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雁阵式产业升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

张其仔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摘要]本文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对产业进行重新分类的基础上，对中国内

部地区之间是否已发生雁阵式产业升级，以及能否通过雁阵式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探讨。本文发现，无论是利用传统的产业分类方法，还是新的产业分类方法进行分析，中国已经发生了雁阵式产业升级现象，而且进入到了雁阵式产业升级的第二阶段，东部地区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的同时，其自身的产业升级方向并不十分明晰；通过对地区间比较优势演化的分析，本文还发现，在雁阵式产业升级过程中，中国正面临着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中国通过实施雁阵式产业升级战略，克服中等收入国家可能面临的“比较优势断档”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 雁阵式产业升级；产品空间；比较优势

JEL: O18，O11，R58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以后，亚洲经济呈现出较快发展势头，世界银行曾将其称之为亚洲奇迹。这一奇迹因与同期拉美的经济发展停滞形成鲜明对照而引发了大量有关其成功原因的探讨，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的雁阵式发展模式也成为解释亚洲奇迹的理论框架之一。雁阵模式虽然最先由日本学者提出时是用来分析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问题，而且对日本或东亚地区的发展形式是否符合雁阵模式虽然仍有争议（小野进，2008，Akamatsu，K.1962，Kasahara，S.2004），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乃至于将其用于一国之内的区域协调发展，都不失为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战略。2009年蔡昉等将雁阵模式用于分析中国地区间的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蔡昉、王德文、曲 王月，2009）；2010年Ruan Jianqing、Xiaobo Zhang运用雁阵模式为指导研究了中国纺织行业空间布局的变化（Ruan Jianqing，Xiaobo Zhang，2010）；2013年曲玥等运用县级样本数据探讨了在中国内部是否发生了雁阵式产业升级的现象，提出中国国内的产业升级已经出现了雁阵模式（曲玥、蔡昉、张晓波，2013），。

尽管一国边界内的雁阵式产业升级模式近年来才得到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进入容易发生马尔萨斯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一些国家成功地摆脱了这类陷阱，另一些国家则为这些陷阱所困。中国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否会像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一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发达地区将其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成功地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在一国之内成功实现雁阵式发展，中国就能有效地避免产业升级断档现象的发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就暗示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对于大国而言并不适用。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是否能通过实施雁阵式产业升级战略克服比较优势断档问题，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则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加以解决。

二、雁阵式产业升级与比较优势

1．雁阵模式与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

雁阵发展模式的早期版本是赤松要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的。这一理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在基于要素禀赋分析之外，开辟了另一条对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判断的新路径，但这个理论早期完全是历史的、经验的。为了给这一历史、经验的事实提供解释，赤松要的学生Kiyoshi Kojima将其纳入到经典的比较优势框架内，用要素禀赋的变化来解释雁阵发展模式的合理性（Kiyoshi Kojima，1960）。这样的理论化路径，实际上也让雁阵式发展理论失去了其独有的价值，其对产业选择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如Kiyoshi Kojima在理论化雁阵式发展理论时所讨论的产业仅限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三大类，但现实中的产业远比此复杂，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比较优势理论来为其提供支持，这样一种新的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将其称之为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

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称之为基于要素禀赋的理论，就是从要素禀赋的角度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比较优势进行分类，根据要素间的相对丰饶程度将比较优势分为劳动力优势型、资本优势型、技术优势型等，蔡昉等在讨论雁阵式产业模式在中国国内何以发生时，关注的主要为要素成本的变化，由于要素成本上升，沿海地区的一些产业失去比较优势，不得不向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转移（2013）。比较优势理论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所以，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以经典理论为基础展开分析。但采用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完全回答国际分工之间的差异。在研究影响国际间产业分工的因素时，大量的研究发现，影响国际间产业分工的因素远比要素禀赋的差异复杂，国家间的产业分工不仅仅取决于要素禀赋，而是由有着更复杂的影响因素。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还难以分析比较优势转型的风险。在这一框架下，只要地区间存在要素成本梯级就会发生产业从高成本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现象。由于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种持续的产业升级过程，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其发展就不可能出现长期的停滞。影响一国或一个地区比较优势，因素远比经典的比较优势所涉及的要素复杂，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则力图把这些因素都包括进来，所以，它并不否认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而是经典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用更多的信息去分析比较优势。

