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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转换展望——基于最终需求角度的分析

2018-04-19 刘瑞翔 安同良 中国经济学人


内容提要:基于最终需求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数据,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包括消费、投资及出口在内的最终需求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效果呈现下降趋势,当前经济的生产诱发效果重心主要在工业部门,且迅速地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2)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的依存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经历了从“内需依存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3)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最终需求的拉动,但动力来源结构在此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后,本文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最终需求  经济增长   投入产出  诱发依存结构

JEL: O11



                                一、引言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9至2009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当前的3500美元左右,一跃成为当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不但摆脱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近百分之十的年均增长速率,这一巨大变化被国内外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奇迹”或“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找出中国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动力来源在增长过程中的演变路径,对于中国未来的长期繁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目前国内外学者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生产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的创新。蔡昉(1999)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以吴敬链(2006)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的投入,并通过资源的消费来维持经济的增长,因此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新增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针对中国经济增长依赖高投入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观点,赵志耘等(2007)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明显的体现在设备资本中的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 . , 2004),资本与劳动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具体到中国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认为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林毅夫2004)、竞争和产权制度(刘小玄,2003)、市场化和经济体制改革(樊纲等,2003)、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与竞争(张军,2007)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可以看出,包括劳动、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实际上,无论是生产要素的投入,还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都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以上研究不同,部分学者从需求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给出更为直接的解释。由于中国近年来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并取得成功,许多学者纷纷从国际贸易的视角研究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早期的相关文献(朱文辉,1999;彭福伟,1999)利用支出法国民收入恒等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进出口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林毅夫等(2003)利用乘数分析对该核算方法进行了修正,认为出口的增长除了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之外,还对消费、投资以及政府支出造成影响,因此间接刺激经济的增长。

    

实际上,消费、投资和出口之所以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因为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各产业部门间技术经济联系和产业波及效应,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生产诱发作用,进而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因此,利用支出法来直接度量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方面数据获得及处理的难度相当大,另一方面也难以客观认识到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全面影响。由于利用支出法面临以上的不足,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投入产出技术,测算包括出口在内的需求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Hummels, Ishii, and Yi ,2001;Yi, 2003)。刘遵义等(2007)构建一种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提出了一种测算出口对于国内增加值和就业效应的计算方法,并由此计算中美两国贸易对于各自国内增加值与就业的影响。Koopman(2008)通过贸易数据对中国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修正,认为中国出口商品中约有一半增加值是在境外实现的,一些主要采取加工贸易的行业该比例高达80%。与以上文献侧重于研究出口贸易不同,沈利生(2009)同时测算了消费、投资和出口作为 “三架马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认为2002年以来消费的拉动作用在下降,出口的拉动作用在上升,因此必须扩大消费的拉动作用,使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最终需求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虽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现有文献主要以中国经济的诱发依存结构为研究对象,并没有从最终需求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进行深入研究。实际上从最终需求的视角来看,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三架马车对于经济增长驱动的效应是动态变化的。最终需求驱动效应的调整和变化,既给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持久的动力源泉,但同时也导致中国经济呈现粗放型增长和过于依赖出口拉动的特点。因此,要进一步寻找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来源,首先必须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动力变化过程。本文利用结构分解方法,将经济增长分解成受三架马车驱动和投入产出结构变动影响两部分,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除此之外,本文的可能创新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我们定义了增加值诱发系数的概念,从而较为准确地测算了包括出口在内的三架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效果;(2)本文进一步推广了刘遵义等(2007)的结论,说明任意最终需求在数值上等于相关进口产品中间投入以及国内增加值的总和。


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应用的理论模型及数据来源;第三部分将利用诱发依存度来考察中国经济对于消费、投资以及出口的诱发依存程度,分析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和结构;第四部分将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成因分解分析,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及其演变过程;最后则根据本文的结论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源泉进行展望。


二、理论模型与数据来源


1、理论模型

   

由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数据为进口竞争型,在使用过程中并不区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不能直接测算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为得到包括消费、投资以及出口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关系,我们首先需要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区分开,得到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数据表,具体如下:


以及出口三驾马车所直接驱动的经济增长,而另一部分主要解释由于中间投入结构以及增加值率变化所间接导致的经济增长。


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局所颁布的1987、1992、1997、2002以及2007年五张全国型投入产出表。由于五张表之间的统计口径有所调整,我们进行了部门的合并与调整,合计包括30个部门(30个部门具体包括:农林牧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煤气与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公用及居民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有关农业部门、第三产业以及建筑业的价格指数主要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当年价与不变价推算得到。由于现行统计中“按行业分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类较粗,不能满足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的需要,因此我们利用相应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分行业的当年价和不变价工业产值进行推算,并结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得到中国工业部门的价格指数。此外,由于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中,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并没有对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进行有效区分,本文借鉴张友国(2010)的方法,以按比例的方法将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转化为(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统计局颁布的1987、1992投入产出表没有区分进口和出口列,我们根据李强和薛天栋(1998)编制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估计了出口与进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并结合净出口值得到了相应年度的进口和出口数值。


三、中国经济对于最终需求的诱发依存结构

    

 1、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的诱发结构

   

