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市场经济与软约束——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反思

林光彬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副研究员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显示，预算软约束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软、越来越社会化。本文从市场经济微观运行主体历史演化的角度分析企业、银行与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软约束，从技术变革和经济关系矛盾运动中解释软约束形式的历史演变，以产权社会化，经济金融化、保险化的内在变化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呈现的软约束新特征。本文的结论：产权社会化与预算软约束的常态化导致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想功能，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无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主要组织的经济行为，需要建立新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预算软约束的外部性具有了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循环与周期性爆发的主要内在原因和结果。因此，必须加强对现代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监管制度；加快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矫正失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和加强对跨国经济组织的全球管理势在必行。

关键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预算软约束，外部性，经济危机

JEL：D230, D620, D840, G200, G300, N200, P160

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奈（Kornai，1980）创造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不能承诺不去解救亏损国有企业的现象。科尔奈认为政府对企业的“家长式”作风和以非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是造成软预算约束的根本原因。广义的预算软约束是指当一个预算约束体的支出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收益时，预算约束体没有被清算而破产，而是被支持体救助得以继续存活下去。软预算约束的后果是鼓励了经济冒险和投机，且冒险得到的好处自己享有，而冒险带来的损失却自己不必承担。科尔奈（2009）指出市场经济也普遍存在自我激化、自我强化的软预算约束综合症，这导致管理者不负责任、对风险漠不关心，容易出现过度投机饥渴和扩张冲动。由于过去20年政府连续不断的救助，预算约束普遍软化的趋势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变得更加明显，科尔奈认为软预算约束综合症的扩散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和结果。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显示，预算软约束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软、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国际化。因此，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企业、银行与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软约束，从技术变革和经济关系矛盾运动中解释软约束形式的历史演变，以产权社会化，经济金融化、保险化的内在变化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呈现的软约束新特征，并说明这种变化导致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一、市场经济与软约束的历史演进

在经济史上，随着分工与所有制的演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的动态调整，形成了预算软约束不断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与所有制、资本形态和企业组织相对应，预算软约束也出现了与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形式。

1.私人企业与硬约束

在1855年以前的西方，没有特权的私人企业和私人银行家都承担“无限责任”。作为个人/家族企业、私人合伙股份制企业，股东在资不抵债时，必须以自己的所有个人资产或收入偿还债务，直到还清为止。这种制度下，私人的企业和银行不能绑架政府，政府没有援助企业和银行的经济责任。这种制度对私人企业来说是完全的硬约束，因此激励股东必须执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否则难以生存。对于企业和银行管理者来说，如果经营失误导致巨大损失或破产倒闭，其自身的财产、道德声誉和职业生涯都会遭受巨大打击。这对企业家和银行家来说也是硬约束。

在理论上，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主张所有者亲自经营的无限责任私有制，并且反对股份公司等有限责任形式的所有制。斯密认为公司只要是有限责任，就产生了软预算约束。所有者如果不承担全面的风险，一旦企业倒闭，或者企业投资失败，它可以把企业的债务全都转嫁出去，自己只承担一小部分损失。斯密的逻辑很清楚，资本家不能是有限责任。

2.有限责任公司与软约束

然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超越了斯密理论的逻辑。所有制发展的历史并没有沿着斯密所指的道路演进。历史的演进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呈现社会化的特征。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从单人业主所有制向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演进。

1855年，英国颁布了一项对股份公司的股东责任进行限定的《有限责任法》；1856年，英国修订了《股份公司法》，确定企业家和银行家承担有限责任，由此奠定了现代公司制度的法律基础，确立了公司制的基本框架。根据有限责任原则，破产公司的债权人不能追索公司所有人和经理人的个人资产。这种保护股东和经理人私人财产的有限责任制度极大地激励了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到19世纪末，在英国和美国，股份公司成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到1914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

与此同时，有限责任导致的软约束问题也与时俱进的发展。按照股份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种形态，即完全所有权控制、多数持股控制、利用法律手段控制、少数持股控制和经营者控制下的五种软约束形态。

