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税改法案终获通过
经过几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连续审议(vote-a-rama)”，于12月2日凌晨1点50分，美国参议院以党派划线投票（除共和党参议员Bob Corker一人之外），以51:49票的结果通过了税改法案。保守派称这是立足中产阶级利益、会给美国带来经济繁荣的跨时代税法改革，自由派则觉得该法案讨论时间仓促、以给富人和大公司大幅度减税为主要特征，并有将美国推向更大的国债重负的危机。
Bob Corker投反对票的理由是，根据国会税务委员会的计算，即使经济按期望的得到稳定增长，该税改也将在10年内给美国增加1兆亿的国债。作为反扩大国债的鹰派，他反对该税改。参议院版本的税法被改到了最后一分钟，主要改动有：
税改的背后，有党派的分裂，也有经济学的复杂带来的各种理论的争鸣。本文综合自由派和保守派两边的观点，分析此次税改对于个人和美国未来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税改与刺激经济
相对于给个人减税方面的政策调整，本次税改另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是给美国大企业带来的税务减免。这一套政策的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保守派的核心经济理念之一，“滴流理论(Trickle-down economics)”基础之上。
“滴流理论”最早出处是美国大萧条时期，喜剧评论员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调侃当时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的经济政策时，创造的这一说法。事实上，但凡符合不成比例倾斜性地在短期内为富裕的企业和（或）个人提供优惠，不过出发点是为了长远角度能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的经济政策，也可以归为基于“涓流理论”的政策。比如，美国2008年对银行采取的救助(bailouts)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
“滴流理论”的一个理论依据，来自经济学家Laffer提出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显示税率与国家税务收入是钟形关系，税率太高和太低都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缩水。只有税率在适当区间的时候，才能给国家税务收入带来最大的效应。
那么，在不同时期，如何定合理的税率区间，就是一个考验政策决定者经济智慧的挑战。美国历史上，里根时代是涓滴经济最著名的一次实践。在1980年至1988年间，里根政府将最高个人税率从70％下降到28％。 与此同时，1981年至1989年间，联邦总收入从5990亿美元增加到9901亿美元。确实给拉弗曲线提供了实践支持。但是80年代的经验，并没有证明给高收入的减税，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经济改善有必然相关性。
美国从二战到现在，国债的减少和增加，分水岭恰好是八十年代。从二战到里根之前，美国的最高收入税税率处在98%-70%的高位阶段（下面，图A中绿色线所示），那个时期恰好是美国国债一路下降的时段（下面，图B中二战时期到1980年）。里根开始，最高税率被逐步降到30%左右的区间（图A右侧红框所示），之后的总统也都少有大幅度改变。结果，减税与美国国债一路攀升的过程（图B，1980年到现在）恰好吻合。虽然经济问题不能用完全简化的方式去判断，但是这个“巧合”却是值得注意的事实。
图A
图B
二战到现在的历史也说明，美国在国债超过100%GDP水平的时候，采取减税拉动经济从而期望减债的做法，并没有历史上实践过的先例。上一次二战期间，是采用加税降低了国债。现在随着新税法的通过，我们正式进入一次前所未有的经济实验。
同时我们看到，虽然里根时代的减税法案与共和党这次减税法案都是“滴流理论”的产物，但是也存在细节差异。里根时代的税法改革花了两年时间辩论才得到国会批准。而川普政府的税改也就几个月的讨论时间，便顺利通过。三权分立在一党全面占优下制衡没有达到最高效率，对于国家这是促进了让占优方充分发挥效率，还是让另一半国民的声音传递不到立法层面从而给未来遗留下隐患？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比较遗憾，在共和党议员内部辩论中，以田纳西州参议员Bob Corker为首的几位提出设置保险措施，一旦减税刺激经济的效果没有达到期望值，就提高税率以对冲减税导致的国债加剧的建议，最终却没有得到采纳。共和党迫于这一年来，川普政府在立法层面上没有重大政绩等各种压力，用党性战胜了大部分内部的异议和分歧，除了Corker议员之外全部支持了这次美国几十年里幅度最大的税务改革。
这次税改虽然从个人税率层面有偏袒富人阶层的各种迹象，但是从企业税率角度，不少分析认为不乏亮点。
《Business Insider》杂志11月29号转登了共和党和川普推特上公布的137个偏保守经济理念的专家学者支持税改的联名信件。看名单基本为各大学的教授，好几位退休的，来自顶级名校的教授少于10位。不过2天后，有爆料这个名单里面有个别人是不存在的空名，而有的根本没有经济研究的背景。该信件的核心信息，认为美国过去10多年的企业税率在同类发达经济体中处于高位，直接导致4700家企业迁离海外。与此同时，美国企业采用不增加甚至变相降低雇工工资水平的方式减少成本，则给大量美国蓝领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支持税改的经济专家们认为，此次税改在企业税上从目前的35%降到20%， 再加上各州和地方性税务抵免上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实际上会把企业税率降到15%。这一系列的有力作为，将让美国直接跻身同类发达国家中企业税率最有竞争力的行列。会改变美国过去十多年因企业税率太高而缺乏竞争力的现状。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的数据，GDP每增长0.4%，10年内的国内财政收入就会增加超过1万亿美元。 保守派分析认为，如果未来GDP达到2.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综合其他支出后，总体上对于平衡此次减税带来的1.5兆亿的财政赤字也将有盈余。换句话说，GDP增长如果能超过2.5%，美国就可以转入降低国债的轨道。因此，这次税改成败都押在了刺激经济上。对于此次税改，大部分保守派认为能带来的GDP增加，预期在3%-5%之间。但是芝加哥大学最近对38名包括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内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民调显示，只有1人对税改将带来经济繁荣持乐观态度。
