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延辉，来源：《经济学家茶座》
导读
经济学曾因其诞生历史较长及其学科体系相对完整而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但是 ,在号称“皇后”的经济学大家庭当中 ,我们却很难发现女性经济学家的身影。
那么 ,经济学界女性参与程度现状如何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这种状况对经济学研究又将产生哪些影响 ?在Women's Day之际，小编推送一
27 48407 27 13223 0 0 4669 0 0:00:10 0:00:02 0:00:08 4669篇文章，从经济社会学入手 , 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附上中外著名女性经济学家的故事，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和收获。
经济学界女性参与程度的现状分析
在经济学研究队伍当中,女性经济学家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对于这样一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相当困难,因为很少有人关注这类话题。缺少整个行业的精确数据虽然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通过个别国家和个别经济学院所的个案分析,我们仍然可以把握经济学界的主要动态。从总体上看,女性对经济学研究的参与程度非常低,其参与程度与研究层次成反比,即研究层次越高,女性研究者的数量就越少。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竞争者队伍当中,女性的参与者迄今为止一直保持零的记录。
英国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是世界级经济学家当中的惟一女性,而且是有史以来最着名的女性经济学家,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应该获得而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一。琼·罗宾逊夫人虽然未能获得经济学界的这一最高荣誉,但她被世人公认的最高成就是在J。R。沙克尔顿和G。洛克斯利合编的《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一书中榜上有名。琼·罗宾逊夫人未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后来者又如何呢?
在世界各国经济学类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当中,女性研究者的数量与男性相比,在每一个研究层次上都呈现出相对短缺的状态,研究的层次越高,女性的相对比例就越低。比如,在美国大学经济学系当中,女性约占全日制教授的6%,助理教授(相当于英国的高级讲师)的28%。(注:Blank,2000。)在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当中,尚有部分女性比较活跃,但在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当中,女性导师绝对是凤毛麟角。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数量很少,这在英国、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普遍现象。
实际上,不仅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整个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当中,女性都是参与率低、”渗漏率”高,即女性以较高比例退出科学研究领域。例如,从参与率来看,1973年,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女性仅占8。7%,1996年,该比例上升到22%;从渗漏率来看,有许多最初选择了自然科学的女学生在学成之后却未从事该专业的工作,比如,1991年,美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当中,女生占33%,而在整个科学和工程学专业的从业人员当中,女性仅占20%,也就是说有13%的女性退出了科学研究领域。(注:雷曼等,2001。)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社会学角度,从自然、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收入等几个方面,提出4个假说来解释经济学界女性参与率低的原因。
第一,”自然说”。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在思维训练上需要严谨、抽象和规范。而女性思维的特点是感性、具体和浪漫。女性思维特征使其对于语言、舞蹈及时装设计之类凭借形象思维就能够出色完成的职业情有独钟,而对于抽象的理性分析缺乏热情。以在经济学领域做得最出色的琼·罗宾逊夫人为例,尽管她的思想新颖别致、富于感染力,但她的文章一般只被认为是英语散文的杰出典范,因为她的分析方式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惯用的理论框架。(注:沙克尔顿等,1999。)因此,许多人认为女性”天生不适合”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
第二,”标签说”。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尽管女权运动在国外已有较长历史,妇女解放在中国也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社会各界对女性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普遍存在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女性和社会长期互动的结果,是对女性”能做什么”或”适合做什么”问题的女性判断以及男性判断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上述”自然说”成立,那么女性就会有意识地规避理论研究工作而选择应用性的工作。女性”自发地”选择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社会对女性”不适合做经济学家”的经验性判断,提高了社会对女性经济学家不信任的程度。这种状态反过来又减少了社会对女性经济学家的需求。而没有成功的女性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社会激励,女性就会出现加盟经济学界的动力真空,结果必然使能够成为经济学家的女性更少。这种现象就是社会学理论当中着名的标签理论效应:一旦给女性贴上”你不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标签,绝大多数女性最终都不会成为经济学家,因为一旦有了这种心理暗示,多数女性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转移个人从业志趣,最终也就离经济学家的轨道越来越远。
