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降税了，中国降不降？
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大规模税改法案。特朗普税改方向已明确，未来10年减税规模达1.4万亿美元，企业所得税从当前的35%降低至20%，个人所得税也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减免。
与此同时，美国内部也吵个不停，共和党称它将削减企业税率，刺激经济增长，减轻个人税负，而民主党人称该法案是为富人和大公司减税。
一旦减税方案实施，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如果美国企业所得税大幅下调，比如苹果公司等美国的外海巨头，在海外就有数十万亿美元的利润，一旦降税，或许它们会为了享受税收政策而逐步回流美国。
正如最近中国二线城市不断启动“抢人”大战，有分析称特朗普的减税法案是在全球抢人、抢钱和抢产业，这正符合特朗普召唤美国海外企业回归的战略。
然而，特朗普大力推行减税就不需要付出代价吗？美国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减税的钱不会凭空出现，特朗普接下来的一项工作，要继续推动美国国会同意提升债务上限，以美国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的代价，来推动减税。
那么，美国减税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呢？
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
对于美国参议院刚刚通过的减税方案，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进行了首度回应：这个方案通过还需要有继续的博弈，但是大的不确定性已经消除。
朱光耀表示，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税收政策调整的外溢性影响不可忽视，需要从积极应对的方面，比如共同提高劳动生产力，共同提高竞争力，共同造福于人民这个角度来进行政策的探讨。
所以大家在G20杭州峰会上就通过了一条重要的政策内容，加强国际税收政策的协调。我想G20达成了一个共识，大家都同意把国际税收政策的协调作为一个G20的重要议题内容，宏观经济国际政策协调很重要，当然这里还包括经济税收等等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美国降税了，中国降不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谈到，这些年中国其实一直都在降税，这些年中国没什么加税的大事项。如果说有加税的话都是与资源环境有关的，比如说最近的水资源税，因为水资源在中国非常单薄，在北方超采水非常严重，对生态环境甚至会造成危机，所以政府希望通过税的办法，矫正人在水资源使用方式、使用结构上发生调整、进行优化。
他还表示，其实中国真正的税收大项全是在减。最典型的就是营改增，应该说减税减了一万多亿。下一步，企业所得税还在进行改革，还有个人所得税正在改革，在这些改革里肯定包含着减税。它不是一个增税的改革，而是减税的改革，比如使个税怎么变得更加公平、更加合理。他表示，既要关注税负，关注税率，还要关注税收的公平环境。
在本次凤凰网财经峰会上，嘉宾妙语连珠，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关于一带一路、楼市、金融改革等话题的解读全在这里。
关于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一带一路不是冤大头，首先有利于中国。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阐述了“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格局：要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老百姓的生计问题，以及长远的发展，很重要的还是要发展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以及其他制造业。所以总体来讲“一带一路”对外整个投资就是以基础设施为主，然后加上资源、能源的开发以及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
龙永图还对“一带一路是冤大头”的说法进行了回应，“一带一路不是冤大头，它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不是中国要撒钱当冤大头，首先是为了中国的发展，第二，它更重要是一个全球合作。”
那么，一带一路是不是马歇尔计划，是不是去撒钱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谈到，“一带一路”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根本不同，首先一个不同就是“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帮助它的欧洲盟友的一个计划，“一带一路”60多个国家，中国也没有跟这些国家结盟，所以它不是一个援助盟友的“马歇尔计划”。
张文魁还认为“一带一路”不是单纯的外援计划，外援计划就是去撒钱，去援助别人，中国也有一些外援项目，但是“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单纯的外援项目，它是一个共同发展互利互惠的倡议。
关于楼市，如果不发展金融，要想解决高房价问题很难。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表示，中国房价高的一个客观原因是人们可投资的渠道短缺。由于金融不发达，所以人们财富积累没有好的表现形式，要不就是存款，要不就是买房。从道义上讲，房价上涨是不对的，但是客观的现实是这些年经济成长以后，老百姓都有钱了，但他没有什么可投资的，客观上造成了房价的上涨。
管涛还表示，如果要调控房地产市场，如果不发展金融，不给老百姓更多的可投资渠道，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关于经济增长，中国现在经济增速6.5%相当不错了！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表示，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说相当不错，只要达到6.5%左右这个增长速度，应该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速度，这是一个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
