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 65 | 以逗号向热罗姆·兰东致敬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出版人的名字比作者的名字更大、更显眼——那是因为出版人成为了作者笔下的人物。我们说的是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写的传记文学《热罗姆·兰东》(Jérôme Lindon)：前者以《我走了》获得1999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后者则是午夜出版社的编辑和传奇出版人。毫不夸张的说，正是在兰东的提携之下，让·艾什诺兹才成为了如今的让·艾什诺兹。也因此，在兰东去世几个月后，让·艾什诺兹迅即以一本60来页的小书，表达了对伯乐深切的怀念之情。

以怀念为基调的传记文学很容易写得滥情或者矫情，很容易被伤感的情绪淹没，但艾什诺兹没有。他依旧以惯常隐忍的幽默感冷静地书写历史现场——他甚至使用了现在时——他以作者与出版人之间的关系演进作为切入点，以素描般的手法勾勒出一幅著名出版人的印象派肖像。它简略、迅速、有力，有留白；细微处又以趣闻轶事抓人眼球，令读者得以深入文学出版圈内部，了解出版人及编辑是如何在作家的写作及出版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编辑何为？出版人何为？这个时常困扰我们的问题在读完《热罗姆·兰东》之后有了答案：优秀的出版人及编辑必须对写作作出独立、正确的判断，无论这位作家是个初出茅庐的、手稿屡次被拒的青年，还是已经获得过文学大奖的成名作家。在《热罗姆·兰东》开头，艾什诺兹这样写道：“一切开始于下雪的一天，巴黎花街，1979年1月9日。我写了一部小说，那是第一部，我不知道那是第一部，我不清楚自己还会不会写别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写了一部小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出版者，那就太棒了。”  结果兰东一眼看中了这部被多次拒绝的小说（即《格林威治子午线》），“您说不定能换部汽车呢！”，兰东对其充满信赖。然而，当一两年后艾什诺兹交出另一份手稿时，兰东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不仅仅局限于向我解释为什么我的书写得糟糕，而且也解释了它怎样被写糟的”，他甚至放出狠话，对艾什诺兹说“您不再是午夜出版社的一份子了”。当然这是编辑的激将法，两年半后艾什诺兹交出《切罗基》，兰东非常喜欢。然而，在作家出名之后，出版人要继续保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要困难得多，也需要更多的技巧。1990年，艾什诺兹和几个作家朋友写了一本合集，兰东阅后“脸上无动于衷”，但依旧递给艾什诺兹一份合同。艾什诺兹不解，打电话去问，兰东才说“您的东西太糟了，对您来说太糟了，我之所以出版它只是为了不让别的出版社出版”——艾什诺兹事后才渐渐体会到兰东是对的，也欣慰地发现了这本书出版后书店里几乎见不到。

优秀的出版人及编辑也应该是一位好的建议者——从建议更改书名（把《马来亚的生活》改为《出征马来亚》），到换一个结尾（《我们仨》）；或者是一个好的劝阻者——兰东劝阻“一切可能使写作分心的东西”。按照让－克洛德·勒布伦在《人道报》上的说法：“兰东更喜欢让作家独自面对自我，实际上是激励他，只是为了让他拥有受过磨练的性格，以对自己的写作作出准确的判断”。在这里，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清晰了起来——即，假如作家能够像出版人／编辑那样，以一种局外人的理性视角，准确判断自己的写作的话，他就成熟了，他就使作者与编辑之间的那道罅隙变得几乎消失了。

如果说，艾什诺兹是从文学的角度回顾兰东对于其作品的种种反应来书写出版人兰东的话，他依旧不忘以一些或幽默或感人的细节来矫正读者对于兰东的专横、不通人情的印象——他散步时步速极快，你很难赶上他；他会为了一本书或者一场贾木许的电影兴奋好几个小时；他节约却不吝啬，有作者得奖时他会与所有作者一起分享喜悦；他对自己出版的小说被改编拍成电影的观点尤其有趣：“最理想的，就是能卖出版权然后电影拍不成”。这些生动的细节是对于出版人／编辑兰东的一种补辍，“他是一个非常可亲的人。问题是，他除了讨人喜欢还有其它事情要做，讨人喜欢并不是他所关心的。” 这如同辩护一般的句子透出艾什诺兹对于兰东的了解、理解和爱，他们彼此关系的演进对应着书末兰东去世时那突然沉重的伤感句子里。艾什诺兹以与开头同样的句式写道：“一切停止于一个灰暗的上午，在特鲁维尔的一条大街，2001年4月12日星期四。我正和佛罗伦斯购物，这时我口袋里的电话响了。是伊莱娜，她告诉我热罗姆星期一去世了，这天早上下葬了。”

当然，优秀的出版人和编辑对于作品的独立判断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因为“正确”有时因人而异有时暧昧不明，所以编辑有时会与作者有所分歧。艾什诺兹和兰东之间“唯一重要的美学分歧”在于逗号的使用——兰东认为“只要可能，就借用逗号来对句子作指示性间隔”；而艾什诺兹认为“只要可能，最好省掉逗号，句子内部的节奏应该不需要借助逗号而能够自我支撑。”他们会为了一个逗号进行“十足认真的较劲”。然而正如让－克洛德·勒布伦指出的那样，当兰东去世后，艾什诺兹终于失去了对手，终于决定彻底让步一次——至少在这本纪念兰东的书里，他尽可能多地使用逗号。因为这里的逗号，是一种纪念，是一次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