第三,”人力资本说”。从经济学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规范的前期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而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全部攻读下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硕士和博士学位攻读阶段,一般学生的年龄都在23~29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正是女性恋爱、结婚和生育孩子的黄金时间,拖延这三步曲中的任何一步都会为女性日后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攻读学位与婚恋三步曲同步进行,又非一般女性力所能及,因为已有研究证明,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当中,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也比其丈夫在养育孩子方面所花费的时间更多。社会分工或社会责任限制了女性为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女性职责”约束是遵守社会规范的女性在同男性进行事业竞争时所面临的先天不足。这种约束不为经济学界所独有,在学术界和决策界等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层次这种约束都存在。正是这种约束极大地限制了女性同男性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第四,”经济说”。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属于投资长、见效慢、投资回报率不确定的高风险行为。根据博弈论,人类对风险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风险爱好、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绝大多数女性都属于后者。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多数女性都会根据最大最小原则,选择那些预期效用相对较小,但收益相对稳定的职业。因此,与现有的人力资本相适应的、应用性较强的工作相对而言更受女性青睐。当然,经济问题或收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多数国家的理论工作者都同中国的同行一样,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也有少数国家,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收入很高,美国的教授和助理教授分别比英国的教授和高级讲师多挣1/3薪水。有人认为收入太低是英国经济学研究行业缺乏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绝不是惟一的原因,因为当年亚当·斯密的收入无疑很高,但收入高低绝不是他长达数年探索”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因。(注:Freeman,2000。)此外,即使在经济学理论研究行业收入水平居于全球领先的美国,其女性经济学家的比例同收入较低的其他国家情况相比,也并没有明显差异。由此看来,经济收入不是决定性因素,”经济说”的解释能力并不比”自然说”和”标签说”等的解释能力更强。
女性经济学家短缺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无论上述哪一种或哪几种因素发挥作用,目前的经济学界很少能够听到女性的声音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女性经济学家严重短缺对经济学理论研究具有哪些影响呢?概括起来,共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理性”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传统假设,尽管不同学派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不论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理性”始终都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如果用女性的眼光观察人类行为,那么很多女性都会认为,多数人类行为都是出于本能,”本能”才是人类行为的前提条件。那么,什么是本能呢?乔治·列文斯坦认为,”本能”是指一种范围很广的否定性情感(比如愤怒、恐惧)、强迫状态(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以及感觉状态(比如疼痛)等等,这些感受都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并刺激人们去从事某种特殊行动。(注:Loewenstein,2000。)
本能就像传统理论中的偏好一样,能够促使人们在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行动之间作出选择,比如,饥饿就能增加一个人对食物的偏好。那么,本能和偏好有何区别呢?阿马蒂亚·森认为,偏好的本质特征是其连续性和短期内的稳定性,而本能则相反,因为欲望本身要受人们身体内部状态变化以及外部刺激的影响,所以,它能迅速地改变人们的欲望从而改变人们的行动。
虽然”本能”或”激情”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视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毁灭性力量,但正是这种力量蕴涵了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使我们可以在社会大背景下观察和了解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各种行为。单凭理性或功利主义恐怕无法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理性假设拉大了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这是偏狭地使用男性眼光观察世界的结果之一。
第二,分析方法视角单一。个人主义是经济学界传统的分析方法,也是其惟一的分析方法。一些着名的定理或命题都是以孤立的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决策行为开始进行推论并扩展到全社会的。比如,经济学家在推论着名的帕累托最优时,偏好使用埃几沃斯盒式图作为分析工具,来论证社会资源如何才能实现有效配置,而埃几沃斯盒式图就是假设一个社会只有两个成员(两个生产者和两个消费者),只生产两种商品或只进行两种消费品的交换。个人主义方法论以及使用这种方法论所建立的经济学模型是经济分析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但它本身也包括了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福利在个人之间能否比较的问题,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假设,个人是其自身福利的最佳判断者,也即只有个人才能了解自己是否幸福。由于每个人都不了解其他人的福利状况,所以福利在个人之间是无法比较的。而实际上,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同别人进行比较。
另一对矛盾看起来更令人费解:1978年,赫伯特·A。西蒙因”有限理性”假设及其在组织内部决策中的应用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7年后即1995年,罗伯特·卢卡斯因”理性预期”及其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分析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禁让人思索这样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哲学问题:人类对知识的掌握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人类掌握的知识到底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有限理性”与”无限理性”究竟哪一种理性才是分析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对知识的态度就像对福利的态度一样,”相对知识论”和”相对福利论”也许更具说服力,而”相对论”正是女性思维的主要特征。