他还谈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不同的阶段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不是由主观意愿完全所能决定的，努力很重要，而且还有各方面的条件制约。
说道2018年预测，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在峰会上表示，中国经济韧性在哪里？那就是消费，总体上是保持着稳定的。第二，投资虽然在降温，但是投资的潜能还是巨大的。第三，虽然在严格管理下面，但是在严的下面还是有底线的。因此基于这样的逻辑判断，明年中国经济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大起大落不大可能，但是相对平稳是大概率，估计不会明显的低于6.6%，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变化。
关于债务，中国债务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需要“移山填海”。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表示，自己一生做研究，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策不协调，中国所有的政策，每一个单独的看都不错，而且人都非常的优秀，但是这些东西是要在一个协调的总框架下，才能够发挥1+1大于2的作用，我们是1+1肯定小于2，所以协调的问题非常重要。
当峰会主持人曾瀞漪问“协调是否意味你进我退或者我退你进”时，李扬表示，协调是必须大家都有所让步。他以中国债务问题比为例，算总账的话中国债务根本不是问题，我这边有债务，那边有更大的资产，但是这需要移山填海，就需要协调。
李扬还认为，中国有一手好牌，协调了就能打出世界的奇迹来。
主持人曾瀞漪对话金刻羽
关于金融风险，中国金融风险都是政府在承担，会有问题。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在峰会上表示，金融风险一定要把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区分清楚。宏观风险，所谓系统性风险有的时候是国家需要出来监管和承担的。而微观风险是可以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包括衍生品，包括一些各层次的金融市场去分散和化解的。
因此，他认为中国需要有更好的监管的框架。不然的话，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所有的风险都是政府承担了，是刚性兑付，会有大问题。但最近这一两年国家也在改变，接下来应该把宏观的风险给控制好，把微观的风险交给市场去化解和分散。
那我们还需不需要金融创新呢？原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朱小黄在峰会上提到，不要去幻想突破各种原理，企图在金融里面可以创出一套跟一般原理不一样的东西，这是非常危险的。
朱小黄还认为创新非常需要，金融当然是在经济的前沿，它需要很多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技术，需要增加它的服务的质量，需要让大众有获得感。这个跟创新是离不开的。
关于企业家精神，让每个人的善心都被唤发出来。
主持人于盈对话任志强
对比美国，从福特，从巴菲特到比尔盖茨，最富的这一帮人在拼命的做社会公益，为什么中国的富人就没那么热衷于做慈善呢？
任志强指出，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这个生存环境就包括我们之前没有慈善法，因为慈善法刚刚出台。比方说曹德旺先生，他捐了36亿的公共捐款要缴纳到6个亿到7个亿的税，我们怎么能有企业家愿意做慈善呢？
主持人于盈问及任志强未达成的最高人生目标和理想是什么，任志强表示：“我就是个退休老头，不可能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也没当过国家干部。”
任志强同时表示，作为企业家，他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让每个人的善心都被唤发出来。
延伸阅读：
《特朗普税改是劫贫济富？本质上，这是一场前途未卜的赌博！》
作者：陈季冰
来源：冰川思享库（ID：ibingchuansxk）本文作者首发于2017年4月30日
常识告诉我们，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收入下降。而我们都知道，美国已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特朗普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政府破产吗？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新推出的史无前例的减税计划拨动了许多中国人的神经，我想是与近年来国人对于中国税负过高的抱怨直接相关。
几个月前，中国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的一番话就曾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共鸣。按照曹德旺的说法，他之所以将一个大型工厂建在美国，是因为美国的营商成本已经低于中国。
其中，除了电费等生产性成本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税收。如今，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更是为曹德旺们把企业从中国迁至美国增添了强有力的理据。
▲《人民日报》报道
难怪《人民日报》前天发表评论说，特朗普试图发动一场“税务战”（这是“贸易战”、“汇率战”之后的一个奇怪的新说法）。中国国税总局官员则将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批为“只考虑自己”，缺乏“大国担当”，并暗示“负责任”的中国不会跟着一起加入这场减税大战。
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即将届满百日之际送出的这份减税大礼，被称为“自里根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收改革”。从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它包括三部分主要内容：
第一，将企业税从目前的35%降至15%；
第二，对美国公司留存在海外的利润开征10%的惩罚性税收；
