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 37｜中国秘诀：重新思考“山寨”

去年12月初去深圳，请当地朋友推荐好玩的地方。有人推荐我去大芬村，著名的油画“创作”基地。据说在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六百多间画廊和一万多名画家，他们把艺术创作变成了名画复制流水线。也有人推荐我去“著名的华强北”。“华强北哪里强？” 我问。“给他们一个手机，他们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换掉。”朋友答。 还有人推荐我去“世界之窗”。“就是那种山寨的微缩景观么？” “对，但是很怀旧啊。” 

最终，三个地方我都没去，心中默默觉得只要欣赏一下“淘宝同款”就够了。

三周后，我在瑞象馆观赏了在上海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的瑞士纪录片导演钮永辰（Jürg Neuenschwander）的纪录片《中国秘诀：勇气和智慧》（The Chinese Recipe: Bold and Smart），这部电影让我后悔当时没有去那些地方一探究竟。

外国导演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并不鲜见，从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的《四万万人民》、《愚公移山》系列（其中尤以《上海第三医药商店》闻名）到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中国》或更早时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的《北京的星期天》，无不展现出别样的视角和局外人般敏锐的触觉。但囿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些电影要么只看见了当局愿意展示的一面，带有过多刻意搬演的桥段，要么以固化的西方意识形态来评判中国。相比之下，钮永辰的纪录片带着一种特别中立、客观外来者的崭新视角。他并不急于给眼前的一切简单贴上“山寨”的标签，并不对“中国制造”之种种现象做懒惰而固化的评断；而是带着冷静与好奇，让镜头下的三个故事平和而自然地展开。

这部纪录片缘起于三年前，当时钮永辰想在同济宿舍里添置一套音响。他想买中国货，于是打开淘宝一阵搜索。周晓辉音响作坊的淘宝页面就这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因为店主明明白白地列举了自己制作的音响各部分分别“借鉴”自哪些品牌，并自信地声称自己的货色比原创的更好。在钮永辰看来，这种并非简单抄袭的“中国式配方”有其可取之处，一如第二个故事里贵阳的那群年轻创客们所言，“如果一样东西已经被发明了，那么何必再发明一次呢？” 这群创客通过借鉴国外无人机的开源代码，试图发明自己的无人机——他们将之视为“技术民主化”的过程。第三个故事聚焦中国饲料行业的龙头企业保龙与瑞士机械品牌布勒的合作，“如果你没被模仿，那说明你一文不值”，那位与导演年龄相仿的总经理对于被模仿有着相当开放的态度，他认为如果真的有人模仿你并加以改进，那么对于被模仿的企业说不定也有促进作用。

钮永辰的纪录片以交织的手法同时讲述着这三个故事，这巧妙的并置暗示着这其实是同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中国配方”的故事——他们利用已有的技术成果，并不是为了简单复制以牟取暴利，而是为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创新，并不断改进。而电影的副标题“勇气和智慧”，是对三个故事整体叙事心理层面的补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热爱”。周晓辉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玩收音机，而贵阳的年轻创客们对于科技和创新同样有着发自内心的热情。

《中国秘诀：勇气和智慧》有许多“在路上”的镜头，仿佛暗示着在这充满活力的国度，一切在动，一切在发展。钮永辰很少使用固定的长镜头，而是常常贴近受访者，似乎要随时感受他们的能量。有几处意味深长的场景，如同叙事的标点，调整着电影的节奏感：比如常州布勒车间里电焊工工作的场景，电焊的火光将人影投射在半透明的机器板面，营造出了一种舞台感；而HEX无人机的几次试飞，又何尝不是创业者起飞的隐喻呢？

钮永辰的《中国秘诀：勇气和智慧》展现了局外人视角的可贵之处——或许，相较于部分场景被安排拍摄的《愚公移山》，纽永辰的纪录片更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独立意识。在“山寨”普遍被视作贬义的批评语境下，《中国秘诀》是某种客观而无声的反驳。它深入具体的故事和人物，试图揭示“山寨”现象可能具有的复杂肌理，宁愿保持“不响”，而将思考与评断的任务交给观众。

在纪录片放映前，钮永辰导演还在咖啡馆里向我推荐了一本名叫《山寨：中国式解构》的德语书（尚未有英译本），作者是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秉珠。他特意翻到绘有日本伊势神宫的那一页，“每隔20年，神宫就会拆除，依照原型重建一次。” 原来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什么是原作什么是复制就已经不那么泾渭分明了。也许是时候以更开放的心态重新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山寨、什么是复制了。或许真正的中国秘诀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