Hidalgo,C.，R.Hausmann等发表的关于比较优势演化的一系列论文，是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文献。为了测试一国能生产何种产品的能力，Hidalgo,C.,etal.（2007）等发明了产品空间方法，用产品的特性与产品之间的关系测度一国的比较优势，去发现一国潜在比较优势的演化路径。它的实质就是强调，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受到其现有能力的制约。影响一国边界内地区间产业分工的因素虽然和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有差别，但影响国际分工的因素远比要素禀赋更复杂的发现，对地区间的产业分工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所以，我们在测度地区间的比较优势时，借用了产品空间方法，一种直接从产品层面测量比较优势的方法。

2．比较优势的类型与雁阵式产业升级的界定

从产品的角度测量地区的潜在比较优势，必须对产品进行分类。对产品分类有着各种不同的方法，如从要素含量可以把产品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把产品按技术水平的高低可分为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等不同类型。这里我们将采用Jesus Felipe，etal.（2010）的方法进行分类。这种方法假定不同产品代表着不同的能力或知识积淀，蕴藏着不同的升级潜力。两类指标测量产品能力或知识积淀水平的指标，一类是产品的技术含量，一类是产品的连通性。这种分类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它可以测度一个经济体的复杂性，而一个经济体的复杂性则是与这个经济体的增长率或人均GDP相关，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难以自拔，2008年发达经济体之所以出现经济危机，都与其经济复杂性的变化有关（Jesus Felipe,etal.2010，张其仔等，2014）。

在计算地区间产品技术含量时，在这里我们借用计算出口产品复杂程度的指标-PRODY来计算中国地区产品的复杂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区间专业化指数替代Hidalgo等计算产品空间邻近性所采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为了分析产品的技术含量与连通性计算的数据基础是2000~2011年工业企业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统计的是规模以上企业的总体情况。这个数据库的优势就是包括了较为细致的行业分类数据，不足之处是：不同的时期其统计范围有所不同，1998~2006年统计的范围为全部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及上的非国有企业，2007年~2010年统计的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2011年以后则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工业企业。由于2011年统计口径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在数据选择上，选择了2010年前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

工业企业数据库虽然没有包括各个地区的所有企业，但包括了各个地区的重要的企业，能比较有效的反映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在用于分析地区比较优势时，不应存在较大偏差。

这个数据库中并不能找到连续的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所以，在涉及到用工业增加值进行相关计算时，用销售额替代增加值。

当用连通性、技术含量对产品进行分类时，还必须考虑到产品空间的稳定性。只有选择一个产品空间相对稳定的时期作为分析时段，也就是产品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稳定的时段进行分析才比较合理。产品空间的稳定性可以用产品空间邻近度的标准差进行度量。在分析产品空间的变化时，Hidalgo, C.等是以10年为分析期（2007）。但我们在以10年期（2002~2011年）分析产品空间稳定性时发现，产品邻近度标准差较大，特别是考察不同邻近度区间内各边邻近度标准差的均值，发现邻近度标准差均值占到了邻近度数值的30%以上，由此可见，10年期内国内产品空间不够稳定。因此，进一步将考察期间缩短为6年，结果是邻近度标准差大幅减小，不同邻近度区间内的邻近度标准差均值减小到0.1以内。由此在对产品进行分类时，我们选择了以6年期进行分析。

以PRODY为依据将产品进行分类，复杂程度最高的前1/3的行业，主要包括专用与通用设备制造、化学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位于20位的行业，占主导地位的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见表1）。位于最后1/3的行业，则以资源密集型行业为主。处于最后20位的行业主要包括采掘业、黑色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

按连通性进行分类，连通性较高的一些产品，并不完全是高技术产品，在排名最后30名的行业中，资源型产业虽然是大多数，但一些被列入高技术的产业也名列其中。同样，连通性高的产品也不一定是复杂程度高的产品。图1反映了产品技术含量与连通性的关系，从中不难看出，两者并不呈现线性关系，即并不是技术含量高，产品的连通性就高或者反之。

中国的雁阵式产业升级已发出进入到第二阶段的信号，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佐证。Ozawa在分用飞雁模式分析产业结构演变时指出，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的趋势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规模经济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无差异化产业升纺，再向汽车产业等有差异化的斯密式产业升级，再向熊比特式创新式产业升级，再向网络型产业升级。第一阶段产业的典型代表是纺织服装，第二阶段的典型产业是钢铁、化工；第三阶段的典型产业是汽车产业，第四阶段是电子产业，第五阶段的典型产业是信息加工与传输产业（Terutomo Ozawa,2005）。从产业发展阶段来说，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过渡到创新驱动型阶段，也就是开始进入到第三、第四阶段。图11列出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区，这两个阶段代表性产业中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它们表明，东部发达地区，处于这两个阶段的代表性产业的市场占有率都出现了下降。这种演化趋势给出的是中国内部的雁阵式产业升级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的信号，任其发展下去，其最终结果是，作为引领雁式发展模式的发达地区会出现产业的空心化现象，反过来会影响头雁向其它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动力，从而阻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技术转移，拉大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

