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978-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一个非参数分解框架

董敏杰  梁泳梅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推导出一个可以测算经济增长来源的非参数分析框架，并以省级数据为样本，测算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结果显示，1978-2010年，TFP、劳动与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约为10.9%、3.7%与85.4%；如果不考虑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则分别约为20.7%、3.3%与76.0%。从经济增长的各分项来源来看，劳动的贡献份额最小，多数年份低于8%；TFP贡献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前大体处于上升趋势但波动较大，1992年一度超过50%，随后基本呈下降趋势，直至2005年后低于10%。资本贡献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前大体处于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1992年后则基本呈上升趋势，2005年后接近90%。

关键词：TFP贡献  TFP贡献份额  产出无效值  最佳产出  数据包络分析

一、 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与之相伴的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争论。这种争论的本质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是单纯的要素投入还是生产率的提高？借用克鲁格曼（1999，p.39）被广泛引用的论断，是“汗水还是灵感”？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目前有两种主要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以下简称“TFP增长”），代表性研究包括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1982，p.7、1987，p.145）、陈宽等（1988）、Chow（1993）、Chow & Lin（2002）、Young（2003）、张军、施少华（2003）、安格斯·麦迪逊（2008，p.53）、Wu（2011）等。第二种思路是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尤其是关注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下简称“TFP贡献”）以及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以下简称“TFP贡献份额”）。需要说明的是，一些文献（朱钟棣、李小平，2005；郭庆旺、贾俊雪，2005）将“TFP增长”与“TFP贡献”这两者视为等同，但是，正如王清杨、李勇（1992）所指出的，在通常使用的乘积生产函数形式中，两者并不完全一致。

本文延续第二种思路，尝试在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方面有所突破。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使用的是参数方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与非参数方法，其中前两种方法在经济增长核算方面的准确性，一直存在着质疑，而目前使用的非参数方法也难以准确测算经济增长的来源。我们沿用非参数方法，推导出一个可以测算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框架，并以省级数据为样本，测算1978-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来源。文章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推导分析框架；第四部分是对使用数据的说明；第五部分汇报测算结果；第六部分简要概括文章的主要发现。

二、 文献综述

从研究结果来看，对于改革开放前，现有的研究基本一致，即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王小鲁，2000；Wang & Yao，2003；Ozyurt，2007）。对于改革开放后的这段时期，现有研究的结果差异较大。以上世纪90年代为例，多数研究发现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约为20%-30%，Bosworth & Collins（2008）则发现该份额高达54.7%，Ozyurt（2007）发现在工业部门该份额为负值，考虑到90年代工业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一比例显然过低。而在1980年前后到2000年前后大约二十年间的时间内，多数研究发现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约在30%左右，Ao & Fulginiti（2005）的测算结果则超过40%，Bosworth & Collins（2008）的测算结果甚至接近50%，而王小鲁（2000）、Wu（2003）则发现该份额不超过20%。

研究方法方面，大多数文献使用的是参数方法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但是，参数方法在经济增长核算方面的准确性，一直存在着质疑。首先，参数方法需要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并对误差项设定某些假设前提，在不同的设定形式下，测算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其次，对于关键的要素投入产出弹性，要么通过计量方程回归获得，要么通过国民经济账户中的要素收入份额直接获得。如果通过计量方程回归获得，那么所得到的要素投入产出弹性是所使用样本的平均值，难以反映个体差异或时间变化趋势；如果是通过国民经济账户中的要素收入份额直接获得，则暗含的假设条件是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出（林毅夫、任若恩，2007），这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才可能实现，对于中国等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这一假设条件难以满足。再次，由于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性，用参数方法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有偏的（余丹林、吕冰洋，2009）。最后，参数方法使用的“索洛剩余”的核心是由微积分方法推导的增长速度方程，而在推导过程中舍弃了一些不能舍弃的经济变量，导致由此得到的结果并不精确（王清杨、李勇，1992）。

针对参数方法的缺陷，一些学者尝试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本文则试图提供一个可以测算经济增长来源的非参数框架，以丰富现有的研究方法，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

