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宏观政策取向对工业经济影响的模拟分析 ——基于动态CGE模型

原磊   王秀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摘要]当前宏观政策可有三种不同取向，分别为要素扩张型、谨慎延续型和结构调整型。利用动态CGE模型模拟了三种不同宏观政策取向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认为：要素扩张型政策能够带来经济产出规模增长，但却会造成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对社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且从长远来看，这种增长不可持续，工业经济增速在达到较高水平后，持续快速下滑到较低水平；谨慎延续型政策是对当前政策的一种延续，使工业经济维持现有趋势，且从长远来看，工业经济增速将缓慢下行到较低水平。结构调整型政策虽然会造成当期经济产出规模减少，但却能够带来产业结构逐步改善和供需关系趋于平衡，且从长远来看，结构改善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生产力前沿面的提高，从而能够实现工业经济的长期平稳较快增长。针对模型模拟结果，提出四项政策建议，包括将结构调整作为宏观政策的基本取向、放低宏观调控的经济增速“下限”、发挥市场机制在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作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键词]动态CGE模型  要素扩张型政策、谨慎延续型政策、结构调整型政策

JEL Classification：E10   E27   O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历了一轮一轮快速增长，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层次多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工业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然而，随着中国工业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陈佳贵等，2012），以及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变化，工业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对于工业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因素的改变，中国工业经济不可能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而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课题组，2011；刘世锦，2011；江源，2012；等等）。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是工业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根本原因（刘雪燕等，2012；刘树成，2013；等等），当前工业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也加剧了工业经济下滑的压力（郎丽华等，2012；孔宪丽等，2012；等等）。在工业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压力下，国家在制定政策上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以“稳增长”为优先政策取向，继续实施要素扩张型政策，那么将面临着工业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的压力；如果以“调结构”为优先政策取向，实施结构调整型政策，淘汰落后产能，不出台经济刺激政策，那么政府则担心工业经济有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超过所能接受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不同宏观政策取向的效果进行模拟，量化分析不同宏观政策取向对经济总量、结构等指标的影响，能够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二、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政策评估主要有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以及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相对于计量模型而言和投入产出方法，CGE模型不仅可以将政策力度和效果清晰的展现出来，且可将其作用机制展开，从而获得政策作用的机理。而动态CGE可以将政策的长短期效应模拟出来，进而为成为分析和评估财政货币政策的有力工具。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问题于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得到完善和发展。随后，斯卡夫（Scarf，1967a，1967b，1973）在推动一般均衡理论应用到实践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70年代初，斯卡夫的学生Shoven和Whalley成为CGE模型应用领域的重要学者。此后，CGE在众多领域得到应用，比如财政税收、资源环境、国际贸易等。1997年～2000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同荷兰中央计划局合作，研制了一个中国经济多部门动态CGE模型；基于此，李雪松(2000)研制开发了中国40部门、动态CGE模型。本文将模型拓展至42个部门，针对国家实施的调结构、稳增长政策进行评估预测。

1.模型构建

模型采用新古典闭合规则，即认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出清、要素市场可以完全流动。模型考虑了家庭、企业、政府以及国外四个行为主体，两种劳动与资本生产要素，并假设所有的国外生产者与消费者是同质的，家庭由为数众多、同质的国内消费者组成。根据研究需要，设置要素扩张型宏观政策取向，谨慎延续型宏观政策取向，结构调整型宏观政策取向三种方案，并假设政策的实施是通过政府补贴或减税，直接影响企业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生产决策达到政策目的。

（1）生产模块。生产过程通过两层嵌套的生产函数来描述，第一层嵌套是资本和劳动复合而成，第二层嵌套是由第一层嵌套和中间投入组成。第二层嵌套中中间投资的生产技术固定，技术条件为Leontief技术，最小化成本的企业规则假定前提下，中间投入的需求量由外生的投入产出系数决定。