通过图1可以发现,单位最终需求对于我国国内增加值的诱发系数整体上呈现单边下降的趋势,1987年每单位最终需求约诱发产生0.93单位的国内增加值,但在2007年该数字仅为0.81,说明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最终需求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呈现出递减特征。进一步深入分析后可发现,消费、投资与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诱发效果有所区别,其中消费对于国内增加值显示出最为显著的诱发效果,在1987-2007年间诱发系数始终是最高的,而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诱发程度位于消费和出口之间,在分析期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与前两者相比,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驱动效果不但在三者之中是最低的,同时每单位出口需求对于我国经济的诱发效果变化也是最大的, 从1987年的0.90下降到2007年的0.76, 在三者之中下降幅度最大。


注意的是,增加值率的降低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为-47%,说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整体的经济效率有所降低。


如果将1987-2007年各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构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2年之前,三架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依次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但在2002之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最终需求中从首位掉到最后一位,相反,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度从之前阶段的末位上升到首位,三架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改变为出口、资本形成与消费,说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除了最终需求之外,中间投入结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1992到2002期间,国内中间投入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应与中间投入中工业部门的份额增加有关,在2002年之后由于进口中间产品的增加,使得国内中间投入份额的下降,导致国内中间投入结构效应由负转变为正。最后,除了1992-1997之外,增加值率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说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的经济效率出现下降趋势。


求不同的是,出口和投资是驱动中国第二产业增长的两大主要动力来源,分别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了1.7倍和1.82倍,而包括中间产品投入结构和增加值率变动也驱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说明当前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更有利于第二产业的发展,进一步验证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工业化阶段特征。与农业部门相似,消费需求是第三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有大约68%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是由于消费拉动的,在所有的产业部门中是最高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我国在电信服务、交通以及银行部门投资规模扩大以及经济外向度日益增加,三驾马车在驱动我国第三产业增长方面显得日益均衡。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中间投入结构变动对第三产业增长影响出现两次明显的波动,究其原因,应与近年来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大,导致第三产业中间投入不足有关。

   

五、结论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展望

    

利用历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我们通过最终需求诱发依存结构等指标的选择,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因的结构分解,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给出了合理解释,并为中国经济未来动力来源的转换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1、在考察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的诱发结构后可以发现,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最终需求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呈现出递减的现象,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出口的拉动效果最低且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同时,最终需求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呈现出不同的诱发特征,从整体上看,我国经济的诱发效果重心从农业、服务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在工业部门内部又迅速地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以上结论说明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工业化成熟阶段。    

   

2、最终需求的依存结构研究表明,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的依存结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中对于国内消费的依存度不断下降,从1987年的57%下降到2007年的35.5%,同时,对于出口的依存度从1987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32%。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最终需求依存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农业和第三产业生产主要依赖于消费需求,而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主要依存于投资和出口需求。部分的研究结果显示,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正迅速从“内需依存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入世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3、在对中国经济增长成因进行结构分解后发现,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最终需求的直接拉动。进一步深入分析后发现,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构在此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2年之前三架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依次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但在2002年之后改变为出口、投资和消费,说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4、工业化进程和对外开放既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来源,也是当前经济增长呈现粗放式特征的主要原因。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决定了现有的增长方式,因此,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的关键就是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来源。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具有路径依赖特性,尽管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动力来源并非易事,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未来和希望。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利用市场与政府双重之手,加大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调整。


1、就最终需求结构角度而言,政府要积极推进产业间及产业内分工,通过培育稳定的内需市场来避免需求结构的扭曲。中国目前和将要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内需不足和对出口的过于依赖(王小鲁等,2009),因此,通过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体系与国民发展预期,在分工的基础上自动延伸产业链(Young,1928),以此建立稳定的内需依存结构来抵御外部需求冲击所带来的影响。

    

2、以技术能力升级为目标,调整“加工贸易”的制造业模式。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主要由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所决定,在人民币升值、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加工制造的成本优势已不再巨大,应通过产业链攀升与技术能力升级避开低层次的价格竞争(安同良,2002、2003),把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水平和层次提高到新的平台。

    

3、以市场而不是行政的方式来配置资源,让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要减少对于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补贴,降低对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扶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具有行政刚性的特点,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拥有极强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在GDP增长速度成为“政绩”考核指标前提下,政府简单地使用行政而非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是中国最终需求结构扭曲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政府为了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采取了系列扭曲价格的政策,如保持较低的利率以及对能源、土地以及水电等生产要素采取价格管制等,导致价格在微观层面对于企业失去了信号传递功能,动力来源难以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转换。事实上,只有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才能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推动中国经济长期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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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昉、王德文,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

   樊纲、王晓鲁、张立文、朱恒鹏, 2003:《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第3 期。

   胡秋阳,2007:《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投入产出分析的视角》,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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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刘明兴,2004:《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研究》第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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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薛天栋编,1998:《中国经济发展部门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

   刘遵义等,2007:《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刘小玄,2003:《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经济研究》第1期。

   刘志彪、安同良编著,2009:《现代产业经济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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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2007:《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1期。

   张友国,2010:《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经济研究》第4期。

   赵志耘、吕冰洋、郭庆旺、贾俊雪,2007:《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经济研究》第11期。

   朱文辉,1998:《中国出口战略导向的迷思:大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战略与管理》第5期。

   中国国家统计局:《198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199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199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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