按照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利逻辑，有限责任公司至少存在四层软约束问题：一是管理层一定会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进行运作，为自己制定高薪、享用奢侈的办公条件、投资对自己有利的低效率项目等，不会对公司利益最大化真正负责，形成“我走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局面；二是大股东利用控股优势侵占小股东利益，形成所有者掠夺问题；三是受股东委托的董事会往往是由公司内部管理者和经理推荐的外部董事构成，他们迫于经理的权威，常常被经理俘获，形成内部人控制；四是外部审计和评级机构的费用都是由公司支付，因此，它们不得不看公司领导的脸色行事。这说明软约束是现代有限责任企业的内在特征。也说明人性都是一样的，失去有效约束的权力，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都会形成独裁、腐败、侵占、掠夺。

3.银行与软约束

现代性质的商业银行是随着17、18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而建立的。英国和美国的私有中央银行发展模式的历史过程说明私有中央银行的产生本身既是政府功能的延伸，也是为了控制银行危机的结果。这也揭示了在有限责任制度和经济危机不断循环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下，中央银行业天生的外部性特征和预算约束无法硬化的客观基础。在商业银行方面，由于自由市场的私人自发力量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所以政府为了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承担起最后还款人的角色。而作为银行的最后存款保险人，政府不得不介入对私人银行的监督和管理。在理论上，戴蒙德和迪布维格（Diamond and Dybvig,1983），德瓦特里庞和梯若尔（Dewatripont and Tirol,1994），霍尔姆斯特伦和梯若尔（Holmström and Tirole, 1998）清泷信宏和约翰.穆尔（Kiyotaki and Moore, 1997），米契尔（Mitchell，2000）福斯特和吉纳普洛斯（Fostel and Geanakoplos, 2008）等人关于银行与政府、银行与经济互联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表明，银行的软约束问题是与生俱来的，如何通过机制设计来约束成为关键。

一般来说，银行的经济功能在于使储蓄需求与投资需求相互匹配，从而形成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需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的本质是代人理财，由于委托代理的内在缺陷，银行在资金融通过程中经常出现错配，从而导致金融危机不断产生。特别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商业银行已经习惯于依靠政府救助渡过难关。因为银行资本循环与周转的中断是其“借新钱还旧钱”、“拆东墙补西墙”的特征决定的。美联储的历史恰恰就是最好的佐证。美联储作为金融利益集团最高代表，其软约束的根源在于代人消灾，防止银行危机集体爆发。美联储在历史上对投机行为都“无为而治”，甚至推波助澜，让经济泡沫一次次形成，然后看着它破灭，最后不得不输血救助，用大众的钱为银行家们的投机损失买单。这个循环就像滚雪球一样，越玩越大，花样越来越多，每次挽救危机的措施都成为下一次更严重危机的导火线。这就是软约束的硬结果——摆脱一种危机形式就马上陷入另一种危机形式。

1998年9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由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莫顿和斯科尔斯等人1994年创立的一家杠杆率很高的对冲基金公司，专门从事金融市场炒作，主要经营复杂衍生品，属于明斯基企业分类中投机性企业）经营失败，威胁到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美联储先发制人地采取了降息措施，这又催生了“科技泡沫”。2001年“科技泡沫”破灭，美联储继续采取降息、维持低利率、提供巨量流动性，这又催生了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金融泡沫破灭，导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美联储还是继续采取降息、维持低利率、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提供巨量流动性。这正在催生所谓的“低碳经济泡沫”、美元泡沫、人民币预期升值泡沫等。

金融自由化主导的美英市场模式在无节制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中，面对危机，形成了“降息+高杠杆率+金融工具创新——天量游资、信贷热潮——资产价格高涨——市场泡沫——继续降息、提供海量流动性”的金融投机循环。这正印证了马克斯.韦伯在《世界经济史纲》中认为的“经济危机是由投机引出的”。韦伯认为由于有了证券，投机就此出现并变得更加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投机引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并成为它早期发展的标志。第一次危机以及以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其基础就是投机的可能性和外界利益集团参与大企业的经营活动。过度的投机行为最终导致生产手段而不是生产本身比商品消费的需求增长要快得多，于是就发生了崩溃（韦伯，2007，p204-207）。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越是证券化，投机就越成为导致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4.非银行金融机构与软约束

