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产业转型的动力与方向：基于新结构主义的视角

巴曙松 郑军

东北大学

摘要：在新结构主义的框架中，产业转型的终极方向由要素禀赋结构及要素相对价格所决定。基于中国的人口禀赋将由人口总量因素转身人口的区域流动和人口质量，土地禀赋将由廉价大量供给转身昂贵有限供给，以及中国技术追赶的空间仍然存在这三个基本事实，并进一步考虑中国区域纵深广阔、产业光谱连续这一特殊情况，中国产业转型将呈现出“一个国家、三个特色产业区”的分化格局，即东部进入产业服务化阶段、中部六省和西三角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西部资源带则成为中国的资源“大后方”。然而，这种“三元分化”格局并不会自动形成，只有在一个竞争性的要素市场、灵活的金融市场及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中，素禀赋结构的不断变迁才能最终驱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往这个最优方向转型，为此，我们需要启动一系列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关键词：人口禀赋、禀赋结构、技术追赶、产业转型

JEL Classifications: O11, O14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从国际经验观察，伴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和人均GDP上升，产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而变动的趋势通常包括几个方面：1）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权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权重先上升，其后经历一个缓慢的下降，最终趋于稳定；第三产业权重则处于一个持续的上升态势。2）不同发展阶段，一国的主导性产业经历显著的转换，通常会经历一个由农业主导、工业主导最终变成信息产业主导的过程。3）从对资源的相对依赖程度上，一国不同的产业阶段通常出现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技术密集的转变。4）从产业所附加的技术成分讲，产业结构的变迁则是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演变过程。

从数据上观察，美国产业结构从1839年到大萧条之前的这段时间，农业产值占GDP权重持续下降了32个百分点，工业和服务业则分别上升了15和16个百分点，直到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前后，农业占比已回落到1%左右的水平，而服务业占比则达到74%的绝对高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些时间，美国GDP绝对规模和人均收入也都处于持续的上升过程，尽管期间美国曾先后遇到来自于日本、德国和中国强劲的“经济赶超”，但至今为止，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美国GDP全球份额占比21%，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和最有活力的国家。

另一方面，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还是过去10年迅速崛起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曾相对成功的实现了从原本落后农业占主导的经济沿着产业阶梯逐步实现了产业的升级、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提升。相反，另外一些发展中地区如拉美、非洲和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则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和相对低级的产业结构之中，未能实现增长和收入的收敛。

基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国际经验规律和不同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成功或失败案例，经济学界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均致力于解释一个核心问题：即产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何有的国家可以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有的国家却没有。针对这一问题及本文的研究重点，这里重点介绍几篇最新文献，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吸收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发展过程的新思路。在他看来，一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逻辑起点是经济的禀赋即一个国家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和相对价格水平（林毅夫，2009、2011、2012）。在林毅夫教授的研究框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核心命题：

首先，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随着发展阶段而不断升级，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也相应存在着不同的最优产业结构，而每一种最优产业结构都内生性地对应着一种特定的硬性（电力、通讯、道路、港口等）和软性（金融、规制、法律、文化价值系统等）基础设施结构，而金融结构则是软性基础设施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构成。

其次，不同的禀赋结构决定不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对于一些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要素禀赋结构通过会呈现劳动力、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态势，因此，处于这一阶段国家的产业结构也更多地集中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他认为主要集中于维持生存水平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同时，他指出生产和交易所需要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相对有限且简单初级。作为一个自然结果，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充足但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劳动力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才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形成优势产业、促进增长和收入的提高、赶超发达国家（Heckscher and Ohlin, 1991; Lin, 2003）。

相反地，发达国家则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些国家多已完成工业化，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处于相对充裕的状态，因此，能够利用规模经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另外，由于处于全球技术前沿，这些发达国家需要依靠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新技术、新产品的发明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Schumpeter, 1942; Aghion and Howitt, 1992）。同时与这种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相适应，这些发达国家适合的金融安排往往是有能力动员大量资本并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这些发达国家所需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置都可能完全不同于低收入国家。