四、雁阵式产业升级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个国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或会陷入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对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陷阱，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则把它归之于比较优势发挥的好坏。林毅夫等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和评价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他们将经济发展战略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并认为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较快实现与发达国家的收敛（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1996）。尽管对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支持者甚多，但对此种主张的批评长期以来也不乏其声。1982年高鸿业教授就指出，根据现有的“自然赋与的”资源所规定的比较有利条件来安排生产只能把自己长期限制于生产技术要求简陋的物品,不能发掘和动用自己的潜力, 从而使自己永远处于落后状态（1982）。此后批评比较优势战略的文献将其主张概括为比较利益陷阱（洪银兴，1997），或比较优势陷阱（徐元康，2003）。国外的这类文献相较于那些支持比较优势战略的文献，虽然其分析的系统性有所欠缺，但其主张在西方文献中也不乏比较严谨的研究（Kimirnori Matsuyama，1992）。林毅夫等不仅认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适用于国家层面，同样也适用于地区层面（林毅夫、刘培林，2003）。质疑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声音同样也可以在地区层面上找到（邵帅、齐中英，2008）。雁阵式产业升级作为一种后发国家发展的理论，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比较优势，那么，当雁阵模式发生于一国之内时，是否可以有效避免比较优势陷阱的现象？

1.地区比较优势的演化

根据产品的连通性、技术含量等指标，可以计算出各个地区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种类所占比例。一个地区应划入哪种类型，由其所占最大比例的产品类型决定。一个地区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就是指在较低技术水平生产具有优势的地区，难以升级为在生产较高技术水平上具有优势的地区类型，或者就是在生产低连通性产品具有优势的地区难以升级到在生产连通性较高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类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表5、表6列出两个时期不同省份各种产品类型所占比例。1999-2004年间，全国有3个省（市）属于高技术高连通性类型，1家属于中技术、中连通性，16个省（市）属于低技术、低连通性类型，5个省属于低技术、中连通性类型，5个省属于中技术、高连通性。江西则既可以划入低连通性、也可以划入低技术、低连通性类型（见表5）。2005-2010年间全国属于高技术、高连通性类型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和福建，有17个省（市）属于低技术、低连通性类别，有5个省属于低技术、中连通性类型，3个省属于中技术、高连通性（见表6）。

2005-2010年地区的比较优势与1999-2004年的进行比较，北京从中技术、中连通性占优势地区变为高技术、高连通性占优势地区，天津、江苏、浙江从中技术、高连通性占优势的地区变化高技术高连通性占优势的地区。在前一时期处于低技术、低连通性类型的地区，辽宁由升级为中技术、高连通性占优势地区，江西、湖南升级为低技术中连通性地区，四川从低技术低连通性类型升级为低技术、中连通性的类型，其它地区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而且绝大多数地区低技术、低连通性的作用有所强化，就是出现了“比较优势陷阱”现象。

2．比较优势陷阱的形成原因

对比较优势陷阱形成原因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或将其归之国际贸易是不完全竞争的（高鸿业，1982；王佃凯，2002）、发达国家一直试图通过技术壁垒和国际秩序设计，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其掌握的国际贸易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制造比较优势陷阱（邵邦 ，刘孝阳，2013）。由于一国之内，一个地区很难通过这种措施，维持其比较优势。Matsuyama（1992）指出，在农业部门的比较优势恰恰使得该国更高比例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当工业部门存在“干中学”的规模报酬递增时，该国在工业部门的相对劣势会随着时间推移愈加强化。这一解释建立在两个部门的假设基础上，难以解释存在多个部门、多个地区时比较优势陷阱形成的原因。近年来兴起的另一种解释是Hausmann、R.Jesus Felipe等人提出的产品空间理论，这一理论将比较优势陷阱的形成归结于经济体所处产品空间的位置（Hausmann, R.etal,2007，Jesus Felipe，etal,2010）。按这一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成功地由现有比较优势转型到新的比较优势，取决于这两者之间所需能力的能力级差，如果这两者之间能力级差很大，成功的概率必然很低。