第三，将个人税从目前的7级简化为3级，大幅度提高起征点，并将最高税率由39.6%降为35%。
▲美国部分税改方案
常识告诉我们，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收入下降。而我们都知道，美国已是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政府债务节节攀升，几乎到了失控的程度。
奥巴马任内美国爆发过多次“债务悬崖”危机，2013年10月，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还因此关门停摆。那么，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特朗普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政府破产吗？
一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美国共和党信奉的经济哲学。
西方国家在度过了二战以后的30年黄金增长期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普遍陷入被称为“滞涨”的经济困境。所谓“滞涨”，就是低增长率与高通胀率并存的状态，这是大萧条之后横空出世并备受推崇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
根据凯恩斯奠定的宏观经济学一般规律，增长率、就业率、通胀率三者呈高度正相关关系。
▲美国政府债务历年走势
为了对此作出理论回应，美国一批经济学家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掀起了一场后来被冠名为“供应学派革命”（国内亦有人翻译为“供给学派”）的运动。
从经济学纯学术的角度看，“供应学派”不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创立的货币主义学说，它并没有什么独创性的理论建构。“供应学派”更多地立足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共识，发展出了一套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
其核心理念在于：现代经济中的“需求”是“供给”创造出来，因此改善供给才是促进增长和就业的根本动力。这与凯恩斯主义力主的刺激需求背道而驰，也是它得名的由来。
“供应学派”的政策建议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两根支柱便是减税和放松不必要的政府管制。“供应学派”经济学家们认为，这能够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促使企业增加投资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供给学派革命》
这套学说不久后被美国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府拿来推行，并成为了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金科玉律。
按照“供应学派”的经典说法，减税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则会扩大国家的税基，因此即便税率下降了，国家的税收总收入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据说，一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年轻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一次酒会上信手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幅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曲线图，谁都没想到这条漫不经心的“拉弗曲线”后来成了“供应学派”和共和党人一再强调的税收改革的图腾。
自里根以后，每一届共和党政府都将减税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首选使命。特朗普也不例外，除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外，他在竞选期间的最重要经济口号就是减税。
▲阿瑟·拉弗与“拉弗曲线”
二
然而如此于国于民皆大欢喜的好事为什么会引起许多人的激烈反对呢？而且反对者中还有不少术业有专攻的经济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事实上，自“供应学派”诞生以来，关于它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里面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
在经济上，一些严肃的评论者指出，一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财税政策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并不像鼓吹“供应学派”的政客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它与该国目前的财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供应学派”政策的实际践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上世纪90年代，欧洲边陲小国爱尔兰通过对企业大幅度减税和松绑政府监管，吸引了大批美国科技企业前去投资，带动爱尔兰经济实现腾飞，帮助它在短期内由一个穷国一跃而跻身西欧富裕国家之列。这大概是“供应学派”最辉煌的战果了，也是美国共和党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
▲爱尔兰由穷国跻身西欧富裕国家之列
但在“供应学派”的摇篮美国，它的成效差强人意。对“供应学派”和“里根新政”并不欣赏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凭借互联网革命赢得了一波靓丽的高增长。在克林顿任期的后半段，美国联邦政府连年出现财政盈余，这对于今天这一代的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接替克林顿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其结果是迅速挥霍掉了克林顿积攒下来的政府盈余并很快负债累累（这当然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有重大关系），美国经济并未取得比克林顿时代更高的增长。