再者，处于不同禀赋结构的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所要求的配套政策也完全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充裕，合适的政策应当是通过财政补贴、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的形式鼓励产业和企业进入这类产业，从而促进劳动力逐步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提升产业结构。相反，产业和企业家的产业升级驱动力来自于创新和技术，试图升级的单个企业需要承担巨额的研发成本和风险，而研发活动本身所创造出来的、公共知识却可能使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受益（Jones and Romer, 2009; Rodrik, 2004; Harrison and Rodriguez-Clare, 2009）。在此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政策往往是资助大学里的基础研究、对新发明授予专利、以及提供税收优惠和其他好处，补贴单个企业的研发活动。

总体上，林毅夫教授认为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企业大小、水平和风险性质的分布。在现代社会，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从资本和劳动力比率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提升（Lin, 2003, 2009b）。

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来自于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他于2011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及中日制度演化》这篇文献界定了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的过程表现为一个从马尔萨斯状态向内生性增长模式转变的连续发展过程，而不同阶段的内在驱动力来自于：1）人口—经济的变化，即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2）结构变化，即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转移；3）非农产业人均产出的变化，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化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动力来自于非农部门的资本存量，而资本存量的化则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和资本—产出比的变化。

基于这样的驱动力来源，青木昌彦将一国产业演变与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M阶段，这一阶段农业占主导地位，由于农业技术边际报酬递减，所以并没有促进人均GDP的提高，这被称为马尔萨斯状态，它结束的标志是农业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2）G阶段，这一阶段被称为国家工业化阶段，它有两个几个标志性事件：农业人口向非农的结构转变已经开始，人均GDP温和提高，政府对工业资本积累存在显著的干预。因此，这一阶段金融市场对于工业提供资金的角色可能并不重要，财政体制和大量的非农补贴则发挥十分突出的作用。在中国，在1951—1978年，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人民币，而对农业的国有投资为1760亿元（Wu，2005）。在日本，1928—1932年，非农部门补贴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为31.8%。3）K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更为迅速的结构转变、人均GDP的快速提高，结构变迁和收入增长的关键驱动力是不断下降的死亡率、不断提高的出生率及人口的迅速转移导致的“人口红利”。4）K阶段结束之后进入H阶段，这时人均收入提高和结构持续改进的驱动力来自于非农产业人均产出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伴随的是产业的不断升级和TFP、人力资本在这一升级过程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学上，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性转变。

对于日本和韩国而言，K阶段向H阶段转变的标志是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20%。到目前为止，中国沿海城市的农业就业人口略高于这一水平，内陆省份约在45%左右。如果将20%作为一个经验性标准，那么中国沿海地区很可能已经或即将度过K阶段，但对于不少内陆地区而言，实现这种转变尚为时过早。

简单总结，两位学者对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共同点可以概括为：第一，产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力是人口、资本和技术要求的相对充裕度和结构转变。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动事实上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分散的演变过程， 同一时期适合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未尽适合于发展中国家，一国不同时点的最优产业结构取决于劳动、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结构组合。

二、中国产业转型的动力：基于新结构主义的视角

基于新结构主义的视角，一个经济体不同阶段的禀赋总量、结构和相对价格变动是我们分析产业结构变动的起点。通常，在经济学的体系中，一国的禀赋由土地、自然资料、劳动力和资本构成，这些组成经济中的不同产业、不同企业用于生产和资源配置的要素禀赋。虽然一国禀赋结构在给定时间是既定的，但在不同时间会逐步发生的变化，从而构成产业结构变迁的基础。

在禀赋结构引发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不同要素禀赋的相对价格变动发挥着关键作用，事实上，正是相对价格的变动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实现最优的产业结构。

基于新结构主义的论断及我们的分析，本文将产业转型的决定因素概括为三条支柱：第一条支柱是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第二条支柱是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第三条支柱是技术追赶的空间。

（一）人口禀赋

人口禀赋有三个维度，分别是：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质量。

首先，现有的文献分析过多集中在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分布上，他们最常用的分析指标是总和生育率、人口抚养比、老龄化率。在这种分析逻辑中，当生育率处于高峰期使得人口总量持续增长、15～59岁劳动人口占据绝对比例使得生产人口远远多于消费人口时，处于这一阶段的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较为丰富、同时资本较为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农业产出占比处于较高权重。