按产品空间理论，一个地区向哪个方向进行产业升级或者说，是否能进行产业升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有能力能否支持产业升级。图6展示的是，不同能力级差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所占比例。横轴的数据代表的是“能力级差”，数字越小，代表能力级差越大。它表明，随着能力级差的扩大，其产业升级所占比例就越低，就是各个地区在产业升级中，基本遵循了比较优势。表8列出了在不同能力级差限度内实现产业升级的比例和不同产品空间距离条件下产业升级所占比重。显而易见，在现有能力约束下，一个地区如采取就近升级策略，其成功的比例相对较高。由此不难推断，一个地区之所以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原因在于从当前的比较优势向另一种新的比较优势转型时，需要跨越较大的空间距离。表8列出了不同产品类型之间的技术距离。从中可以看出，有两种类型的地区，其比较优势转型会出现困难，一种类型的地区是，低技术低连通性的产品占优势的地区，因为低技术低连通性的产品不仅其内部产品间的能力距离、与低技术中连通性、低技术高连通性产品之间的能力距离相对较少外，其它的都比较大。还有一类产品，就是中技术低连通度产品，这类产品与其它类型产品的知识距离也比较大，所以以这类产品为主导的地区，其比较优势转型也比较困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雁阵模式是由日本学者提出来的较为有名的后发国家实施赶超的一种理论，主要用于指导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对雁阵模式这一理论的验证或解释，长期以来都是建立在经典比较优势的逻辑之上的。基于这样的一种逻辑，不仅雁阵模式的独特理论价值被掩盖了，而且也大大弱化了这一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使其失去了分析一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可能碰到风险的能力。蔡昉等虽然将雁阵模式延伸应用于分析一国之内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拓展了研究空间，但并没有完全摆脱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逻辑。雁阵模式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可以比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业预见，如它可以基于一个国家所处阶段提出是应发展钢铁、造船，还是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这样的预见，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则只能指出，一个国家根据其发展阶段是应发展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等这样一般的、宽泛的政策指导。本文沿用蔡昉等人的思路将其应用于国内的产业转移和升级，但为保留了这一理论的特殊价值，使其不至成为经典比较优势的另一种表述，我们把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引入到雁阵模式的解释和验证之中。雁阵模式隐含的假设，应是能基于现有产业预见到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就是一种直接通过现有产业预测到未来有较大出现可能性的产业的理论，从而为这种假设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撑。在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框架里，产业就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产品的组合，同样也是一组能力的代表。由此，就无需再把雁阵模式这样更应能直接指导产业政策制定和产业选择的理论放入到一个离实践更远的经典比较优势的套子里以获得生命力。

以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分析中国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升级现象，虽然并没有推翻以按经典比较优势理论逻辑分析中国国内地区间产业升级正在发生雁阵式现象的结论，但却有从后者的角度难以获得的、对中国成功实施雁阵式产业升级战略至关重要的发现：

第一，属于同一产业属下的产品，所蕴藏的产业升级潜力和在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中所能起的作用上并不完全相同。按经典的要素含量被划入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所蕴藏的产业升级潜力并不一定都很大，同样并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蕴藏的产业升级潜力都很小。这虽然部分地是因为全球产业分工细化的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既有的产业分类本身的局限性。这一发现的最重要的政策含义，就是中国政府如果按现有产业分类制订产业政策或进行产业引导，不一定能高效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转型升级和高效地形成产业升级能力，为了有效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政府就不能完全按产业的技术含量进行引导和扶持。就形式而论，产业升级表现为雁阵式，但产业组合不同，雁阵战略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就会有别，雁阵式战略的成功，不仅在于是否实施了雁阵式战略，更重要的还在于设计其合理的内部结构。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发展部分中等技术含量的产业，对中国产业升级的作用更大些。中国要成功地实施雁阵式产业升级战略，就必须大力推进中等技术含量产业的发展，增强中等技术含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不同比较优势类型之间转换的难度并非一样，能力建设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基于经典比较优势理论逻辑的雁阵模式，其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平稳的，但基于能力分析基础之上的雁阵模式，其产业转移和升级并不完全是平稳的，从一种优势转移到另一种优势时，能力建设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有些阶段甚至会出现波折。如以低技术、低连通性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和以中技术、低连通性产业为主导的地区，在比较优势的转换过程中，更容易出现难以转换的风险，需要更多的新的能力建设，也就是要进行跨越式产业升级。其它不同类型的地区，其能力建设的重点和产业升级的策略也会有所不同，如以低技术、高连通性产业为主导的地区，其产业升级的策略则是实行渐进式升级，也就是向邻近产业进行升级；以中技术、中连通性产业为主导的地区，则要在实行渐进式升级的同时，还要非常重视增加产品的多样性。成功的雁阵式产业升级战略，需要各地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类型科学地选择能力建设的重点和产业升级的策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完成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未来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这是一次挑战性很大的跨越，充满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对于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是否可以利用产业在空间的重新布局来避免“比较优势真空”的出现？国际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由沿海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所推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中西部的经济增长有所加快。发达地区正在把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通过国内这种雁阵模式的发生（蔡昉 王德文 曲 王月，2009），中国有效地避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种效应能否持续存在下去从而解决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找到这一问题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回答，发达地区是否能持续不断地向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进行产业转移。