如果说男性思维像一个”点”,那么女性思维则更像一个”面”。男性视野中的世界总是单打独斗,所以孤岛上的鲁宾逊成为永恒的前提假设。而女性视野中的世界总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组成的群体,而且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女性看来,人是社会网络中的”点”,每一个点都被”嵌人”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
社会网络的形式、性质以及网络的密度,共同决定了网络中每个”点”的位置以及每个”点”的移动方式。因此,不论是可以用数量指标衡量的物质福利,还是难以精确计量但却普遍存在的精神福利,对于女性而言,福利总是相对的,能够用来进行福利比较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因而知识也总是不完善的。如果说男性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绝对主义,女性的方法论则是群体主义、相对主义。相对而言,似乎后者更容易接近现实世界。
由男性统治的经济学界充满了理性、模型和伺机而动的扩张。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热衷于扩建经济学帝国,但却没有人停下脚步对经济学自身的理论研究做一下盘点。也许在经济学界听到女性的声音尚需时日,但我相信这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因为罗素先生说过,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源泉,经济学研究也不应该例外。
延伸阅读：
《细数中外顶尖女经济学家》
来源：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赵耀辉教授短采访来源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导读：在经济学界，女性群体也绝不可忽视，尽管群体不大，但她们的声音举足轻重，她们对经济学界的贡献有目共睹，她们用骄人的成绩、卓越的研究成果撑起了了经济学界的半边天。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外顶尖的女经济学家，排名不分先后；受篇幅限制，仍有一些优秀的女性经济学家未能一一列举，欢迎读者们补充哦~
国外顶尖女经济学家
Elinor Ostrom（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从国际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今只有一位女性，就是2009年度诺奖得主——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文名为欧玲， 1933年出生于美国，2012年6月12日，因胰腺癌去世，享壽78歲。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主任之一、政治学教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颁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她于1965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1966年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做助教，1974年评为教授，1980-1984年任系主任。从1973年开始，她同时担任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讨会的合作主任；1984年起又兼任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教授。同时还是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她于199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她是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前任主席，也曾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她还是美国哲学学会和政治学和生命科学协会的成员。她曾经服务于许多顾问委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警察长官国际协会、法律实施协助管理局、美国行政科学院、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国家顾问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和校际政治与社会研究方法联合会。她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
Olivia S. Mitchell(奥利维娅•米切尔)
Mitchell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名教授，也是退休金研究委员会的执行理事。她的研究集中于公共与私人退休金、保险领域，以及风险管理、金融素养普及和公共财政。目前她总共出版了27本著作，以及发表了超过180篇论文。在她最常被引用到的、和Annamaria Lusardi共同完成的论文中，Mitchell强调如何应对金融素养缺失问题正在成为政府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有效改善和预防金融素养缺失问题是有一定代价的，但投资其中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我们的工作恰恰证明了，普及金融素养不仅有助于巩固脆弱的社会经济环境，还有益于广大民众。”
Ellen R. McGrattan(艾伦•麦克格兰特)
McGrattan目前供职于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院，她同时还是明尼阿波利斯联储的顾问。她曾经就职于明尼苏达联储的研究部门，在那儿她是排名第三的研究员。
2015年3月，McGrattan发表了一篇颇引人注目的论文，该文以支持Thomas Piketty提出的全球财富税(wealth taxes)的资料作为依据(注：全球财富税由Piketty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通过调查相关数据，McGrattan总结到，目前我们还不了解财富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不了解衡量财富的方式将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正如她在文中写的那样：
“不幸地是，目前有关于此的理论尚不完善。缺少有关征收财富税的定量有效理论或是经验研究的话，经济学家就没办法准确预测这种税收对总量财富和差量财富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任何有关征收财富税的提议都显得草率。”
Serena Ng(赛琳娜•吴)
Ng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她的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她三月份和Kyle Jurado以及Sydney Ludvigson共同发表的论文中，她指出，市场不确定性波动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周期远没有过去认为的那么普遍。事实上，他们发现自二战以来仅仅只有三个较大的宏观不确定时期。它们分别是：“1973-1974年和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以及2007-2009年间爆发的经济危机。需要指出的是，2007-2009年的经济危机是自1960年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市场不确定性波动周期。”
