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 33｜保罗·乔尔达诺：描绘青年一代的心理图景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意大利小说家保罗·乔尔达诺的新作《黑与银》。《质数的孤独》里的孤独主题延续到了婚姻及家庭生活中，小说通过保姆之死来探讨三口之家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以下是2013年保罗·乔尔达诺来沪参加上海国际文学周时所做的专访。

酷似电影明星的帅哥。不喜欢尤文图斯的都灵人。靠近摩羯的射手男。都灵大学物理理论研究专业硕士毕业的前物理学家。吉他手。喜欢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雷蒙德·卡佛及迈克尔·坎宁安等美国作家。对政治无感。八零后。

可以有一百种描述保罗·乔尔达诺的方式。然而，作为2013年上海书展暨上海国际文学周最年轻的嘉宾，人尽皆知的是那本全球销量逾500万册、已被改编成电影、并获意大利文学最权威奖项斯特雷加奖的处女作《质数的孤独》——既叫好又叫座并受电影界青睐，听起来就像一个童话。五年之后，童话继续。他出版了第二部小说《人体》（Il Corpo Umano），在意大利一年不到销量已超过200万本，中译本亦迅速由上海译文引进出版。“我并没有思路堵塞（writer’s block），”他解释说，“我只是非常非常害怕，怕第二部作品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才花了那么多时间完成这部小说。”

乔尔达诺说话慢而轻，比想像中要腼腆得多，就好像颇为成熟的外表里面还有另一个青春焦灼的人似的。而当他与比他年长的女友兼编辑在一起时，会近乎温柔地牵着她的手。

一种不可逆的转变

“青年时代的风景即使重现，我们再也不知如何消受。”在《人体》的题记里，保罗·乔尔达诺如是引用德国作家雷马克《西线无战事》里的句子，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展开。

“我是在写作过程中读到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不知为何，我惊讶于我和他的小说有如此多相似之处：故事的背景都是战争，雷马克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阿富汗战争颇为相似，都与越南战争或二战不同；且不仅于此，那本书所写的也是一群年轻人，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要面对重大的战争经历，而在那段经历之后，他们意识到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

而乔尔达诺所意欲探讨的，几乎并无二致。《人体》是这样开头的：“在任务完成后的几年里，这些年轻人中的每一个都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无法辨认。”乔尔达诺表示，他的主要想法，正是这种“不可逆的转变”——“你无法回头成为过去的自己，而只能像隔着某种窗户一样看着过去的自己，只能看见，却无法抵达。所以这本书写的正是作为人类、作为儿子或作为年轻人，失去某些东西，面对一个崭新的自己。”

乔尔达诺表示，《人体》相当接近启蒙运动时期在德国产生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但他更愿意称之为成长小说(coming-of-age novel)更为妥帖：“写这本书花了我五年时间，也许要再等五年才会有下一部小说，因为我必须等待转变在我身上发生。对我来说，小说有点像是日记，但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某种虚构化了的日记。”

一本象征之书

《人体》缘起于一次偶然却真实的调查。像许多男孩子一样，乔尔达诺自小便对战争很感兴趣，然而写这本书之前，他跟随意大利军队一起去阿富汗前线，却仅仅是出于好奇。“当时我刚看了《拆弹部队》，又觉得阿富汗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萌发了写一部战争小说的冲动。”他解释道，“但实际上，我以前写的每一个故事也都始于某种观察。所以战争只是一个背景，这本书讲述的其实是更亲密、更私人化的故事。我并不认为这本书比《质数的孤独》更现实主义。”

说起意大利文学及电影，不得不提二战之后兴起的“新现实主义”潮流，“新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往往镜像式地反映战争的恐怖，并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笔法书写战后的艰难。但乔尔达诺表示，一方面，他对于“新现实主义”并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意大利的确有书写战争小说的传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终止了。现在我试图与这种传统重建联系。我喜欢的意大利作家有卡尔维诺、莫拉维亚等，对我来说，这种传统还在。”

他举例说，自己与另一位意大利小说家迪诺·布扎第的小说都有一种“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的悬疑感，只是“在《人体》里，是真的有事要发生；但在布扎第的小说里，常常会保留这种神秘感。”更有趣的是，迪诺·布扎第与《人体》有诸多关联——如布扎第来自意大利北部一个叫“贝鲁诺”的小城市，而在《人体》里，上战场前的士兵就住在贝鲁诺——不过乔尔达诺声称这只是个巧合，“而且，布扎第最有名的长篇《鞑靼人沙漠》（Il deserto dei Tartari）也恰好发生在沙漠。”