非银行金融机构是适应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历了20年的发展黄金期，随着个人和家庭收入的普遍提高以及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尤其是1980年代后的低利率政策、金融自由化浪潮和养老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得西方个人和家庭的收入与投资从储蓄为主转向证券基金为主，为个人和家庭专门理财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以中介的身份代替个人和家庭成为支配性的股东主体。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模式与结构出现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即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制企业的真正最大所有者，取得支配地位。这是指养老基金、失业基金、互助基金、共同基金和年金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财富比重越来越大，个人财产越来越多地由这些中介机构来管理，而不是直接持有有形资产。不仅发达国家，而且新兴工业国家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呈现出上述特征。这种趋势说明，金融中介机构正在成为操纵国家经济运转的支柱性力量，所有制结构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现代股份公司权力已经从个人投资者向机构投资者转移。个人投资者对他所持有股票（直接或间接地）的公司的权力越来越小。金融中介机构持有的公司资产净值的比重提高表示在个人（广义上讲，是此类资产的最终所有人）与管理他们资产的人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决策权力方面（普赖尔，p373-377）。在理论上，从信息透明的角度看，金融企业一般分类两类，一类是不透明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公司，另一类是半透明的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单位信托。由于信息的不透明或半透明、不对称，外部包括政府和市场都无法对这些机构投资者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管。因为没有相关监管手段，像投资银行雷曼管理层选择编造数字、撒谎、操纵自营业务这样的事就成为金融行业的普遍现象。由于信息不透明，所谓的经理人市场（因为人数有限，只能是个小圈子）和声誉机制（职业操守、道德约束）都不可避免的失灵，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约束自然也无法硬起来。2008年金融危机说明，公司治理所有层面的监督都失灵了，未来的公司治理如何改革成为21世纪经济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

5.经济金融化和保险化——软约束完全社会化

金融产品是最抽象的信息商品，它与普通商品的区别在于，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交易的是“信用资产”和“变量资产”的预期价格信息，追求的是“风险效益”，因此，投机性是金融产品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属性。根据爱泼斯坦（2005）的观点，经济金融化是指金融市场、金融动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在国内外范围的经济运行及其治理机构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转引张彤玉，2009，p47）。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反监管运动和科技革命给金融领域带来了两个新变化：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尤其是通过资产证券化、信贷违约保险等）将自己的信用风险转售给第三方投资者；二是采用基于计算机的复杂系统来衡量信用风险，从事即时全球交易。可以说，在金融自由化潮流的推动下，经济金融化、保险化、自由化、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变化，这标志着发达国家经济代理制度的深刻变化。

首先是金融机构全面向所有企业渗透，通过贷款控制、股权控制、人事控制等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对整个经济的控制，特别是金融资本的高度集中和金融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联合，使金融在整个经济中甚至处于霸权地位。

其次，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交易空前膨胀、金融投机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在金融基本业务层面，货币工具流动市场的发展使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作为银行和储蓄所的替代机构可以吸纳储蓄；国家抵押市场的产生使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能够替代储蓄机构提供住房抵押贷款；各种筹资市场的建立催生了一些新的金融代理机构，如投资银行、抵押经纪人等；金融自由化催生的债务（资产）证券化、信贷违约（掉期）保险、衍生品交易保证金制度等创新使金融交易空前膨胀，加上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采用直接金融取代中介金融，使世界市场充斥天量游资。每日衍生产品的场内交易和柜台交易以及外汇市场交易几乎与世界产品年出口额持平，高达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90倍（转引刘元琪，2009，p52）。