Claudia Goldin(克劳迪娅•戈尔丁)
Goldin是哈佛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Henry Lee Professor)，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下属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她的研究领域涵盖奴隶制、战争的经济影响、女性劳动力、移民、新交易政策、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以及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在她去年颇受好评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就职演说中，她总结道：
“性别平等不是女赢男输的零和博弈，虽然那些不赞同的人可能会因低价而惨遭淘汰，大门多数工人都将从一个更为灵活的政策中获益。”
Bronwyn Hughes Hall (布朗温•霍尔)
Hall不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她还是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教授。Hall的工作集中在技术变革和创新的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研究。鉴于经济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着一系列低生产率的挑战，Hall有关创新的工作变得十分有意义。就像她在2013年发表的有关创新与生产率的论文中写到的那样：“在许多普通人，尤其是在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眼里，创新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发展不仅可以通过投入更多生产要素来实现(例如增加投资、土地使用量，减少失业人数，增加劳动力等)，还可以依靠以相同的资源得到更多产出来实现。”
Marianne Bertrand (玛丽安•贝特朗)
Bertrand现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校级杰出教授(Chris P. Dialynas distingiuished service professor)，她还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以及劳动研究所(IZA)的研究成员。
Bertrand的研究领域是应用微观经济学，她主要关注劳动经济学、合作财政和发展经济学。
在她2013年与Adair Morse合作完成的论文《Trickle-Down Consumption》中，Bertrand强调了美国家庭储蓄率下降会导致地区间出现收入不平等。在剔除有关储蓄率下降的传统解释(例如预先储存和财富效应)后，他们总结到：
“在对这些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模式进行更加详尽的行为分析后，我们发现人们进行额外消费的可能性与市场内不断增长的‘奢侈’品供应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人们过度消费也可能是为了通过‘可视’的消费行为来赶上自己富裕邻居的消费步伐。”
Janet Currie(珍妮特•克里)
Currie是普林斯顿大学健康福利中心的讲座教授(Henry Putnam professor)。她的研究关注儿童健康与福利，包括早期干预计划、公共健康保险扩展计划、公共住房以及食物与营养计划。Currier和她的同事Anna Aizer去年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其中指出收入不平等可能会通过母育缺陷传递，主要是通过影响孩子出生时的健康状况来实现。他们写到：“出生时的健康状况是预测孩子未来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身体缺陷等的重要指标。目前的研究显示，母育缺陷可能通过某些途径影响孩子出生时的健康状况，这些途径包括不健康的习惯、暴露在卫生糟糕的环境中，更差的医疗照顾等等。”
Asli Demirgüç-Kunt (阿斯利•德米尔古茨-昆特)
Demirgüç-Kunt是世界银行研究中心的主任，她早在1989年就加入了世界银行。在这里，她不仅启动了《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报告》(World Bank’s 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还指导了《对国家在经济中作用的反思》(2013)(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e)以及《惠普金融计划》(2014)(Financial Inclusion)等。
至今，Demirgüç-Kunt已经出版了超过100本作品，这些作品涵盖银行业危机、财政调控以及金融服务途径等主题。
在她去年和Deniz Anginer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她指出，通过要求增加银行业良性资产比例来加强对它们的监管，有助于减缓金融危机中常见的系统性风险。就像他们总结的那样：
“我们的研究证明，更高的良性资产比例是一个能吸收损失的缓冲垫，能够有效减少系统性风险，例如集体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对手风险。”
Esther Duflo(埃斯特 迪弗洛)
Duflo不仅是麻省理工学院主教扶贫开发经济学的讲座教授(Abdul Latif Jameel Professor)，她还是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的联合创始人兼主任。此外，Duflo还是达沃斯论坛的全球青年领袖。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曾经获得印孚瑟斯奖(Infosys Prize)、大卫•克肖奖(David N. Kershaw award)、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以及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Grant” Fellowship)。Duflo的研究领域包括健康、教育、惠普金融、环境和政府等。除此之外，Duflo还特别关心扶贫政策的制定过程。她于2011年和Abhijit Banerjee合著了《贫困经济学：对抗击全球贫困措施的彻底反思》(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一书。在这本书中，她号召要对当前全球的扶贫措施和政策进行一次彻底反思。这本书在2011年赢得了《金融时报》以及“高盛商业著作”年度奖。
Carmen M. Reinhart(卡门•莱因哈特)
Reinhart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金融体系的讲座教授(Minos A. Zombanakis professor)，她还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小组以及美联储经济顾问小组的成员。
在2009年，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合著了一本畅销书叫做《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在这本书中，他们列举了许多繁荣与萧条的历史事例，还对这些事例中的共性进行了比较。