其次，现有研究成果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忽略人口禀赋的其它维度，对于人口流动即人口的区域重新分布和人口的质量这两个维度的关注不够。事实上，正是随着人口禀赋由总量因素向区域分布和质量因素的转换才从根本上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

综合人口禀赋结构的三个维度，我们发现：

第一，单纯从人口结构的视角看，中国早在2004年前后已跨越“刘易斯拐点”，将于2015前后跨越“人口红利”拐点，最迟也将于2020前后人口总量开始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廉价人工的终结是必然趋势，人工成本的上涨是永久性而非周期性的，作为一个结果， 劳动相对于资本的溢价效应会自然持久地发生，劳动者报酬的份额会上升，资本报酬的份额会下降，从而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不断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第二，人口流动事实上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自变量，这是中国特有现象。过去20年，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从内陆迁移到沿海，加入全球产业链是影响世界和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那个时候，农民从最穷的省份流出，如贵州、四川、安徽、河南,在1990-1995年间，有1000万的跨省流动人口,在1995-2000年间，有3200万的跨省流动人口,在2000-2005年间，有3800万的跨省流动人口。这些人口先是流向沿海的广东、深圳，然后是浙江、江苏。目前，这两大省的人均GDP在2010年已经和瑞士、澳大利亚差异无几。

第三，下一个十年，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上演的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故事是人口流动趋势的大逆转，这将对产业结构的变动、产业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产生显著的影响。从当前的情况看，重庆、武汉、郑州、沈阳、西安、成都成为当前流动人口回迁的方向。在重庆，2011年在所有外出务工的人数当中，在重庆市内区域内的务工人数比例首次超过了去省外的比例，早在几年前，有70%的外出者都是去省外务工。另一个流动人口大省——河南，在2008年，在全部的2千万外出务工者当中，有58%是去省外务工，但是在2011年已经下降到了52%.农民工群体自身逐步完成了代际变迁。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当中，有44.4%的人在从事制造业工作，商业服务占比21.6%，而相应的从事建筑业的人占比仅9.8%。从这个角度目看，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和就业分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已经产生。

第五，人口质量将取代人口总量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1992-2008，中国高中毛入学率从26%增长到74%；大学毛入学率从4%增长到23%，由印度的一半到超过印度一倍，预计2020年将增加到40%。大学本科毕业平均年龄在22-23岁，在未来十年，这些青年人将成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就业人口。

（二）土地禀赋

土地是最原始的生产要素。一定程度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农业用地向城市工商业建设用地的转换过程。因此，农业用地向城市用地转换的数量、速度和成本便决定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速度。从数据上看，中国城市建成区22%的土地为工业用地、30%的土地为住宅用地、48%的土地为城市仓储、公共设施用地，在过去10年，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农业用地以极快的速度转换为城市用地，为制造业、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奠定了基础。然而，展望未来，土地禀赋结构的变化将成为产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因素之一。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供给约束越来越紧，使得制造业转移和升级成为必然趋势。随着18亿耕地红线的约束越来越紧，土地供给的潜在空间开始收窄，尤其是过去20年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区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透支了土地的供给空间，这正是这些区域必然要推进制造业转移和升级的驱动力之一，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集约利用土地。

第二，土地供给的成本越来越高，只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才能弥补日益提高的土地价格。通常，城市建设用地的三大供给来源是占用耕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城市改造，这三种土地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成本存在显著的差异，耕地补偿标准最低，仅在3～5万元/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补偿标准大约在10～20万/亩，但是城市改造的成本即使在二三线城市也会高达100万元/亩。对于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发达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沿海发达省份，未来的土地供给空间将主要来自于旧城改造，土地供给成本将剧烈上升，一个自然的结果是这些区域的产业结构也将被迫发生调整，只有高附加的产业才能弥补攀升的土地成本。