直到2007年夏，多数投资者、银行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债务证券化（包括住房、资产、汽车、信用卡、学生贷款一直到企业应收账款、租金、消费品分期付款等广泛的领域）、信贷违约保险、衍生品交易的保证金制度这些创新是真正的“进步”，对整个经济都有利。但2007年9月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让这些分散风险和风险管理的经典创新成为了笑柄。一系列本应创建出更自由更安全市场的创新，实际上却造成了一个不透明的世界——风险被集中起来，而且是以一种让监管机构无法弄懂的方式。当某个机构出现危机的时候，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政府当局，都很难搞清这个问题有多大，原来的监管信息和央行持有信息根本不足以应付处理危机机构。总之，金融创新使金融软约束隐蔽化，危机扩散社会化。

从一般理论分析看，现代金融创新大部分是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猫和老鼠的游戏，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绕过政府监管，规避风险，谋取更多利益。在金融自由化的潮流中，金融机构花费巨资对监管机构进行游说，使其放松监管，并高薪雇佣会计师、律师寻求规避监管的方法，并鼓励员工对监管者隐瞒风险。在此背景下，没有监管的金融衍生品创新成为一种软预算约束的新工具。

再次，企业金融化。由于正常的商业周期依赖信贷维持，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成为企业发展的趋势。例如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发行信用卡，并且从事金融的利润成为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非金融公司资产总额中金融资产也在迅速增长，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70年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多，到90年代，这一比例已接近90%（转引何秉孟，2010）。这导致金融危机即时传染到实体企业。

最后，金融保险化使软约束完全社会化。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约束软化和外部性问题。比如次贷危机的起始原因就是给没有基本信用的人无节制的放贷。更主要的是，存款保险和信贷违约保险等金融保险制度，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鼓励了企业、银行的冒险和投机行为，尤其在金融互联性和高杠杆的作用下，呈现经济行为的软约束社会化特征，使整个社会的经济风险被成10倍、20倍、甚至100倍的放大。2007年，信贷违约保险（即对抵押贷款的破产给予保险）领域的承保金额达到了45万亿美元，比美国整个证券市场的资金量21.9万亿美元大出一倍（转引许成钢，2008）。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通过证券化包装贷款，再通过购买保险来化解破产风险。在这种保险制度下，金融机构在假想的破产有保险兜底的假设下，为了更多的分红，竞相购买证券化的抵押贷款产品，而不管明天破产的风险。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就是最好的佐证。

总之，经济金融化和金融保险化的发展使金融系统的外部性呈现空前的放大，一旦金融系统发生危机，就必然形成对整体经济的巨大冲击。国家为了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必然出手援助，这样就形成了金融系统发展的软约束循环：金融出错——导致危机——政府救助，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软约束化。

6.经济全球化——软约束全球化

首先，国际储备货币与软约束。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成为脱缰的野马。从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到今天，全球基础货币量是成百倍的增加，1971年只有381亿美元，今天超过了6.2万亿美元。美元成为没有约束的世界货币，成为美国取之不竭的最大经济资源。美国的国债已经从1989年的2.7万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5.7万亿美元，2005年增加至7.7万亿美元，2010年突破13万亿美元（转引殷亮，2010）。根据美联储2011年2月底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债已经达到了14.28万亿美元，离美国议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的国债天花板仅一步之遥（转引周晋竹，2011）。据统计，从美国独立到1980年，美国政府的全部赤字总计1万亿美元；1980年以来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万亿美元。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美国债务大约是国家年GDP的1.5倍，到1985年达到2倍，到2005年，美国的全部债务几乎是美国GDP的3.5倍，已经与整个世界44万亿美元的GDP相差无几了（转引刘元琪，2009，p81、199）。世界货币储备体系的这种畸形特征，使各国难以找到一种超主权的有效权威来约束美元的无节制发行，使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盲区。因此，美元成为软约束全球化的首要特征。