到小布什任期的最后阶段，美国爆发了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所以，能干的比尔·克林顿在讽刺共和党的经济主张时总喜欢说这么一句话：“我没在名牌大学念过经济学，我只是一个来自阿肯色的穷人家的孩子，但我会做简单的算术题。”
减税政策的反对者还不无洞见地指出，税收变动会对经济行为造成复杂影响，减税未必在任何阶段都一定利于经济健康增长。例如，减税将增加企业并购，并改变公司的财务行为。这很可能提高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比尔·克林顿谈论税收政策
举个简单例子，当税率比较高时，企业会倾向于压低利润，这会促使它增加支出，其中包括投资和研发；而当税率大幅度降低后，它会倾向于更多积累现金利润，因为这样能够推动它的股票价格上涨。
如果这一逻辑是成立的，那么减税在经济不景气的阶段（目前就是）不仅不见得能够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和技术研发，反而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当减税伴随着金融监管放松（特朗普正打算这么做）时，情况尤其如此。在特朗普减税计划公布后，IMF立刻提示了其中可能蕴含的金融风险。
对减税更为激烈的抨击来自政治方面。几乎所有支持民主党意识形态的人士都认为，减税会加剧美国已经极为严峻的贫富分化。《纽约时报》资深评论员纪思道干脆在一篇文章中将特朗普的此次减税提议怒斥为“抢劫”。
这部分左翼人士的逻辑是这样的：减税将减少政府收入，其结果不可避免只有两个——或是“节流”，即减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最直接的如削减社会福利；或是“开源”，无非是更多举债。而无论上述两种中的哪一种，都将明显有利于少数富人，不利于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
谁都知道，收入越高的人交的税也越多。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2万美元的贫穷家庭，政府本来就收不到什么税，减税对它没有任何益处；而对于一个年薪2000万美元的大公司CEO，这次税改或许能让他一年少缴纳几百万美元税款。
换句话说，减税的大部分好处都让高收入阶层拿走了。但减税带来的坏处，不管是社会福利减少还是公共债务增加，都将由全体美国人民平均分担。而且，越是贫困的弱势群体越依赖政府提供的基础性公共福利，有钱的富人在这方面完全支付得起私人服务。
总之，在反对者看来，减税就是在“劫贫济富”，有违社会公正。因此，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猛批特朗普减税政策是“不道德的”。他们还认为，由于减税的最大获利方正是特朗普自己这样的亿万富豪，总统本人与这一政策存在明显的“利益关联”。
三
我并不想在本文中轻率地判断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利弊前景，我只是希望与冰川思想库的读者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这会有助于加深我们的认识。
就个人的一点学习和思考而言，我认为“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中蕴含着显而易见的真理成分。但我们既要尊重经济学的一般共识，也要实事求是，细致地分析具体问题，寻找到富有针对性的答案。
▲美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
例如，从实践效果来看，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对企业减税比对个人减税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福利国家”，北欧的瑞典给人最大的印象是它的高福利和高税收。
但以我10多年前在瑞典实地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种笼统的感观有很大的偏颇。瑞典的税负水平的确很高，但这主要是指个人税，事实上，瑞典平均的企业税在整个欧盟仅居于中下游水平。以至于有人说，社会民主党（瑞典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党）敌视富人，却偏爱富有的企业。
我相信，这种税收结构是瑞典能够长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且全社会贫富差距始终很小的重要原因。但十分遗憾的是，虽然对企业减税比对个人减税可能更有助于“供应学派”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但政治上的效果却正好相反：对个人减税远比对企业减税更容易获得多数选民支持。
在民主国家，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的减税经常被用作选战或政治博弈的工具。减税几乎总是能够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欢迎，因为人们总是对能够对自己产生立刻和直接影响的事务更敏感。
减税让选民的钱包立竿见影地鼓了一点起来（不管鼓得多还是鼓得少），当然让人开心。至于经济增长、公共服务、社会公正之类的宏观和长期问题，往往不在大多数普通选民的认知半径中。
▲美国公布减税计划
所以有人说，在民主国家，提议增税简直就是政治自杀，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眼下几乎无一例外堆积如山的原因。
然而像比尔·克林顿那样懂一点简单算术的人都知道，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会大爆发，而且到头来必将严重地损害经济，近些年的欧元区就是前车之鉴。
最后我还想特别强调，上述大部分分析都必须置于严格的前提条件下方能成立，那就是一个受到民主监督的透明的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如果一个国家的财税运行根本不透明，到处存在暗箱操作，那么经济学推论中的税率改变对经济活动的应有影响一定会扭曲变形。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有一批人或利益集团总是能够仰仗特权来逃避税收，甚至获得政府显性或隐性的财政补贴；如果一个政府在花钱时充满随意性，财政支出的绩效也得不到有效监督，甚至经常伴随着化公为私的贪腐行为……
那么我认为它的首要任务就不是讨论减税还是增税，而是启动政治议程来建立一套现代公共财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