最近，Reinhart和Christoph Trebesch合作发表了一篇有关主权债务减免及其影响的文章。他们的研究表明，债务国在债务减免后的五年内会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但会对债务国的信贷前景产生一定影响。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
“1920—1980年间发生的所有金融危机，都仅有一个共同的出口，那就是债务得到减免。比如债务减免后的1934年就出现了复苏，以及布雷迪债务减免后的1990年复苏。这些过往的经验为目前有关希腊、乌克兰债务减免的争论提供了一些解决思路。”
冯兰瑞
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学术成就最成功的女性，无疑是冯兰瑞先生。冯兰瑞先生早年求学于贵阳达德学校，1938年入党，1940年赴延安，先后在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后考入中央军委编译局主办的外语学校英文队学习。1954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师资部专修政治经济学专业。历任上海《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教学生部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兼马列教研室主任、黑龙江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黑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经济学周报》社长。主要著作有《劳动报酬和劳动就业》、《按劳分配、工资、就业》、《论中国劳动力市场》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待业问题逐渐暴露，为了研究体制改革和劳动就业问题，冯兰瑞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完成了很多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文章，她系统阐述了在劳动就业问题上的观点，是国内最早研究我国劳动就业理论并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
1980年，她发表《劳动就业问题六议》等研究我国劳动就业的文章，1982年，她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就业理论》的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业理论的必要性。
1988年，冯兰瑞先生率先提出以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取代行政配置和劳动力的商品性问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她在经济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冯兰瑞先生被国外誉为“一位成功的中国女士”。
江春泽
江春泽是享誉学界的著名经济学家。她1935年生于安庆，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体改委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论工业生产专业化》、《苏联经济统计资料》、《南斯拉夫》、《苏联东欧经济管理体质比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世界经济概论》、《社会主义计划》、《比较经济体制学概览》等。
江春泽的最大理论贡献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理论。在《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和《比较•选择•前景——苏东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不同作法、不同效果》文章中，江春泽针对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根本特征的理论误区，阐明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区别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在当时改革面临停滞倒退危险的关键时刻，这两篇文章发挥了明显的实践效果。
江小涓
江小涓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我国经济学界少有的博学多才的女性。江小涓1981年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研究室工作。2003年，江小涓被评为“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那时她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产业经济等，主要专著有《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结构调整中的产业升级与发展》、《工业经济学》、《中国工业企业组织结构变动长期趋势》等。她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全国性学术成果奖。2009年曾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孙祁祥
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孙祁祥教授，也是一位学术成就突出的女经济学家。她是湖南省长沙市人，1979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学系，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
早在1987年，孙祁祥以一篇题为《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文开始在经济学界初露锋芒。孙祁祥在文章中提出了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在理论上是与商品经济对立的，是短缺经济的主要根源，传统的国家所有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改革传统的国家所有制不等于改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等观点。1993年《经济研究》刊登的“市场经济与竞争机会的平等”是孙祁祥发表的又一篇颇具影响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并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重视。
当然，孙祁祥的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保险金融。去年6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保险学会第50届年会上，孙祁祥教授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及对中国保险业的贡献，荣获了2014年度约翰•毕克利奖。这个奖是国际保险界的最高奖项，专门用来表彰对保险思想、实务或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其评奖委员会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推选出一位获奖人。孙祁祥教授则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也是有此奖项以来的唯一女性获奖者。