综合来看，共和党主刀的此次税改，直接影响是让富人首先大幅受益，期待让中产和低收入人群成为经济繁荣后的间接受益者，实现全民皆大欢喜。从保守派角度，是一次百年难遇的对涓滴经济的实验机会。
税改对中产的影响
以前我们分析过，尽管都是全面减税，跟历史上里根时代的税法改革比，80年代主要集中在对中产和穷人的税率减免上。而此次川普的税务减免，照顾富人和大资本上更突出。根据联邦税务委员会和CBO的计算，到2027年，收入在4万到5万美元的人将多缴纳53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在5万到7.5万美元的人将多缴纳40亿美元的税收，而年薪10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将获得58亿美元的减税。
保守派则否认该税改不是面向中产的质疑，指出该法案将家庭不缴纳税款的收入门槛提高一倍到24,000美元; 将儿童人头税务抵免加倍到2000美元; 并将面向中层收入的一档税阶从15％调到12％，这些措施都是给中产减税。这些说法乍一听有道理，但是其中出现了几次置换概念和避重就轻。
不妨回到“滴流理论”上来看，该理论的核心点之一就是先让大资本和富有人群拿到钱，才能触发往下的trickle down。所以，该税改如果是先为中产服务，那么就不符合滴流理论中最富有的人最懂带动社会经济进步、因此需要最先被减税的基本出发点。
相信提出税改法案的，是确实真诚地期望搞好美国经济，他们同时也是真诚地认为富人和大企业才是最懂如何投资也是最该先拿到更多退税的群体。首先碰杯的是富裕阶层。至于说中产会被该税改照顾，那是第二波效应，是在经济锁定繁荣后才有保障的结果。如果刺激经济发展一旦没有实现，此次税改的弊端将包括：进一步加大美国已经处于发达国家前列的贫富差距；国债继续超越二战水平直奔新的历史高点；中产和底层人民承担税改失败的后果、美国政府通过削减公立教育、医保福利、公共交通投资等开支，以减少赤字补上财政漏洞等方面。中产阶级，系好安全带，新一轮寻宝大冒险已经开启。
80年代开始，美国最富裕1%阶层占有的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将美国贫富差距送入全球前茅。
税改对医保的影响
参议院最终将奥巴马医保中涉及税务的部分——不购买医疗保险的人群将得到强制性税务处罚的条例废除了。表面上看，可以为政府节省对买保险人群的补贴，省下几百亿美元的开支。
保险费用要得到下降，是基于参加保险的人群基数的增加这个简单事实上。一些人不想买保险，赌的是自己身体好，不用上医院。这种拿身体赌概率的事情，一旦出现意外需要就医，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会带来大的负担。让那些不想买保险的人失去一个税务处罚的可能，就会带来参保人员的下降，最终结果导致奥巴马医保成本急剧上升。这就是会造成未来更多人失去医保的原因所在。这一举措，确实对奥巴马医保有釜底抽薪的影响。也是CBO计算出1300多万人未来会失去保险的原因所在。
简单说几句，主动不想买医保的人数增加，也会间接波及到有保险的人。没有保险的人出现不得不就医的情况的时候，通常选择去看急诊(ER)，导致美国急诊室排队时间超长。真的要看急病的病人经常可以等上8小时甚至更久。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这些无保险的人带来支付不起高昂的急诊费的情况，医院只能把追不到的账务分摊到其他病人身上。也导致医疗费用滚雪球。
税改的其他影响
政教不再分离：1954年约翰逊法案（就是后来成为总统的约翰逊）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禁止教会、神职人员和非营利组织参与政治有关活动。此次税改废除教会迫于该法案将要受到的税务方面的惩罚，为宗教干预政治提供便利。这给基督教参与政治行了方便之门，同时也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干政打开了窗口。全美教会和非营利组织一年有高达17亿美元的资金收益，此次解封，可以让宗教重新成为政治的大金主。回到50年代以前政教结合的日子是种什么体验？
堕胎进一步受惩罚：赋予人胚胎新的权利，一些堕胎行为将受到税务方面的惩罚。
教育受到的税务影响：研究生减免的学费部分需要计入收入并征税；学生贷款不再享受税务减免优惠；废除教师购买课堂用品的补贴；高校接受的捐助(endowment)资金也要开始收税。11月29号，全美有40多所大学100多个组织的师生走上街头抗议税改法案。
几个小动作：给私人飞机拥有者、高尔夫球场主（谁是高尔夫迷？）提供税务减免。骑自行车上班不再有税务补助。除军人外，搬家安家费用不再可以抵税。
深蓝州成税改“灾区”：废除州税和地方税本来享受的联邦税务上的扣除减免，即SALT，等于“双重收税”（以加州、纽约、新泽西等大力偏向支持民主党的州受影响最大）。促使他们缩减教育、医疗、公共交通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开支，以达到缩小政府规模的目的。
房地产业受到的影响：由于税改将自住房交易收益增值部分头25万美元（个人，家庭则是50万美元）免税的条件，从原来的拥有5年以上住满2年改为拥有8年以上住满5年，对于炒房族将是伸手一拳。
慈善业恐受影响：提高慈善捐款的抵税门槛，不少慈善机构对此表示担忧，怀疑美国慈善业积极性将受到冲击。
既然木已成舟，我们（哪怕出于一厢情愿或者出于阿Q精神）祈祷一切如意吧。这受政策影响的十年里，可以选择努力做富人成为铁定被减税惠及的人群，也可以选择等待未来。因为，如果减税结果不好，十年以后会全民加税，就熬到了享受富人同级待遇——同是天涯被涨税人的那天了。