其次，金融全球化与软约束全球化。发达国家的金融化由于全球化、自由化的发展，而不再受到国内因素的有效制约，能够借助于金融资产的创造和全球范围内的行销，使得跨国金融活动无法受到有效约束。可以说，金融全球化与风险全球化同步发展，金融软约束也同步全球化。比如资产证券化的全球化，尤其是这次次贷危机中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交易遍及世界，把美国房地产泡沫造成的风险传递给了全世界，并因此促成了这场本应属于美国的经济萧条的全球化。比如AIG担保的全球贷款业务大约有40万亿美元，如果AIG崩溃，将影响全球信贷体系的稳定，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救助它。比如冰岛国家破产危机。再比如希腊债务危机。所以，金融全球化使金融软软约束具有了全球特征，监管不严会导致金融欺诈与投机盛行。

二、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组织——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全球化经济组织的软约束分析，最后，归纳本文的主要结论并论述其理论与政策含义。

1、现代公司所有权的社会化与预算软约束的常态化导致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想功能。现代市场经济中从微观的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到中观的经济运行机制再到宏观的政府乃至国际经济组织都普遍存在软约束特征，而且软约束相互联为一体，因此，软约束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国家的本质决定了阶级社会软约束存在的社会普遍性。政府作为收租者和食利者群体，拥有国家经济机器的税收权、借贷或货币发行权，因为以支定收，所以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组织和管理者本身预算就无法硬起来，这决定了阶级社会软约束的先天性特征。可见，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组织——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所有权社会化的企业组织，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常态化特征，使现代公司与市场经济体制自身不能很好的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

2、现代市场经济主要组织的软约束特征导致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无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建立的基础——私有制基础上的硬预算约束分析，现在可能仅仅适用于个人企业、合伙企业等小企业。由于现代企业组织的有限责任在金融化、保险化的发展之后，软约束成为现代企业组织的常态化特征，这导致建立在预算硬约束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无法有效分析现代公司、现代金融机构及现代国际经济组织，而当代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都是受这些大组织支配，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说的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

3、现代经济组织的软约束特征是造成经济危机不断循环与周期性爆发的内在原因。现代公司制企业和金融组织的责任有限化、风险社会化的制度化特征，导致社会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的形成和集聚发生了新的变化。软约束的外部性导致管理者不负责任、对风险漠不关心，容易出现过度投机饥渴和扩张冲动，而过度的投机行为最终导致生产手段而不是生产本身比商品消费的需求增长要快得多，造成社会脱离最有效的生产状态，形成危机。

20世纪，世界经济由工商业资本占支配地位逐步发展到由金融资本占支配地位。一方面，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技术的社会化发展，另一方面金融的天生投机性也极大地推进了整个世界经济的投机程度。除了自动取款机等少数创新，20世纪的大部分金融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有组织的投机活动。由于整个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工商业活动完全被纳入到金融有组织投机活动当中，而且金融机构攫取了经济利润中的最大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金融机构的从业者获得高工资和高奖金的主要原因。债务证券化、信贷违约保险、衍生产品保证金制度等金融创新使金融软约束隐蔽化，同时制造了海量投机资本，使危机扩散社会化、全球化。金融机构的互联性（相互持有）、企业金融化、金融保险化，导致金融危机的扩散性空前的社会化。就雷曼、房地美、房利美、AIG（美国国际集团）等企业亏损社会化、盈利私人化的情势来说，现代自由市场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比过去中央计划经济下的问题更加严重。过去计划经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只限制在国营企业里，而市场经济下的软约束几乎波及到每家每户，波及到所有开放经济体。这是金融成为继政府具有这种能力之后的一种新力量。过去，政府处理金融危机说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差异是政府没有底线或基线。而这次金融经济危机说明：在金融自由化下，金融互联性可以使政府根本找不到如何设置底线。因此，对投机性经济活动和投机性经济金融创新工具的市场准入要审慎、监管要严格，不能让投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投机者成为操纵经济运行的主体，要让金融机构和经济金融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人们生活的改善，而不是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简言之，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金融保险化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让金融投机控制经济发展的中枢神经。