三、 测算框架

我们首先介绍分析框架中的关键指标——最佳产出与产出无效值的测算方法，然后推导各省、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或“省市”）经济增长来源的分解公式，最后推导其空间加总与跨期累计形式。

固定资本存量的两篇代表性文献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与单豪杰（2009）一致，我们选择固定资本形成额作为各省市每年的名义投资额。（2）投资品价格指数。我们借鉴单豪杰（2009）的做法，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提供的1952-2004年各省市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计算出以1978年为基期的价格平减指数，对于2005-2010年的指数，以各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替代。（3）基期资本存量K0。Hall & Jones（1999）以1960年的投资比上之后十年内的平均投资增速与折旧率之和，估计出各国1960年的资本存量。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在稳定状态下，资本存量的增速与投资增速是一致的。张军等（2004）与单豪杰（2009）也是采用这一思路估测各省市1952年的基期资本存量。我们沿用该方法，用1978年的资本形成总额比上折旧率与1978-1987年固定资本形成额平均增速之和，得到1978年各省市的固定资本存量。（4）折旧率。单豪杰（2009）假设各省市折旧率均为10.96%，张军等（2004）假设各省市折旧率均为9.6%，Wu（2003）采用的是4%与7%。我们将主要汇报折旧率为10.96%时的计算结果，同时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汇报采用其他三种折旧率时的计算结果。

四、 测算结果

根据第三部分的测算框架，我们测算了1978-2010年中国各省市、四大经济区域及全国的经济增长来源与各分项来源的贡献份额。限于篇幅，我们仅汇报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域经济增长来源的测算结果（表1），在累计贡献与累计贡献份额方面主要汇报以1978年为基期的测算结果（表2）。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经济增长率，本文涉及三个计算口径。第一种口径是根据各省市GRP加总后得到的结果；第二种口径是利用本文的测算框架，即由效率变化贡献、技术进步贡献、劳动贡献与资本贡献四部分加总而得的结果；第三种口径是国家统计局对各省市产出数据进行调整后的全国GDP增速。前两种计算口径均是使用各省数据，结果基本一致。为了与其他使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对各分项来源的贡献分别进行调整，得到与第三种口径相对应的值，调整因子为第三种口径与第二种（或第一种）口径计算出的全国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在后文中我们也主要汇报依此得到的各分项来源的贡献。当然，这种调整并不影响各分项来源贡献份额的计算结果。

1.整体考察

综合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约19.8倍，TFP贡献、劳动贡献与资本贡献分别为2.2倍、0.7倍与16.9倍，TFP贡献份额约为10.9%，劳动与资本贡献份额约分别为3.7%与85.4%。如果不考虑2008年之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1978-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约14.2倍，TFP贡献、劳动贡献与资本贡献分别为2.9倍、0.5倍与10.8倍，TFP贡献份额约为20.7%，劳动与资本贡献份额约分别为3.3%与76.0%。

从各分项来源的变化趋势来看，TFP贡献份额在1978-1991年间波动幅度较大，但大体处于上升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度接近甚至超过50%，之后稳定下降，这与其他研究（Jefferson et al.，2000；姚战琪，2009）所发现的TFP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增长较快且波动剧烈、之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2005年之后，TFP贡献份额降低到10%之下，国际金融危机后甚至降为负值。TFP贡献中，效率变化贡献一直为负值，这与郭庆旺、贾俊雪（2005）的发现基本一致。考虑到DEA分析框架中的“效率”指的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单元与相对“先进”的生产单元之间的“相对效率”，因此，效率变化贡献为负可能意味着，欠发达地区未能有效利用沿海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劳动贡献份额在改革开放初期与90年左右曾达到10%左右，但在多数年份位于8%以下，并且在2000年之前大体处于下滑趋势，仅是在2000年之后才有所反弹，目前大致保持在4%、5%左右。资本贡献份额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与其他研究（孙琳琳、任若恩，2005）的发现一致；1978-1991年间，资本贡献份额波动幅度较大且大体呈下降趋势，在1992年之后则基本呈上升趋势，在2005年之后接近90%，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甚至超过100%，这与王小鲁等（2009）发现的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越来越强基本一致。