（撰文：《美国华人》专栏作者moonpolar）
延伸阅读：
《特朗普税改法案终获通过，对中国的四大影响（含人民币与房价）》
来源：秦小明(ID:xiaoming_qin)
这是全球经济在2017年最后一个月最重磅的事件！
特朗普税改法案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两点，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周六凌晨两点，获得了参议院通过！投票比例为51:49。看得出来，议员们是在经历了漫长而激烈的辩论后，才通过了该法案。
此前，众议院已经通过一个版本的税改计划。而今天参议院的放行，正式标志着美国近30年最大的税法改革，即所谓的特朗普税改法案，尘埃落定，获得通过。
根据最新的美国税改法案，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同时个人所得税也会有不同档级的下调。预计特朗普会在2017年底之前正式签署批准税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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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的影响
首先对于特朗普个人而言，税改法案的通过，对挽回其在国内的声誉具有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
自上台以来，特朗普在政治上并没有做出多大成绩。除了签署一些行政命令之外，可谓「一事无成」。特别是一开始雄心勃勃的医改计划，也在屡次努力受挫后，最终失败。
而如今，税改计划的通过，将大幅提振特朗普的政治声望，可谓挽救其于「危难之际」。事后来看，特朗普的税改法案，可能是其在任内最大的政治遗产，即使放在美国历任总统的政绩当中，也算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次，对美国经济来说，税改法案的通过，更是重大利好！
减税将为美国经济继续强劲复苏，注入新的动力，是一针扎扎实实的强心剂。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减税会刺激企业投资。
降低企业所得税，会间接提高美国本土产品在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美国公司获取更多市场份额。最直接来说，减税会增厚企业利润，企业可用于再投资的资金增加，这会直接刺激企业的投资。
第二，减税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费。
除了企业本身因为税负降低后带动的居民「被动税负」（即企业转嫁给工人的税负）的降低增厚居民收入之外，本次税改法案也有直接针对居民收入降低税负的措施。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税改法案将使得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都会获益。
税负的减少，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美国，意味着总消费的增长。
而消费和投资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国宏观经济总量最重要的部分，而特朗普税改对消费和投资，都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回流。
特朗普的施政方案中，一直包括致力于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从而带动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
如果没有配套的税改措施，在此前的「属人制」的税法框架下，跨国公司海外利润回流，会面临巨额税负。这样，自然不会有公司愿意回迁。
在特朗普税改法案里，「属人制」改成了「属地制」，也即是只要在海外已经缴税，美国企业转回本国就不用再缴，此举会刺激美国企业利润的回流。
美国企业利润的回流，自然会带动国内的企业投资和就业，以及最终居民收入的增长。
对于税改带来的可能影响，税收基金会估计这样的税改计划将令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逾9%，令实际薪酬增加8%，此外还能创造至少200万份新的永久的全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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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核心腹地，如此重大的税改政策，必将对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造成深远影响。
早在税改法案刚提出之时，德国法国就纷纷发表声明声称：“此举将对本国企业造成严重冲击，德、法无法接受特朗普这么大规模的减税”。
在特朗普减税计划正式得到立法通过并落地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将不可避免地跟进，有望形成一轮全球减税浪潮。
原因很简单，美国市场的税负降低，如果其他国家不变，逐利的资本自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市场进行投资，其他国家就会面临资本流失，投资降低，进而就业面临压力的问题。
事实上，在特朗普推出税改计划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推出自己的减税计划来应对：
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本届内阁已宣称，至 2020 年将企业税下调至 17%。在印度，莫迪政府推出了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减税计划和税种减并改革。而中国则一直在降低企业的各种中间「费用」，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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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影响