（2）消费模块。家庭消费由线性消费函数表示，且可以通过一个转换矩阵转换为最终消费需求。该消费函数是由消费者最大化自身当期效用的结果。居民和企业最优化行为组成了CGE模型的核心，由此推导出七大模块。除了上面的生产模块和消费模块的居民消费之外，还存在企业消费和政府消费。假定企业总消费是各部门总消费之和，部门消费的份额外生给定。政府消费需求用政府总消费与固定的部门消费份额表示。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分为出口退税补贴和针对性补贴，并用相应的补贴率分别乘以总产出、总出口来表示。为了区分名义GDP和实际GDP，模型的实际GDP为各项最终消费、投资需求以及净出口之和。

（3）价格模块。由于产品是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的复合，总价格取决于二者的复合，模型采用Armington假设，以反映国内生产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特征。增加值价格是在生产价格上扣除间接税率、加上补贴率、再扣除中间投入复合商品价格之后的值。资本价格由各部门资本价格的加权平均得到，其权数为各部门实际使用资本量所占的份额。消费价格由不同部门中间投入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得到，其权数为各部门投入使用商品值所占的份额。价格参照体系是外生给定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设基年价格为1。

（4）资本积累和投资模块。投资模块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分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库存。其中，名义固定资产投资由名义总投资减去名义库存增加和总预算赤字之和得到；固定资产折旧则通过各部门折旧率按照各部门所占比重作为权数进行计算得到；不同部门库存变动由用外生的库存增加系数乘以产出得到。

（5）收入模块。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国民收入被分解为政府收入、资本收入、劳动者收入三个部分。其中，政府因为提供安全环境以及公共设施获得对生产行为的征税收入的权利，进而获得税收收入；资本所有者通过提供资本的使用权获得资本收入；劳动者提供劳动投入获得劳动者收入。在再分配中，政府收入、资本收入、劳动者收入三者之间进行调节，一个部门的再分配收入必然等于另一个部门的再分配支出。

（6）贸易模块。模型采用Armington假设，假定国产品与进口品为不完全替代，且进口自不同国家的类似商品亦为不完全替代，而后再经由CES函数对进口品与国产品进行加总，最后成为一个最终需求的复合商品。进口需求函数则是通过成本最小化CES函数得到的一阶条件导出，国内外市场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进口商品占国内销售商品比率的变化，使用价格替代弹性来度量国内生产商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可替代程度。以类似的方法处理进口品。

（7）均衡模块。本文涉及三种要素市场出清和三种宏观均衡约束。三种要素市场出清包括商品市场出清、劳动市场出清以及资本市场出清。商品市场出清是指各部门复合商品的总供给与各部门商品的国内总需求相等，这种出清条件是恒等式，因为商品市场供给通过存货来调节供需不相等的情况，劳动市场出清则是一个强假设，要求各部门的劳动力总和等于外生给定的劳动力总量，资本市场均衡设置与劳动力市场均衡设置相同。三个宏观均衡约束包括政府预算均衡约束、贸易均衡约束以及储蓄投资均衡约束。通过采用“新古典封闭原则”的储蓄驱动，施加储蓄等于投资的约束；通过内生化政府储蓄盈余施加对政府财政收支恒等约束；通过内生化国内贸易盈余、外汇储蓄施加国内外贸易收支均衡约束。

2. 数据来源与参数估计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一是作者编制的社会核算矩阵（SAM）和各类统计年鉴；二是文献参考；三是作者自行估算。各行业劳动力人数是在总量控制下，以行业注册登记在册的人数按比例分配到各行业中估算得来。折旧率中大部分工业产业的数据来自于徐杰、段万春和杨建龙（2010），其余行业参考翁宏标和王斌会（2012）进行估算。参数估计采用校准方法。编制SAM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编制方式被称为自上而下，先编制宏观SAM，在宏观SAM的控制下，编制微观SAM；第二种编制方式被称为自下而上，先编制微观SAM，通过加总得到宏观SAM。本文采用第一种方式。SAM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财政统计年鉴等。