乔尔达诺透露，写作《人体》时，脑海中出现的第一幅画面便是发生在玫瑰山谷沙漠里的爆炸场面，“爆炸之后，人体散落周围各处。这幅画面促使我思考，要怎样达成这种既夸张又可怕的情境，对于自己，这又意味着什么。”他指出《人体》是一本具有象征意义的书，“书里的每样东西对于我都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我并不期待读者们解答出同样的象征，而是最好像书中的人物一样，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去体验他们的处境，而不是将之看作真正的战争——我对那并不感兴趣。”

在人物之中讲述不同部分的自己

《人体》里人物众多——为逃避无解的家庭问题而宁愿留在阿富汗的医生埃吉托中尉、一等兵、“小处男”耶特里、做了错误决定而受内心煎熬的雷内准尉等鲜活的人物，令军人们不再是一些面目模糊的集合。“刚到阿富汗战场的时候，我在一个排里，我把整个排所有的士兵当作一个整体，他们的衣着一样，又都是男性，他们朝同一个方向行进——或给人类似的感觉。直到一段时间后，我才将每一个人物分开。”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觉得自己与埃吉托很相像，他让我想起《质数的孤独》里的人物。但当我写了两年之后，我发觉自己更像雷内这个角色，有点疏离，难以被人理解。我试图把自己的不同部分放进这些不同的角色里：雷内是自控的部分，埃吉托就像磨难，而耶特里有天真、孩子气的一面。”正是在这些不同的人物身上，乔尔达诺描绘了自身心理图景的不同面向。

《人体》的另一特色是仅讲述了意大利军人一方的故事，对于敌军几乎只字未提，对于这个颇有野心的处理方式，乔尔达诺解释道，“一方面，我这样讲故事多少有点自负；但我最主要关心的，还是这些年轻人如何变作成人，这些意大利年轻人的成长，他们有怎样的恐惧以及如何去处理。所以敌人更像是某种鬼魂，某种看不见的东西。”

如果说处女作《质数的孤独》是可一而不可再的、多少有点无意识的写作的话，那么更有控制力的《人体》或许就是乔尔达诺真正走向成熟的开始，他试图用战争为喻描绘他这一代人的心理图景，在小说之中找到一种近乎自我心理分析、自我疗愈的成长之路。

“现在是考虑一些更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了，”他说，“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看见事情的真相，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看到当下的社会问题，看清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事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青年作家都应该来问一问自己：你到底想要自己走到哪一步，想把自己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

Q&A

Q: 为什么决定以《人体》作为书名？

A：我觉得人体是非常妥当的。在战争中，这是你需要关心的第一样东西——你需要保护你的身体。水、食物、厕所，这些都是平时你不会去关注的小事，都是容易满足的身体需要；然而在古利斯坦，你很容易就会想起这些。我自己就常常会忘记自己的身体，然而当有什么事发生在身体上时，总是某种强烈而重要的东西——当我去作战基地时，正是这些东西吸引了我。所以我想，在这本书里，任何会发生的事首先都是发生在身体上的，随后才影响思想。

Q: 古利斯坦那种一无所有的地貌是否有点像年轻人的某种心理图景？

A：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图景。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谈论我这代人，日常生活对我而言缺乏说服力，太令人困惑，太吵闹。所以当我看见那地方时——被沙漠围绕，周围都是看不见的敌人——我感觉那正是一个隐喻。为了谈论日常生活，你需要去往另一个语境。你总是需要转换语境以使事物变得更显而易见。

Q: 封面上的这对男女是谁？

A：封面是荷兰摄影师Mirjan Rooze的作品。意大利原版的《质数的孤独》封面上也是她。这个男孩是她的哥哥，一位现实生活中的军人。最神奇的是，他们是兄妹俩，与我小说里埃吉托的情节正好相关。

Q: 为什么将埃吉托设置为主要人物？

A：这与我的写作过程有关。我去过古利斯坦两次，每次都待了两个星期。对我个人而言，我感觉自己在生活与战争之间建立了联系——那联系就是家庭。在家庭内部，人们也可以激烈地交战。所以我需要有个人物能在这两种现实间建立一座桥梁。而埃吉托的叙事声音很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他是医生，他照料人的身体，有医生的智慧。

Q: 在《人体》里，除了两处以医生埃吉托的第一人称叙事外，皆采用第三人称，你为何采用这种叙事视角？

A：那多少是一种伪装的第三人称，这种第三人称与人物非常非常接近，这就好比在人物的肩上放一架摄像机似的——非常接近，但却在人物之外。于是你通过这些人物的眼睛来看待世界，通过他们不同的内心视角来看待世界，因为事实本身从来不会太有趣，而若是用这些不同的视角来叙述、看待同一件简单的事，就很有意思。在小说末尾，人们回到那种什么都不发生的正常生活时，重要的也是他们如何与过去的生活建立联系，所以我需要这样一种很接近人物的叙事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