早期的雁阵基本模式是一个后发的开放经济体的产业发展将经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等三个阶段，但这一模式的早期发现者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在后发国家为什么能成功地实行进口替代；在他的分析中，后发型国家向下一波后发型国家的产业转移，是出于下一波后发型国家的推动，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后发型国家有这个能力对此加以推动。雁阵模式的现代版本则强调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作用。头雁将其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次一级经济体，通过提供资本品和技术，使这些经济体在这些产业获得竞争优势，通过这种方式，头雁资本品的生产和出口都会增加，而且因为将资源从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中重新配置到这类产业，也可以促进其竞争优势获得提高。所以，地区经济体间的产业发展要形成飞雁模式，并且取得获得成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头雁必须具有持续创新的能力，只有这样它才可能带动整个雁群起飞。

国家与国家层面的产业转移，强调的是产业承接国与产业转出国之间能力差距，一国范围内的产业迁移，这一因素仍然不能忽视，但更为重要的是，转出地能否不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为产业转移开拓空间，提供动力。长期来看，如果东部发达地区不能通过持续创新、创造新的优势，创造产业转移的动力，则雁阵式产业升级模式，就不能持续，从而也就无法解决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比较优势真空”问题。

雁阵模式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当雁阵模式发展处于第一阶段时，并不会出现发达地区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区转移产业的能力和动力不足问题，但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地区间产业分工合作已发出进入到雁阵式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信号。依据这一结论，在这一阶段，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方面不明晰。这影响了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积极性。近几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但如果这些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能力和动力、所能提供的转移机会继续呈下降趋势，采用雁阵式产业升级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使中国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面临巨大风险。此点仍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强调的是如何把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到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而对发达地区如何产业新级，如何拓展产业空间却缺乏足够重视。如“十二五”规划中提及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北京把产业转移出去，天津、河北如何做好产业承接工作。然而现实的情形是，北京已经向京外转移了大量产业，目前所剩的可转移的产业已经极其有限，再加大转移力度，如果新的优势产业不能接替上来，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将受到重大影响。

要成功的继续推进雁阵式产业升级战略，当前迫切需要创建一种发现和明晰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方向的战略和机制。这种战略和机制可以包括：（1）推进进口替代战略。在研究拉美病时，虽然有部分文献将其归结于拉美国家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使各国政府对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采取谨慎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口替代战略是一种致命毒药。只要根据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加以稳步实施，对后发国家的发展就是一种合理选择，它可以无成本地让企业发现潜在的市场需求；（2）建立跨界创新机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等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被概括为一场新工业革命，有的将其称之为第3次工业革命，有的将其称之为第4次工业革命。但无论其用什么名称，这次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特点，就是跨界融合。应成立囊括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家、企业等的跨界研究平台和跨产业的企业合作创新平台，促进信息产业部门、设备生产部门等多部门的合作；（3）建立一种中小企业广泛参与和国际合作创新的机制。前两种战略，都是跟随性质的，这种战略发现新产业的成本本对较低，但对中国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除了跟随战略，也应建立一种创造前沿技术产业的机制，由于前沿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要高效地发现和发展这类产业，则须建立一种分散化创新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要让中小企业广泛参到产业的转型升级当中来。前几次工业革命，都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一些关键技术在某个国家或部分国家取得革命性突破，然后将其扩散到全世界。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不仅要求解决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气候变化问题、能源供应问题等，技术突破性上还需要国家之间的共同合作才能实现。这就需要创建一种国际合作创新的机制。

本文的研究是将用于分析国家之间产业分工的雁阵模式用于分析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但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反过来对于分析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也具有启发作用。Jesus Felipe等在分析产品空间与中等收入陷阱时得出了中等收入国家所生产产品的类型，使其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结论（2010），但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证明。本研究得出的以低技术、低连通性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和以中技术、低连通性产业为主导的地区产业升级困难的结论，如果将其拓展到国家层面，可能有助于支持或否定他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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