三、不同类型宏观政策对当期工业经济的冲击

1.三种宏观政策取向

针对当前工业经济运行形势，国家下一阶段可能会有要素扩张型、谨慎延续型和结构调整型三种不同宏观政策取向。一是要素扩张型。国家将“稳增长”作为政策首要目标，出台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利用投资规模增长带动工业经济增长，同时为了“稳增长”目标的实现，能够容忍结构的失衡和生产效率的降低。二是谨慎延续型。国家延续现有政策，将“稳增长”和“调结构”放到同等重要位置，既不出台大的“稳增长”政策，也不出台大的“调结构”政策，能够容忍工业经济不超过一定幅度的下滑。三是结构调整型。国家将“调结构”作为政策首要目标，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加快落后产能淘汰，不出台不利于结构调整的经济刺激政策。在本文CGE模型中，谨慎延续型政策是一种基准参考，以此为基点衡量要素扩张型和结构调整型政策的经济效果，不进行特殊处理，而要素扩张型政策和结构调整型政策，需要调整模型变量进行模拟。

要素扩张型政策更多是将资源集中于生产环节，从产业来看更多是将资源集中于一些更易受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产业。在本文CGE模型中，将采取产业补贴（减税）的方式进行模拟，根据国际金融危机下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际效果，对不同类型产业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具体分为两种不同情景：一是较强政策力度，模拟方法为在国家统计局产业分类的42个行业中，对建筑业，农林牧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6个扩张政策敏感型行业减税20%，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11个重工业减税10%，对其他24个轻工业和服务业减税5%；二是较弱政策力度，模拟方法为对6个扩张政策敏感型行业减税10%，对其他行业减税5%。

结构调整型政策更多是按照供需平衡的方式来分配资源，从产业来看更多是将资源集中于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产业。在本文CGE模型中，将采取对产能过剩行业逆向补贴（增税）方式进行模拟。具体分为两种不同情景：一是较强政策力度，模拟方法为对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5个严重产能过剩行业增税20%，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9个部分或轻微产能过剩的行业增税10%，对其他不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不做处理；二是较弱政策力度，模拟方法为对5个严重产能过剩行业增税10%，对9个部分或轻微产能过剩的行业增税5%，对其他不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不做处理。

2. 不同宏观政策取向对工业经济的影响

不同宏观政策取向会对经济总量产生影响（见表2）。要素扩张型政策能带来经济总量增长，提高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速。相比之下，结构调整型政策有利于长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短期内却导致产出减少，从而降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速。要素扩张型政策能导致进、出口额的增长，但总体上进口增长要快于出口增长，反映了政策具有明显外部性，即中国经济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在较弱政策力度情景下，要素扩张型政策导致出口逆差变动0.38%；在较强政策力度情景下，导致出口逆差白变动0.77%。结构调整型政策能够导致进、出口额的减少，但总体上出口减少要快于进口减少，反映了结构调整政策有利于改变外需依赖性的工业经济增长道路，使内需在工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中作用提升。在较弱政策力度情景下，出口逆差变动0.78%；在较强政策力度情景下出口逆差变动1.52%。

不同宏观政策取向会导致不同行业产出不均衡增长，从而带来产业结构变动（见表3）。从三次产业比重来看，要素扩张型政策能够导致第二产业比重进一步上升，以及第三产业比重下降；相比之下，结构调整型政策能够导致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从高加工度产业来看，要素扩张型政策能够导致高加工度产业比重上升，而结构调整型政策导致高加工度产业比重下降。造成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数据统计范围的原因，很多产能过剩行业均属于高加工度产业，对这些行业进行结构调整会导致高加工度产业比重下降。从高端服务业比重来看，要素扩张型政策导致了高端服务业比重下降，而结构调整型政策能够导致高端服务业比重上升。

要素扩张型政策能够导致原本产能已经过剩的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张，而对一些本来就供给不足的行业产生严重“挤出效应”，造成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对扩张政策比较敏感的6个行业中，金属冶炼及压延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存在着部分或轻微产能过剩，要素扩张型政策能够直接带动这些产业产出规模的扩张。在要素扩张型政策持续作用下，产能过剩问题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掩盖，但一旦要素扩张型政策退出，产能过剩问题将立刻凸显。另外，要素扩张型政策会带来严重的“挤出效应”，建筑等对扩张政策比较敏感的6个行业的拉动系数很高，能够带动国民快速增长，但拉动系数高也就意味着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力很强，能够导致资源进一步集中于少数产业，而使原本资源就不足的产业资源更加匮乏，尤其是会对教育、研发等决定国民经济长远发展能力的领域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在要素扩张型政策作用下，产出增长最高的前十个行业分别是建筑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挤出效应”最为严重的前十个行业分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邮政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纺织业，住宿和餐饮业。