第三，中西部省市作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区域也同样面临严格的土地指标约束。过去10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制造业时，工业用地供给是十分充足的，工业用地价格极低，甚至为了吸收一些产业，当地政府会以零地价、负地价的形式“招商引资”。但是今天中西部省份发展制造业时却面临严格的土地用地指标约束，即使是一些高科技产业也面临“项目落地”的困难，而且目前工业用地的出让必须通过公开的“招拍挂”程序进行，使得制造业的用地成本显著加大。

（三）硬性及软性基础设施

原则上，基础设施对于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和企业的生存能力都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影响市场主体的交易费用和投资边际回报。而且对于单一个体而言，绝大多数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都是外生供给的，通常由政府提供。因此，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能力和成本也将对产业结构和企业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这表现在几个方面：1）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对于交易费用的大小具有重要影响，资源得不到最优化配置的一个潜在原因即来自于基础设施的滞后。2）随着产业结构的拾级而上，不同产业和企业的规模、市场范围和风险特征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要求基础设施发生相应的调整。

对于中国而言，硬性基础设施的发展较快，部分省市的公路、铁路和机场建设甚至存在“过度”的可能，但是软性基础设施的发展如金融市场的发展仍显不足，金融管制大量存在。特别是2008年之后，全国整体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尤其是中西部投资增速更快，这为未来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反之，如果不能顺利提升产业转移和升级的速度，中西部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将会下降。

从数据上看，基础设施投资向内地倾斜的趋势十分明显，对全社会投资的区域结构变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近十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布变化看，以2005年为分界点，东部地区投资比重开始回落，而此后则是内地投资比重开始上升，并且出现内地投资增速持续高于沿海的情况。从FDI投资中也可看到基本一致的趋势改变。促使这一比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先期投入的基础设施改善了投资环境，提高了投资收益，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各区域在投资收益、风险等方面的变化，改变了社会投资的区域选择。从数据上来看，内地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已在持续上升，平均增速也高于东部，去年内陆交通设施建设已接近东部水平，这将为内陆省市承接东部沿海区域的产业转移奠定硬性基础。

（四）技术前沿和技术追赶空间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和路径是：

第一，全球技术前沿的变化及中国对这个前沿的追赶。研究表明一国的追赶速度与该国和世界领先国家的相对收入差距成反比，如果把美国当作世界领先国家的代表，随着中美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中国技术追赶的速度会缓慢下降。从数据上看，如果将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一国的技术水平）视为100，从图表4.4可以看出，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十分有限，相反，2008年中国的TFP水平不足美国15%、人均收入不及美国的10%，而且全球技术前沿仍然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在改进，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追赶空间仍然存在，但作为一个结果，随着TFP差距的收窄，赶超速度会放缓，世界银行和IMF的测算表明未来5—10年中国的TEP平均速度较之以前将下滑0.5个百分点。

第二，然而，不同国家技术水平向全球技术前沿追赶的速度往往会出现极大的反差（如俄罗斯和巴西的TFP增速甚至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反差的出现取决于一国所处的不同产业阶段及技术提升的不同路径。具体而言：1）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技术提升的关键是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移到更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这个转移部分通过城市化在供给端实现，部分通过出口导向在需求端实现。2）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型则有所不同。技术提升的关键是将现有制造业的生产要素需要转移到更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中、实现劳动力和资本在城市内部的再分配、以及资源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而对新产品的需求可以来自国内或国外。从这从这个角度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之所以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与美国的收敛程度分别达到90%、50%、60%之后顺利进入平稳增长阶段，由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以上第一阶段的技术追赶和第二阶段的结构转型；相反，巴西、南非、叙利亚、菲律宾在经历类似的追赶式增长，从贫困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之所以出现资源配置效率难以持续改进，增长陷入停滞并落到“中等收入陷阱”，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是因为这些国家虽然实现了第一阶段技术的追赶，却未能实现第二阶段的顺利转型，技术的提升后续乏力。