主要有四点影响。
第一，刺激在华的美国资本回流。
由于更低的税负环境，更透明的政商关系，以及对冲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在中国的美国资本，将更有动力撤离中国，尤其是在特朗普税改法案里对海外利润回流的税收框架的改变，会更进一步刺激美国公司的撤离。
美国资本的撤离，一方面会降低就业和居民收入，但另一方面也给中国本土企业以新的发展机会。
事实上，在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不少本土企业因为管理、技术落后的原因，不得不面临亏损甚至破产的问题。
比如中国的机床行业，就在外资巨头（马扎克、西门子、哈斯等）的竞争下亏损累累，一批本土企业最终破产倒闭。
外资的撤离，会给这些本土企业重新发展的机会。但没有了「鲶鱼效应」，行业如何实现迭代升级，又将是经济面临的新的问题。
如果全球减税浪潮真的形成，那么除了美国企业，其他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可能性也将增加，如果中国的税费体系继续错综复杂，税负总量居高不下的话。
第二，资本外流的压力。
资本外流的压力，除了外资企业的利润回流和投资撤离之外，还表现为金融市场资本外流的压力。
尽管中国自去年以来，实施了史无前例的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但这一措施在国内经济的两大问题（房地产库存和产能过剩）解决之后，将会逐渐回归正常。放松资本管制，是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扮演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必然要求。
随着减税计划的实施，美国经济将获得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强劲支撑，其经济表现很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一奇绝尘。届时其资产价格的表现，也可能在经济基本面的支撑下，优于中国市场。
资本追求更高更确定的收益，自然会有动力流入美国。
第三，人民币重回贬值通道。
今年初以来，人民币从6.9的水平一路高歌猛进，升值反弹至6.4的高点，又重新进入下降通道，贬值到最新的6.6。
在特朗普税改落地后，叠加美联储持续的加息和缩表，我认为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远未释放。未来的一段时间，人民币将重回贬值通道，未来一年之内，有相当可能继续回到7附近。
今年以来，人民币的反弹，很大的原因是美元指数的持续疲软。
而美元的走弱，又是因为金融市场从此前亢奋的「特朗普交易」掉头到另一个极端，即对特朗普政府极度失望，任何特朗普的负面新闻，都可以成为美元走弱的理由。事实上，我认为市场对这样负面的风险（downside），有交易过度的可能。
如今特朗普税改法案获得通过，金融市场对美元的定价，可能会有一波纠偏式的反弹。结合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持续走强，形成一波长期的美元强势表现。
强势美元，叠加资本外流的压力，对人民币来说，就构成了双重的贬值压力。
第四，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可能被动萎缩。
众所周知，这里的资产价格泡沫，指的是房价。
在「冻楼」的行政干预与严格的资本管制下，资产价格的破裂，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随着美国经济三大组合拳的持续施压，中国资产价格泡沫，将持续承受被动萎缩的压力。
这三大组合拳即是：加息+缩表+减税。
逻辑简单而清晰：
美国未来持续的加息会继续拉大中国两国的利差，这在利率平价的底层规律下，会对人民币形成中期的贬值压力。
中国为了维持相对均衡的利差水平，不得不在某个时点（可能在本月或明年上半年）被动加息（尽管中国央行的自主性在增加，但还远远未到可以脱离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步），而（持续）加息往往是刺破资产价格泡沫最有力也是最根本的工具，效果相当于釜底抽薪。
缩表其实和加息的效果类似。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这会对美元形成支撑。强势美元会让人民币形成压力，中国央行要保持汇率稳定，必须同样「缩表」，收回市场过多的人民币。
只是在中国的缩表，更多地表现为商业银行系统的去杠杆，而商业银行去杠杆，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房地产的去杠杆。此部分在之前的文章中有详细论述，不赘述。
而减税的逻辑，则是通过降低美国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刺激投资和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进而引导全球资本流入美国，进而也会对人民币资产形成下行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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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中国的时间还有多久
此前不久，英国央行已经启动十年来的首次加息。而就在本周，韩国央行亦宣布近六年来的首次加息。而老大哥美联储在本月也将完成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加息，在次之前，参议院通过特朗普税改法案，可谓时机正好。
中国至今还没有调整过基准利率，但在全球央行都在先后开启加息通道的进程中，留给中国「独善其身」的时间并不会太多。