2.分阶段考察

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有两个年份具有特殊意义：一是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时期，甚至有研究认为是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阶段”（张神根，2001）；二是2001年底加入WTO，意味着对外开放从政策层面上升到体制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以这两个年份为分界点，我们将1978-201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1年、1992-2001年、2002-2010年。

（2）1992-2001年。1992年后，在邓小平南巡谈话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经济效益显著改善，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1992年TFP贡献高达8.0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56.4%，为1978-2010年的最高值。1993年TFP贡献也达到6.6个百分点，贡献份额也接近50%。1994-2001年，除1999年、2001年外，TFP贡献均超过2个百分点，但大体处于下滑状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则从30%左右下滑至20%左右。与此同时，资本贡献份额则从60%左右上升至80%左右。劳动贡献份额变化较小，但在1998年，受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各省市就业人员总数降低2.1个百分点，劳动贡献份额仅为-14.6%。

与1991年相比，2001年中国GDP增长约167.3%，其中TFP、劳动与资本分别贡献51.1、0.7与115.6个百分点，贡献份额分别为30.5%、0.4%与69.1%。就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而言，此阶段的30.5%略高于1978-1991年的28.9%。如果考察1978-2001年的整体情况，则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30.1%。与研究期限范围大致相同的其他研究相比，本文得到的结果与Chow & Lin（2002）、张军、施少华（2003）、Wu（2003）、孙琳琳、任若恩（2005）、任若恩、孙琳琳（2009）等大致相等，较王小鲁（2000）、Wang & Yao（2003）、郭庆旺、贾俊雪（2005）、徐瑛、陈秀山、刘凤良（2006）的结果要高，但低于Ao & Fulginiti（2005）、Perkins & Rawski（2008，p.839）与Bosworth & Collins（2008）。

（3）2002-2010年。在加入WTO后的前三年内，TFP每年贡献2个百分点左右的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约为20%。从2005开始，TFP贡献大幅下滑，贡献份额则降到10%之下，劳动贡献份额有小幅提升，资本贡献份额则大幅提升，到2007年接近90%。从2008年开始，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需求减弱导致国内企业订单大幅减少，产能利用率明显下滑，企业开工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最终导致生产效率以及TFP的大幅降低至负值，仅是依靠资本贡献，经济增长速度才得以避免大幅度的下滑。与2001年相比，2010年中国GDP增长约149.1%，其中TFP、劳动与资本分别贡献3.6、6.8与138.7个百分点，贡献份额分别为1.9%、4.6%与93.5%。

上述结果意味着，2001-2010年间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要素投入贡献尤其是资本贡献，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刘强、范爱军（2011）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加入WTO并未带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其原因在于，加入WTO带来的规模效应尽管使资源配置效率短期内快速提高，但这种提高是基于原有的比较优势，由于中国的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容易形成产业结果在价值链低端的固化，FDI流入等因素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产业链低端的固化。

3.稳健性检验

如前文所言，选择不同的折旧率水平对资本存量尤其是对于基期资本存量有较大影响。为考察不同折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的影响，我们同时测算了在4%、7%与9.6%三种折旧率水平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来源。

我们发现，不同的折旧率对劳动贡献份额基本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劳动贡献份额本身数值就比较低；在不同的折旧率下，TFP贡献份额与资本贡献份额各自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图5与图6）。在研究初期以及贡献份额达到局部极值的年份，折旧率对TFP贡献份额与资本贡献份额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在多数年份里，两者对折旧率大小并不敏感。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初的二十多年时间内，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尽管低于资本贡献，但仍达到30%左右，这表明TFP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时还应注意到，中国经济对资本的依赖性很高且越来越强。200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甚至全部来自于资本贡献；即便不考虑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5-2007年，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也接近90%。如何平衡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效益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而且可能是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