第三，基于中国第一阶段技术的快速追赶以及中国广泛存在的区域差异，最富裕的东部省份目前需要实现第二阶段的追赶和技术的继续提升，从而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型，而相对贫困的中西部省份仍然继续完成对全球技术前沿和中国东部省份的技术追赶，从而全面提升投资效率，实现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转型。因此，从最终结果看，中国要想成功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同时进行上述两种不同路径的对全球技术前沿的追赶，这需要东中西部不同省市推进不同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的阶梯式升级。

三、中国产业转型的方向及政策选项

在我们的框架中，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或产业转型的终极方向是由我们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原因在于，要使经济产出的成本最小、利润最大，那么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要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水平则取决于本国的禀赋结构。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产业转型，通常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只有启动在一个竞争性的要素市场、灵活的金融市场及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中，素禀赋结构的不断变迁才能最终驱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往最优方向转型，为此，我们需要启动一系列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一）中国产业转型的方向

基于中国的人口禀赋将由人口总量因素转身人口的区域流动和人口质量，土地禀赋将由廉价大量供给转身昂贵有限供给，以及中国技术追赶的空间仍然存在这三个基本事实，并进一步考虑中国区域纵深广阔、产业光谱连续这一特殊情况，本文认为中国产业转型将呈现出“一个国家、三个特色产业区”的分化格局。具体而言：

第一，中国东部省市将进入制造业升级和产业服务业阶段。东部地区在土地、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等要素的约束下，中低端制造业高速发展的瓶颈已经显现，未来产业转型只能强调发展的结构、质量、效益将是未来东部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从产业就业结构来看，当前东南沿海与1985年的韩国、1968年的日本、1977年的台湾相似，而接下来，80、90年代的韩国、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台湾均无一例外的进入产业结构服务化阶段。

第二，制造业产业向中部六省和西三角转移。从产业就业结构来看当前我国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地区与21世纪初的东南沿海、70年代的韩国、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台湾和20实际初期的美国相似，而接下来这些国家均处于产业结构快速工业化阶段。东南沿海区域土地缺乏和要素成本上升驱动的制造业产业将向中部六省和西三角转移。

第三，西部资源带将成为中国的资源“大后方”。从产业结构来看，当前西部资源带与70年代的韩国、60年代的台湾相似。但由于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的不同，预计中国西部资源带将难以重复亚洲新兴工业国和东南沿海的发展路径。可以参考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智利、中东北非等资源输出国的发展路径，发挥自身的能源优势，例如：新疆、陕甘宁等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黄河、长江上游的水电基地；陕北、蒙西、宁夏和云贵等煤电基地；甘肃、云南铅锌、四川钒钛、内蒙古稀土开发基地；青海、新疆钾肥生产基地等。

（二）推动产业转型的政策选项

为了顺利推动中国的产业转型，充分发挥中国已经变化的要素禀赋的变化趋势，我们需要开启诸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这包括：

第一，推动金融业改革，使金融服务于产业转型、服务于实体经济。为了促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结构转型，金融体系也要改革转型，温州的试点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加快金融市场多层次建设和推进金融主体多元化参与，从而支持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中小企业是驱动我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军，针对其特点，推动债券创新，发行集合债，垃圾债等，将会为其提供难得的直接融资渠道。此外，还要完善现代融资租赁、直接引用外资、项目融资、商业票据、出口信贷等其他融资方式，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才能有效结局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推动经济转型。

第二，放开行业准入限制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国有集中度高的领域。如果把中国工业行业按照利润率和生产效率分类，国有企业集中度最高的行业多是上游资源和原材料等高利润率行业，也是生产效率最低的行业，如果放松这些行业的准入管制，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将有极大的提升。这些低效率的国有垄断行业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集中度最高的行业如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纺织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制品业，虽然效率最高，但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放松行业准入管制，将民营企业引入高利润率、低效率的垄断性领域，是当前最为重要和迫切的促进产业转型的结构性改革措施。

第三，扩大营业税转增值税试点范围优化产业结构。通过税制改革带动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推动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允许企业把更新改造投资和研发的投入从增值税的税基中脱离出来。这将对企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技术升级，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从长远看，增值税扩容将扶植第三产业，可有效避免服务业重复征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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