美国的企业和民众，将在税改法案落地后，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代价是美国的政府将面临更大的财政赤字。从这个意义上，倒是真正的实现了「藏富于民」。
而我们呢？
老乡别跑，为国分（jie）忧（pan），无上光荣。
更多观点——
未来十年：房子谢幕，股权崛起
引例：你有3000块，但你十分想买一台iPhone。请问，你的这种愿望，构成对iPhone的需求吗？
站在现在看未来十年，赚大钱的机会在哪里？
房子谢幕，股权崛起。
这个观点的论述，我会分成两篇文章，今天主要讲为何我认为房子会谢幕。
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过去十年最确定的财富爆发的机会，毫无疑问是房子。但这个机会是否会延续到未来十年？我的判断是可能性极小。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三个理由：货币环境、土地供应以及人口条件，我会重点讲货币环境的变化。因为土地供应和人口变化，我不认为它们是影响房子价格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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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货币政策重返常规化的进程已经开启。
过去十年是全球经济体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共同实施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十年，是全球流动性泛滥推升风险资产价格暴涨的十年。
在欧、美、日主要表现为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导致的债券牛市，以及股票市场流动性改善导致的股票牛市。
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刷新历史新高，欧洲在经历艰难的债务危机后股市也重返历史高点，而日本央行更是在国债市场买无可买之后，直接买进大公司股票，扮演了真正的超级买家和「国家队」的角色。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5.3%降至最低1.3%
超级宽松的货币，与风险资产价格的攀升，在中国则表现得多少有些「另类」。
例如，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过去十年已经出现了数次幅度较大的波动，而非发达国家一路向下的平坦趋势。
又如，中国的股票市场也经历了暴涨到暴跌，从炒创业板中小股票到炒大市值白马股的完整周期轮换。这一过程，仅在一到两年内便以「暴风骤雨」式的速度完成。
在反映货币宽松这一宏观背景上，中国的股市和债市，相较于发达成熟经济体，都显得有些失灵。但另一个大类资产，却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全球流动性泛滥这一时代背景，那就是中国的房地产。
中国的房地产在过去十年迅速金融化，投机投资属性在价格占比中迅速飙升。房子已然成为中国居民部门最重要的账面财富，而且这一账面财富伴随着巨大的债务。
中国房价过去十年的上涨，一方面充分反映了全球流动性的超级宽松周期，另一方面在近两年，又反映了中国经济中债务的结构性变化，即从政府部门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部门，快速转移到居民部门。
全民为国分忧的玩笑，已然变成现实。
2
过去十年全球风险资产（包括中国的房子）的牛市，其源头即是各国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钱多了，东西涨价，这是一个十分朴素的道理。
至于为何各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上涨，则主要是因为宽松的货币并没有最终进入普通百姓的口袋，而是通过资产价格的上涨进入了富人阶层。
这也是全球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的原因。而收入分配不均，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低于生产率的提升，又反过来导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通胀进一步萎缩。这一现象在中国和欧美日都十分明显。
全球央行对以上问题心知肚明。只是债务货币化的经济政策（即量化宽松），往往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不可能瞬间转向和立即撤出，否则必将造成经济新的下行。
于是我们看到，即便美国老大哥已经开启加息周期，并已经开始缩减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但欧洲和日本在跟随上，都显得小心翼翼。
但无论如何，以十年为界，全球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正在逐步结束。
随着美联储在未来两年把利率提升至3%，以及进一步缩表的滞后效应得以显现，欧洲日本紧缩其后，是大势所趋，别无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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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开始，中国的外汇占款持续下降，总量超过3万亿之巨。此后中国央行实行了空前严格的资本管制，事实上停止了市场化的汇率改革。
但在2017年人民币重回升值通道后，特别是资产价格（主要是房子）泡沫通过杠杆转移（给居民部门）和「冻楼」式的调控后，空前严格的资本管制不会持续太久，汇率市场化改革也将再度提上日程。这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大国角色所必要的条件。
即使严格的资本管制存在，也无法消除更底层的经济规律发生作用。这些规律集中地表现为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它们将从根本上，驱动中国的资产（房子）价格向更合理的水平收敛。