结构调整型政策能够促进资本进入供给不足的产业，使资源配置更加符合市场需求。产能过剩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补贴造成生产要素定价机制的混乱，以及信息不充分等因素造成了资本对于部分产业的过度进入，而进入之后又缺乏有效的资本退出机制，从而造成了整个产业的资源配置无效率。产能过剩的治理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打破这一无效率的市场均衡，使资源退出过剩产业重新进入市场进行分配。从CGE模型的模拟结果来看，国家的结构调整型政策是有效的，从产能过剩行业中退出的资本在市场化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作用下，并没有大规模的回到这些产业，而是通过国民经济系统进入了其他供给不足的产业。在结构调整型政策作用下，产出减少最高的前十个行业分别为建筑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产出增长最高的前十个行业分别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四、不同政策情境下工业经济增速模拟

第三部分模拟了宏观政策对经济系统的当期影响，而对经济增长长期影响则通过改变不同生产要素的规模和质量实现。本文假定经济结构参数不变，受政策影响的技术结构（劳动-资本比）和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发生变动来模拟工业经济未来10年的变动趋势。

1.生产要素变动趋势

工业经济增长是劳动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多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实现了工业经济持续的快速增长。从劳动力来看，中国工业部门劳动力就业数量总体上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过程，2011年工业部门从业人员数量相比于1979年增长了2倍多，同时劳动力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1982-2000年期间从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1.8%, 而考虑劳动质量改善之后的劳动投入年均增长率高达3.23%，二者之差为劳动质量改善对劳动投入的贡献，其贡献度超过44%（岳希明等，2008）。从资本积累来看，中国工业资本快速积累，1979年-2011年期间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增长了近25倍。存量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工业资本质量也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现先升后降态势（见图1）。

2.未来十年工业潜在产出增速模拟

不同宏观政策取向能够导致不同的生产要素变化方向，从而影响工业经济潜在产出变化。要素扩张型政策意味着投资增速的加快，能促进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的快速增长，但这种粗放式增长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比之下，结构调整型政策意味着投资扩张速度的放缓，从而导致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增速放缓，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对未来十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速进行模拟，将分别针对这三种不同的政策取向，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同要素变化进行估计。一是资本存量增速。在持续要素扩张型政策作用下，资本存量将快速增长。按照国际金融危机下国家经济刺激政策效果对资本存量增速进行模拟，假设初期资本存量增速维持为2009年-2011年资本存量增速的平均值24.4%，随后由于基数变化和政策多次使用后效果递减等原因，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在持续谨慎延续型政策作用下，将采取对现有资本存量以指数平滑方式进行延伸预测的方法，模拟估计2013年-2023年资本存量增速。在结构调整型政策作用下，选择1992年-2000年期间的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速作为国家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后的投资增速，随后每年增速放慢0.5个百分点.。二是对于劳动增长率。总体上采用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的结论，2011年-2015年为0.8%，2016年-2020年为-1%，2020年-2030年为-0.5%，将此作为谨慎延续型政策取向下采用的劳动增长率水平。考虑到在国家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下，劳动就业会增加，因此要素扩张型政策取向下的劳动增长率水平要比谨慎延续型政策取向下增加0.2个百分点；相反，在国家“调结构”政策作用下，失业人员会增加，因此结构调整型政策取向下的劳动增长率水平要比谨慎延续型政策取向下减少0.2百分点。三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将主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变革的制度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两个方面分析，借鉴樊纲等（2011）和张军等（2009）的测算结果。要素扩张型政策取向下，制度效应初始值设定为-2%，且每年因为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自我强化，以0.2个百分点递减；技术进步效应以1997年-2007年平均值为初始值，且每年以0.2个百分点递减。谨慎延续型政策取向下，假设制度效应延续目前趋势，按照2001年-2006年的平均值-1%进行模拟，技术进步效益同样也延续目前趋势，按照1997年-2007年的平均水平2.2%进行模拟。结构调整型政策取向下，假设要素配置效应和素质提升效应均在现有趋势下稳步提升，每年均递增0.2个百分点。利用动态CGE模型，输入估计的生产要素变动趋势，从而获得三种政策取向下未来十年工业经济的潜在产出变化趋势（见图2）。