作为继马寅初、陈岱孙、胡代光等大师级人物之后北大经济学院百余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长，孙祁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着她更努力勤奋地工作，辛勤耕耘，执着坚守，把北大经济学院的工作推上新台阶。
朱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际农经学会（IAAE）执委和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曾参加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少贫穷研究小组；目前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成员和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荣获1993年（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6年（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4年（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8年（第三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专著《减贫与包容：发展经济学研究》等五部论著获得“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朱玲始终认为，作为经济学人，缺少人文精神而只重研究技巧，那是经济学工匠；缺少研究能力和悟性而只重人文精神，那就不是经济学家；只有那些富有人文精神而又视经济学为生命的人，同时充满经济学悟性和探索兴趣的人，才有可能因为其真诚的人文关怀，成为胸怀宽阔、视野高远、脚踏实地为公众服务的经济学家。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善同研究员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女经济学家。她长期研究区域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模型》、《中国中长期产业政策》、《中国地区发展与产业政策》、《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改革与政策》、《中国地区发展与政策》、《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
的确，女经济学家比较少的确是事实，但中国国内的女经济学者相比男学者似乎实力尤其悬殊。有感于这一状况，加拿大温尼伯格大学经济系的董晓媛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耀辉教授发起了“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旨在帮助中国的女经济学者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加强交流，树立信心，从而多出成果。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项目于2002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举办了三期，每期招收15名左右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经济学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女经济学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项目的第一阶段是在CCER进行为期两周的强化培训，之后再由辅导老师对学员后续的研究工作做一对一的辅导，最后每位学员提交一篇研究论文作为结业报告。
在2009年12月,第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浙江大学举办期间，浙江大学志愿者采访了“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发起人赵耀辉教授，她就女经济学者相关问题也简明深刻地做了探讨。
记者：近年来，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女经济学者越来越受到重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一位女性获奖，请您为我们谈一下女性在经济学界的发展前景吗？
赵耀辉：更确切的说，是女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向大家证明了我们的研究能力，也因此获得了大家的重视与肯定。近年来，女经济学者在经济学界成长非常快。近年来，在许多英文顶尖国际期刊中，女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文章越来越多。从美国的经济学界来看，近些年来女性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上升非常快。许多非常好的大学里的经济系都有女经济学家任教。在许多领域里，女性经济学家的研究非常领先。很多年来，在美国的经济学领域就业市场中，就业情况最好的往往是女性。总体来说，女经济学者在学术领域地位的提高是一种世界上的趋势。
记者：您觉得和男性相比，在经济学研究中女性有什么比较优势吗？
赵耀辉：有很多优势的。尤其是在研究家庭、健康、人的微观行为的时候，女性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我阅读的健康经济学的资料和文献中，至少一半文献的作者都是女性，并且都是发表在最好的经济学杂志上的。对于女经济学者来说，我们对家庭、微观的生活等等有更多的体会和关注，比如对于孩子、教育、健康、婚姻等问题特别关注。因此在这些领域中，女性做的研究比男性要好得多。
记者：我们很荣幸采访到您这样一位女经济学家，我想代表女学生向您请教一下我们要想在经济学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对女学生的学术教育中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吗？或者说您认为学校是不是应当在对女生从事学术研究方面有更具体的引导和指导呢？
赵耀辉：在经济学领域当中，我们许多国外留学生中女生的成绩非常好。比如，去年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成绩最好的一位就是来自中国的一位女生，今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美国的很多名校中，中国的女生表现都非常出色，在找工作时，甚至可以得到比男生更好的工作机会。
至于学校的引导方面，我认为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方面。关键是女生自己要有信心，相信自己不比男生差，相比男生自己有很多优势，例如做事情更认真、仔细、有组织性。这些对于做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是必要的，因此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女生的优势也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认为相比外部的指导，更重要的是要自己树立信心，去努力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从高中以前的应是考试、到大学生、博士生、甚至老师，很多时候女生做出的成绩都比男生好，所以一定要树立和坚定一个信念：女生并不比男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