此外，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也不允许宽松的货币环境继续下去，那和去杠杆的宏观基调相悖。
不去杠杆，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无法重新出清。如果实体经济的ROE无法重建，则等于从根本上摧毁了政策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的努力。
综合来说，无论是放在全球经济的环境当中，还是只看中国自己的情况，货币政策都将在中长期回归常态。
不要在非常态的环境里待太久，就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常态。
这意味着，源头的「水」，将面临一个持续收紧的过程。很多人包括专业的金融市场，对这一过程的持续的时间和力度，都可能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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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中国的房价走向，不应只看所谓「刚需」。因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不再的前提下，相当多的刚需，可能也就变成了「软需」。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房贷利率上涨20%，这多出来的额外财务费用，足以打消很多人改善住房的需求。投资和投机性的需求，更不用说。
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很多所谓对房子的刚性需求，都包含了人们对房价「只涨不跌」的一致预期，以及这种预期下财富增值的美好憧憬。这本质上还是一种投资的需求，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消费需求，而只有消费的需求，才能真正称之为刚需。
城市的区位优势，比如北京上海的虹吸效应，也不该成为解释房价走势的核心变量。
逻辑非常简单，这些城市三年以前，五年以前，十年以前，相较于其他任何城市，都具备同样的区位优势和虹吸效应，但彼时的房价，并未出现大幅上涨。
因此，区位优势，在纵向的角度，不是解释房价上涨的原因。区位优势，只在同一个横截面上，具备解释力。但人们更需要明白，影响这个横截面的整体因素为何。
人口这一变量更多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最终影响房价，而非直接作用于房价。
因为无论人口多寡，房价都可出现大幅上涨。（城镇人口）多少，与房价的相关性，并不明显。可以参考日本和美国。
人口对房价的影响，要通过货币这一中间变量。如果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货币的供应和派生适当，那么理论上，房价并不会因为城镇人口的增加就出现快速上涨。因为新增的城镇人口，手持货币（收入）的增长，刚好用来弥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此时房价并没有上涨的动力。
相反，即便早已完成城镇化进程的日本和美国，在没有边际新增的城镇人口的情况下，房价也会出现周期的波动。
例如美国2008年之前的长达七年的房价上涨，和城镇化并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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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任何商品的价格，包括属于金融资产的股票和债券，都是由供需决定的。供大于求，价格下跌；反之，价格上涨。
但如果再深入考察，需求的背后又是什么？是人们购买某种商品的愿望吗？显然，一个有愿望但是没有购买能力的情况，最多只能称之为「准需求」，它还不是真正能影响价格的需求。
比如我现在手上只有3000块现金，但我非常想购买一台iPhone. 我的这个愿望，并不能构成对iPhone的需求，从而也无法影响这个商品的价格。
所以，从根本上说，一个人手持货币的数量，从根本上决定了需求的的多寡。而非购买某个商品的意愿。人们分析房价时，往往会错误地将这种意愿，定义为对房子的需求。
因此，最终意义上，人们手持货币的多少决定了需求，进而决定了商品的价格。
而货币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货币本身应该是一个内生的变量，由产出和国际收支等共同决定。但在当今各国普遍采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来管理经济的大背景下，货币被当做了一个由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来决定的外生变量，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外生地控制了货币的供应。
有关货币与商品价格关系的深入讨论，可以参考货币学派的相关著作，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此处不再详细展开。
总之，理解中国的房价，不应该只看到表面的因素，只看到房地产的供和需的因素，更应该把它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经济以及全球风险资产价格变动的大周期当中去看。
毕竟，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弄不清历史的进程，几个十年的潮起潮落，人的一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开始前，我想先引用美团老板王兴的一句话：
我先从全球讲起，我们这家公司虽然是一个只有3万5千人的公司，只有一千来亿人民币的市值的公司。但是我们极度关注宏观，宏观是极其重要的。
先定义什么是股权，这里的股权更严格意义上应该叫做权益类资产，英文叫Equities，它对应的是固定收益类资产，英文叫Fixed Income.