3. 三种宏观政策取向下工业潜在产出增速比较

在不同的宏观政策取向下，工业潜在产出增长态势差异明显。要素扩张型政策下，虽然在经济刺激效应作用下，工业经济能迅速达到近14%的高速增长水平，但由于资产配置效率和工业技术水平降低，工业经济增速将很快进入下降趋势，到了2022年下降到3.6%左右，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将伴随大量自然财富损失和人文财富损失。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这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行为，甚至非但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反而会导致国家综合财富的负增长（李海舰等，2008）。高投资率导致的资产规模增长是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存量的增长，而制度优化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谨慎延续型政策下，工业经济增长将会延续目前趋势，增速逐步放缓，到了2022年同样也会下降到3.6%左右，平均每年下降0.66个百分点。在这一过程中，工业经济的增长同样会对资源环境造成较大压力，但大大好于要素扩张型政策取向下。在这种宏观政策下，资本存量增长仍是工业增长最重要的力量。在结构调整型政策下，国家加大“调结构”政策力度，工业投资增速急剧放缓，很多落后产能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经济增速迅速下降到了6.2%，然而在随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维持在6%左右，到2022年仍能维持在6.4%作用，从而较长时间的实现工业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和资源环境压力的大大降低。在这一情景下，制度优化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逐渐代替资本存量增长，成为工业经济增长首要力量。

五、政策建议

1.将结构调整作为宏观政策的基本取向

从CGE模型模拟结果来看，结构调整型宏观政策是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最优选择。要素扩张型政策能够带来经济产出规模和进、出口的增长，但却会造成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加剧产能过剩问题，并对社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从长远来看，持续使用要素扩张型政策的结果是虽然能够在短期之内使工业经济增长回到较高水平，但会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而且工业增长不可持续，工业经济增速将在未来十年内持续快速下滑到较低水平。谨慎延续型政策是对当前政策的一种延续，导致工业经济维持现有趋势，而且产业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问题难以得到解决，而且从长远来看，持续采用谨慎延续型政策的结果是工业经济缓慢下行到较低水平。结构调整型政策虽然会造成当期经济产出规模减少，但却能够带来产业结构逐步改善和供需关系趋于平衡，而且从长远来看，由于结构改善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和潜在生产力前沿面的提高，从而能够实现工业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2. 放低宏观调控的经济增速“下限”

李克强总理提出经济增长率不应滑出“下限”，反映了中央维持经济增速稳定的明确意图。经济增长率“下限”的设定，对于维持经济平稳运行有着重要意义，但关键问题在于经济增速“下限”究竟设到多少。如果将经济增速“下限”设的过高，就会实质上导致宏观政策转向要素扩张型，使工业经济重新回到粗放式增长的老路。按照CGE模型模拟结果来看，在中央加大结构调整政策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增速会降到6%左右，因此为促进结构调整政策的顺利实施，可将工业经济增速下限设定在6%左右，从而为结构调整留下较大的政策空间。在不超出“下限”的情况下，国家不应出台较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而是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落后产能淘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3. 发挥市场机制在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采取了赶超型发展战略，认为市场机制在结构调整中效果不理想。事实上，按照CGE模型模拟来看，在结构调整中，市场机制同样能够很好的发挥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当通过反向补贴（增税）将资源从产能过剩行业提取到国民经济系统以后，国民经济系统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将这部分资源重新配置到短缺行业当中去。对政府来讲，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其核心在于消除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障碍，使资源能够从产能过剩行业中退出，重新进入国民经济系统中进行分配。

4.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增长更多是源于经济资源的不断资本化，但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来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然而2000年以后进入下降趋势。中国的资本积累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结构调整型政策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集约式增长。从CGE模型的模拟来看，即使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速，但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加速下滑，工业经济同样无法保持长期较快增长，相比之下，结构调整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使在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仍能实现工业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因此，推动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由投资拉动型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应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