或缆绳。这支柱或缆绳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期曾被齐齐斩断,但是不久之后又变相回归。再展宽视野,还可以看出,中国台湾有考试院,并且与中国香港、澳门、韩国一道都有联考或会考;还可以看到英美系也有近似的虽然不那么刻板的考试,从中考到高考到考研。回顾历史就不难知道,中国传统这种设计与这种精神,已然被西洋人有条件地消化吸收学了去,成为他们的社会上行机制设计元素之一。今天,我们重温这种精神,仍可将其视为未来社会发展中攻破永久贫困层的一部分重要而鲜活的文化遗产。


另一个涉及外交机制的传统观念,也已为若干学者所检视并重新提请关注其蕴含的价值。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天下观,以及相对应的朝贡制。对于历史上演化出的这一套观念与实践,今人已经比较清楚了其局限性乃至荒唐处,特别是明确注意到当年自我封闭的中国君臣自视过高、坐井观天且目中无人的取态。遗憾的是,与批评传统文化的同时相伴随的,却是对这一整套思想与可操作资源彻底的抛弃。论起来,天下价值观是与基督教普世价值观与共产主义价值观具有某种重要同构特点的:三种价值认识论均不以常规的利害尺度衡量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的相互关系,也都认为自己的理想最终可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与实现。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前述两种价值观所不同的是,基督教普世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都以自己思想体系的高标准衡量他人或其他社会,并不惜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强行推进统一的价值观体系,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倡导的是消极容忍式互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式寻求低标准上的共识,也就是底线共识。在天下观的大视野中,在外交方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不能或不必完全定量计算具体得失的,不能也不一定要锱铢必较、见利必得;一旦发生冲突与损伤,也无必要不顾一切去做即时性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国际关系,原本也是在适当条件下可以通过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机制得到彼此协调与共同维护的。以跨越民族国家的视野看,国际间的利益交集很多时候并不总是那么界限分明,有很多利益是彼此联系、交错与渗透的,是可以经过模糊、兼容并带有象征意义的妥协与互谅互让,给相关各方以未来发展空间的方式求同存异的。如果说,在国势衰微或者说思想库知识贫乏的情况下,鼓吹这种过高的境界与过宽的视野只是空中楼阁,不仅无益甚至有害,那么未来在国家昌盛富强,思想库资源与知识丰厚的条件下保有这样的导向,就有可能是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思想发育与制度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源。


换言之,借助于共同向前看的视野,彼此行为准则中带有象征意义的妥协与互谅互让,给相关各方各种未来发展留有空间,并以和平沟通方式求同存异的民族国家群体,更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具大跨度市场纵深的利益共同体,并可能逐步但最终抵达完全的全球化—— 沿这个思路看看现实的领土争端案例,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的提议,就不仅仅是一时的权衡之计,而更可进而演化为趋近全天下进步景观的有创意的执行方案。当然,这种思路在西方外交史的认知中是不可理喻的:一个海岛,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如不能确定可以仲裁,如不服仲裁就拼实力。更进一步说,民族国家的主要“合法性”之一,就来自国家疆土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模糊自己的疆界将冒着失去合法性的风险—— 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群体地域的沧海桑田,难道西方人这样僵化的信念就不容今人质疑吗?究竟是哪一种视界更接近人性更适合协商解决?如果说过去这样问是对西方的无知无畏,是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今天再提起来还是如此吗?如果多年之后,竟又是原来兵戎相见的双方结为共同体,那当初为此付出的流血牺牲,究竟意义为何?推而广之,进一步想,西方以公司责权利精致管理的形式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是否已经不适应多变的社会变化与复杂的新形势了?


简单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世界各国行政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现在已然构成了对全球化进程的刚性制约,而美国正受此制约走向衰落。新版本的全球化体系有待于国际秩序与各国国家行政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及随后传导的国际链式反应,生成一个兼容过去、迎接未来发展的世界体系,可以称之为世界体系4.0版。在这个新版本的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依然存在,但它只是一个更大发展体系下的一个责权利有约定、有界限的功能单位。那些超出民族国家的大事(环境、新能源、走私、逃税、网络安全、跨区域投金融监管、健康与老龄化管理、战争与和平、深海深地深空探索与开发等)将交由国际组织或协调合作管理机制来处理。


世界体系4.0的演化进程,就是由走向金融体系全球化的民族国家系统完全转向一体化地球村的过渡过程。世界体系4.0版的终极演化目标,就是地球村框架下的人类大同(世界体系5.0),一个包含文化多元化与社会亚结构多样化然而在根本的政经发展、安全与和平议题,以及人类共同福祉上达成底线共识并构筑起可持续、可更新机制的世界大同。这个过渡时间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类社会发育出来的不同文化群调整与适应新全球化新结构的时间长短。在这个江河汇海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将具有领先群伦的经济发展基础条件,也很有希望借力于其积淀数千年的丰厚思想文化资源,率先完成自身迎接世界大同的这个调整与适应过程。


回到身边的现实世界,在21世纪的国际环境下,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的一个光荣历史使命,就是不仅仅以自身的充沛活力与创造力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也要在制度框架方面拿出更多有活力有创造性的备选方案来。在小社会结构(公司或机构)层面,我们应厘清对股东或法人、对工作团队、对业务范围内所有人,以及对大社会公众的适宜的责权利与义务规范细则;在民族国家层面,则在不损害更不牺牲现有民族国家共同体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突破狭隘的主权观念,迎接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天下时代。


行文至此,笔者强调几个基本关注点,这极可能是中国文化除旧布新焕发生命力的所在,也就是其价值的体现:


(1)研究中国文化,古人经典文献固然重要,孔孟老庄,墨法阴阳······但更重要的是留下贯穿千年形迹的那些至今在民间社会依然鲜活的思想、认知、价值观,要特别看重那些跨越阶层跨越地域的共识。


(2)将更多精力发放在理解与认识传统机制的设计与运行上,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弃取,是否需要升级改造。机制的社会意义往往远大于说教,尽管机制的缘起可能是因为某个大家流派的理念与说教。


(3)几千年过去,中国文化中一定有当年合理如今荒诞当初精华如今糟粕的成分,需要细致整理清除,给出合适的淘汰解说。


(4)外来的学说与叙事,成套的思想体系不可能不理睬、不学习,但西方迄今的人文社科理论并不存在绝对真理。学习、消化、吸收西方文化包括理论精华,并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元素,特别是上述活的元素想融合,乃是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注意批判并扬弃西方思维中僵化与不切合实际的套路。


(5)专门提一下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是比民族国家更有希望经过修正得到发扬的认知:有些权益可以不必分得那样清晰(有时是不能够,有时是不值得),有些权益可以交互持有,有些权益是可以诉诸于将来时态的。同时,由于其不裹挟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内核,中国的新天下观将比基督教普世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更有希望得到普遍的理解与接受。

 

七、结论


本文对全球化与中国的发展作了历史性的回顾,提出既往曾拖累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今后却有可能成为克服西方观念局限性的那些积极因素。走过了几千年的中国文明,极有可能引领人类社会超越资本充分流通的全球化时代,为最终走向世界大同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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