文章标题里的「股权」其实更多也指的是权益类资产，既包括未上市的私有公司的股权资产，也包括上市公司的股票。以下论述里，如无特别说明，「股权」均指股票和私人股权的统称。
另一个简单的理解思路，是把股权和公司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不管是上市还是私有公司，都是公司。股权崛起的意思，就是对公司的投资机会，将在未来十年显著崛起。
主要的逻辑有三个：
一是金融条件的变化；
二是增长驱动的变化；
三是经济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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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条件的变化
这里的金融条件，主要是指宏观上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的历史进程。这一部分的具体逻辑，在（上）里已经做了详细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理论上，金融条件的放松，即货币供应的增加，对权益类资产是利好的。
事实上在过去中国数次宽松的货币周期里，权益资产（股票和股权）的确也给出了较好的表现，2007年与2015年的A股牛市，以及2013-2015年的中国互联网股权投资热潮，都是明证。
与股市短暂的「牛市」相比，房地产则表现出了真正的「长牛」走势。以十年为界，房价的涨幅，显然更直观地反映了过去最新一轮宽松的金融条件。
2015年中国股市由于去杠杆（始于zjh清理场外配资）发生了股灾，这对当时的投资者来说，无疑造成了不愿回忆的伤害。但站在现在的时点，股市却成了所有类别中，最先完成去杠杆的大类资产。
全球的金融条件都在发生变化，最终来讲，中国亦不能独善其身。这个最终不是八年十年，在眼前的一两年之内，就能反映出来。
金融条件的改变，会让中国所有的大类资产，持续面临「去杠杆」的货币环境。
和美国欧洲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去杠杆，更多地表现为商业银行缩减资产负债表，而非中央银行。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国货币的「滥发」，也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突飞猛进的增长。
中国央行在过去近十年中，总资产的规模增长约为70%附近，而对应的美国则为400%附近，日本则为300%附近（安倍上台四年内）。
但中国的M2总量到2016年底约为23万亿美元，美国为13万亿，日本为8.7万亿，前者比后两者之和还要多。
以上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的杠杆，主要通过商业银行系统形成（对应中国银行业的扩表）。而中国的商业银行，其主要的信贷对象，即为房地产。
相比之下，权益类资产（除了国企），特别是私人权益资产，从银行系统获得信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去杠杆的深入推进，房地产会持续受到影响，但权益类资产，尤其是代表新兴经济的私有股权，受到的影响则小得多。
考虑到2015年的股灾导致中国股票市场去杠杆事实上已经完成，这个结论将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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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驱动的变化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宏观来说，可以分解成三个大的要素：
劳动、资本、生产率。
这当中，生产率在经济学更严格的叫法，叫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以技术进步来指代。
用一个简单的函数关系来表达一个国家的经济和这几个要素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Y=A*F(K,L)
其中Y表示总产出，即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可以近似地理解成GDP。F是一个函数符号，对应K和L是这个函数的自变量，表示资本和劳动。这即是经济学上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一个近似的例子是家庭。一个国家要跑经济增长，有些类似一个家庭要跑收入。
家庭要实现收入增长，无外乎以下三种方法：
家庭成员更加勤奋，投入更多劳动时间。比如单身狗结婚后，家庭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工作时长翻倍，收入自然会显著增长。（所以结婚还是很有意义的！！）
以钱生钱。这包括了用自己的钱和借来的钱进行的投资（借钱就是加杠杆！）
想办法提升劳动效率，在单位时间内可以实现更多产出。（经验导致的生产率的提升！）
以上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了公式里的L,K和A，家庭是这样，宏观经济也是这样，毕竟无数个家庭加总，便是经济。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经济的增长先后经历了由劳动驱动和资本驱动的阶段，目前正在快速进入资本和技术并重的驱动阶段，而劳动驱动则正是成为历史（看看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变化图便一目了然）。
事实上，在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下，资本对经济的驱动，天然地容易表现为经济系统的加杠杆，具体又表现为政府部门的债务和企业部门（主要是国企）的债务扩张。因为这两个部门的预算具有软约束的特征。它们的杠杆和商业银行的扩表和可能的坏账，本质上是一回事。
理论上，软约束会导致M2的扩张无限大，这最终会导致杠杆过高而不可持续出现债务危机。zf对此心知肚明，因此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去杠杆措施来化解这一问题。这是理解中国经济未来十年走向的核心逻辑和关键所在。
去杠杆的持续推进，意味着靠资本快速堆积到政府部门和国企部门（对应着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到了尽头。