4、现代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软约束常态化特征告诉我们，现有的经济科学、经济工程学和经济管理学存在明显的系统性缺陷，必须重新设计对现代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尤其是对管理层和各种创新工具的监管制度，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监管制度。现在，经济金融化、保险化的发展使企业信用和金融机构信用完全社会化，同时，软约束也完全社会化。现代企业制度软约束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下的“代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在管理层面上，由于信息不对称，所有者不能有效的监管企业的管理者，又由于不确定性，所有者无法对管理者的决策正确与否做出即时的判断，这样就出现企业内部的约束无法硬化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由于大型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的外部性会形成系统性风险，即整体经济的危机和政治威胁，往往形成“大而不能倒”的情势，出现管理层和所有者合谋欺骗社会、绑架政府的格局，这样就出现企业的外部治理无法形成硬性约束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由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利益权衡，政府连续不断援助和干预的历史，使企业管理者形成一种期望通过事后补贴和注销方式来弥补投资风险带来损失的强烈心理期望，形成“软约束”的思想和行为基础。对于市场经济下的有限公司、金融机构等组织，除了胁迫政府被迫给予保护和援助外，其它主要的软约束新表现包括：一是利用控股结构，通过关联交易，操纵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盈亏游戏，盘剥公众；二是伪造会计数据，欺骗投资者；三是利用兼并与破产法，实现金蝉脱壳；四是玩弄资产负债表平衡游戏，冲销坏账；五是通过增发股票和债券、债转股等手段，实现“印钞票”的目的；还可以列举很多具体表现。总之，现代有限公司已经完全不是穆勒那个时代（19世纪）为有才无钱者提供创业舞台，其负面效应发展越来越纷繁复杂，甚至成为聪明者愚弄大众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加强对有限责任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成为政府、学术界和大众的时代课题。因此，必须反思经济科学、经济工程学和经济管理学的现有缺陷，与时俱进的对现代企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进行创新，尤其是对管理层和各种创新工具的监管制度，制定适应时代发展的监管制度，引导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向有利于社会前进与和谐的方向前行，对投机行为进行严格管制。

5、软约束的全球化告诉我们，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紧迫性越来越强，矫正失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和加强对跨国经济组织的全球管理也势在必行。首先，要尽快找到一种超主权的有效权威来约束美元的无节制发行，避免全世界因美元滥发而发生经济大倒退、大萧条。其次，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革新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成为各国必须联手采取的紧迫行动，时间越晚越长，各国受害越深越重。要审慎开放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交易，防止投机主导国际经济交易。最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抛开美国的主导，否则世界经济只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6、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效率都是打引号的“公平”和“效率”。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强劲潮流，在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促使下，全世界都向美国模式转变。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现代市场经济进入了经济自由化、金融化、保险化、全球化的新时代，但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使全世界开始反思美国模式的发展价值。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开端并不美好，因为应对这次危机的措施为下一次即将到来的危机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从国际的石油争夺硬约束、美元软约束，到国内的无偿援助、滥发钞票、极端低利率、治理失灵，一个让大众承受经济波动与危机后果的“现代体系”仍然不受节制的在运行。因此，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就无从谈起。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看，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矛盾的出现、展开、克服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格局下，政治利益集团和金融利益集团的关系尤其密切，他们的大门往往联通在一起。所以，克服金融危机的措施往往是牺牲第三方的利益，在平衡政治集团和金融集团的利益格局中，只能通过短期措施来展开和克服，即再爆发——再展开——再克服的循环，直到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循环形成。

帕金森定律说：华丽的建筑可以作为推测正趋于腐败的佐证，因为只有组织机构内部趋于腐败，其建筑和设备才能达到华丽顶点。这适用于所有的机构，不管是私有的还是公共的，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投机与造假不分公司大小、个人身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与市场的成熟程度无关。危机还会继续重演，只是形式会不断变化。因为形成危机的政治经济基础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利益集团的共生关系尽管形式会改变但将长久的存在，金融创新和监管的循环游戏将继续发展。但是，从人类的共生关系和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现代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实行更为有效地约束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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