这也符合「权威人士」（代表高层意志）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历史罕见地首次声称中国经济将长期地进入L型走势（重点是L下的那一横）。这意味着，对zf通过继续加杠杆把经济拉成V型的期望，会落空。
人口红利已逝，加杠杆的资本堆积已偃，剩下唯一的路，便是生产效率的改善。
回顾历史，在千禧年初以前后十年，是中国外贸的黄金二十年。彼时，中国凭借人口红利的劳动力优势，在欧美市场横扫本地商品，取得了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
那时做外贸生意，是来钱最快的方式。事实上，江浙和广东的传统企业主，一大部分即是把握了那个年代的外贸机会，而发迹。
再往后的十年，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外需的迅速萎缩，叠加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走高，使得外贸这一行业，迅速成为明日黄花。
此时，zf为了稳住快速下滑的经济，启动了广为人知的「四万亿计划」。彼时，有地铁的城市全国加起来不超过五个。而在那一次波澜壮阔的投资计划后，中国有地铁的城市，超过了20个。
当然，除了基建，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对拉动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房地产的投资，同步拉动了上有下游至少是个细分产业的需求。在这些努力之下，房地产行业的终端商品，即房价，也出现了长达十年的牛市。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投资房子，变成了比历史上搞外贸还要容易的赚钱方式。这是因为房地产被迅速金融化，人们买卖房子就像买卖股票一样，只需要有钱即可。做外贸生意，好歹你还需要开个公司，找寻客户。
每每当我回忆起当年在大学课堂上，金融系的老师告诉我们雷曼破产的场景，我都觉得那似乎就是前两年的事情。但细细算来，已经十年。相较于过去十年房价的上涨的速度，时间似乎走得还要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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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的变化
这一点，我们还要从刚刚结束不久的重要会议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说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此前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转变，我认为至少表达了以下两个层面的经济含义：
一是宏观上从需求角度看，经济结构会继续往消费部门倾斜，对传统投资驱动的旧的增长模式的依赖，将继续边际降低。
投资部门拉动的，往往是和人民群众基本底层需求相关的产业，如基建、钢铁、化工、房地产等，是典型的工业化的过程。
只有经济增长靠消费驱动，增加消费部门对经济的贡献，才能满足人民更多元化的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从数据来看，2016年消费对中国GDP的贡献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64.6%。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和增长的推动，可能被大部分投资人低估了，他们还沉浸在房地产繁荣的后视镜当中。
二是微观上，与消费升级相关的行业、公司、技术和商业模式，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就包括了以互联网为主要基础设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例如共享经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之前淘宝模式为代表的数量型低价性消费，将深刻转变到质量型结构性消费。
未来的创业方向，也更多地会围绕「如何让人们的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这个问题上来，而不仅仅是之前的「如何满足那些尚未被满足的需求」。
而需求结构的变化，最重要的市场暗示是，未来的竞争，将变成存量竞争为主，而非过去几十年的增量竞争。
从增量到存量的竞争，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从发展阶段往发达阶段过渡的重要特征。
从互联网行业发展阶段的变化，可以显著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正在快速进入成熟期，公司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靠外部红利驱动，而是靠内部管理和产品服务的创新驱动。这主要是因为人口手持设备数量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市场已经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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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想象的话
从二十年前的外贸到十年前的房地产，时间转眼到了2017。下一个十年，到2027时，当我们再来回顾这十年，我可能会说这样的话：
2017到2027这十年，由于全球经济重回危机后的常态化阶段，中国经济也主动被动地进入去杠杆的进程。
资本杠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快速转弱，而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标志，开启了中国新一轮靠技术和创新驱动的新常态。
在这个新常态下，房地产成为一个稳定的传统产业，金融属性逐渐褪去。
资本开始追逐更具有获利空间的与「生产率提升」相关的公司股权/股票，权益市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长达十年的牛市。而上一个十年高位为国分忧的八零后九零后们，终于艰难地还完他们的房贷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