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 71 | 总有一刻你会被世界抓住

本文为2014年6月在上海城市酒店对法国作家埃里克·法伊所做的专访

埃里克·法伊声称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这当然不是事实：这位对东方和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法国作家早在二十年前就来过中国，甚至在九年前还来过第二次。“每次有人问我‘你有没有去过中国’时，我都想回答‘不’，因为我每次来到的地方都像是一个不同的、崭新的国家，”法伊解释说，“但这的确是我第一次来上海——在法国，我曾看过很多上海的照片和纪录片，所以对于上海不算特别惊讶。但真的来到这里之后，还是觉得印象深刻，我觉得上海特别美。”

埃里克·法伊显然对上海的一切充满好奇。他问起采访所在的咖啡馆对面马勒别墅的来历。采访结束后，他甚至又掏出一个照相机，反客为主地拍起了采访他的记者和翻译。

埃里克·法伊与上海颇有缘份：小时候，他的祖父就向他讲述了去横滨和上海的旅行故事——那是1930年代，法伊的祖父作为海员，游历了东方。“那个时候来中国旅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像如今简直太平常了。那时候的中国就像在另一个星球，”埃里克回忆道，“我觉得他讲故事的方式对于激发我的旅行热情很重要。昨天我在上海街头散步的时候就在想：我的祖父会不会也曾走过这里。我仿佛是在追随祖父的足迹。”

埃里克·法伊1963年12月3日出生于法国里摩日。从里尔高等新闻学校毕业后，他曾供职于路透社当记者。他是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崇拜者与研究者。1991年，法伊最早出版的两部著作皆与卡达莱有关：一本是关于他的随笔；另一本是与卡达莱的对话集。巧合的是：埃里克·法伊的中文译者余中先先生也是在翻译卡达莱作品时与法伊结识的——斯托克出版社版权部的西杰斯女士随手给了余先生一本法伊的《长崎》，促成了两人的相识及《长崎》在中国的翻译出版。

1992年，法伊在《羽蛇》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孤独的将军》，三年后，他将之扩充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作品。1998年，他以短篇小说集《我是灯塔守护人》获得双叟奖（Le Prix des Deux Magots）。此后几年，他又出版了多部短篇集，包括《三边境的奥秘》和《化石之光与其他故事》等。2002年，他以《给流产的造反某些堂而皇之的理由》一书向那些书写“反乌托邦”的前辈们——从乔治·奥威尔到阿道司·赫胥黎及雷·布莱伯利——致敬。

与他所钟爱的卡夫卡和卡达莱一样，埃里克·法伊的小说常常以魔幻和荒诞的手法及反讽的口吻书写残酷的现实，1999年获得Unesco-Françoise-Gallimard奖的《雨之海上的巡游》便是一例；他也常常书写在大都市中生存的当代人的孤独感，如2001年的《我未来的灰烬》及2010年《长崎》；经常从旅行、尤其是东方旅行中获取灵感，如记录了1982年至2005年在欧亚旅行的《我的夜车故事》。2005年后，法伊的创作更明显地转向旅行文学。2012年夏天，他参加了一个前往西伯利亚中部探险的作家团，去往诺里尔斯克的禁地旅行。而这一次，他又参加了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的长江作家漂流活动。

埃里克·法伊2010年获得法兰西学院大奖的作品《长崎》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无疑是法伊最成功、最著名的作品。小说取材自2008年5月《朝日新闻》上的一则社会故事：在气象台工作的年过五旬的中年男子，发现家中的食物和饮料会莫名其妙地减少。为了弄清事实，他安装了摄像头，在上班时监视自己家里的动静，最终发现竟然有一名失业的流浪女，已在他家住了整整一年。《长崎》以男主人公、流浪女及第三人称的多重视角以及由叙述、警方笔录、报刊新闻及信件组成的多重文本，来书写一则悬疑的日常事件，对于孤独、记忆、两性关系、社会背景乃至存在本身皆有深刻的思索。我们的采访即由此展开。

Q&A

Q：请先谈谈《长崎》的源起。《长崎》源于一则社会新闻，它是如何触动你的写作冲动的？

A：我曾多次到访日本旅行。2008年5月，我在一次去日本的旅行中到了长崎，回法国后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新闻——就是我在小说开头提及的新闻。其实新闻发生在福冈，离长崎约有100公里。这则新闻让我震惊，其中有一个元素引发了我写作的冲动：这个女人成功地在那间公寓里住了整整一年，而不被房主发现。其实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已经把一些法国新闻改编成科幻小说——所以这样的尝试对我来说也不算是全新的。

Q：写了书写这样一个发生在遥远东方的社会故事，你做了哪些研究和准备工作？

A：读到这则新闻一年之后，我才开始写《长崎》。在此期间，我又去了日本，带着写作的想法。在这次旅行中，我参观了一些日本家庭，观察他们的房屋，感受屋内的声音、草地的气息和家具的样子等，并做了很多笔记。

Q：《长崎》全书似乎渗透着浓重的孤独感 ？

A：对。但小说中的男人和女人的孤独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孤独。简单来说，对住在自己公寓里的男人而言，那是他自己选择的孤独；而对于那女人而言，她的孤独是为社会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孤独。

Q：身为一名旅行作家，您独自旅行时也会感受到孤独吗？

A：对于旅行者而言，也有自己选择的独自旅行。我很喜欢比较深入的旅行，比如我可以花十五分钟静下心来拍一张照片，没有时间限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作家也有孤独的需求，但并非是一直保持着的、长久的状态。

Q：为什么会以《长崎》作为书名？毕竟对于长崎，人们总有一种刻板印象。

A：说到长崎，人们总会想起原子弹，但这与我的小说并无多大关联。我之所以选择“长崎”作为书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小说的主角——长崎在历史上曾扮演了一种角色，成为日本与世界联系的纽带。我拿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的命运与日本的命运做比较：房主不喜欢敞开心扉面对世界，而是把自己关在居所中；这有点像日本，在几个世纪中几乎都对世界保持着封闭状态。长崎是唯一一个开放的港口，欧洲商人来这里与日本人经商。所以长崎之于日本，就好比小说中的大衣柜之于那个女人。我们可以尝试离群索居，但总有一刻你会被世界抓住。

Q：《长崎》只有一百多页，但你在书中却变换了好几种叙述的视角。为何作此安排？

A：我想先把灯光照在男主人公身上，随后再去关注那个女人。用第一人称，更易于描写氛围和感受；用第三人称，则比较客观。小说中也包括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警方报告，最后还有一封信——所有这些都为了使读者仿佛通过镜头的转换来观看各场景。我经常想把书写成我自己想读的样子，站在读者的角度思考写作。

Q：您是一位法国人，《长崎》的人物却都是日本人。书写“他者”的困难在哪里？

A：这是我第一次用第一人称亚洲人的角度书写。我发现这是非常困难的：当人物说“我”时，需要表达一种亚洲式的思维。不能用整句的、法语的习惯性思维来写，而是要用亚洲的词语和句式。我曾写过一些亚洲的旅行笔记（recit）和日记，我的确非常喜欢亚洲，经常来亚洲旅行。另一方面，我也读过很多不同年代的日本作品，比如千年前的第一部日本小说《源氏物语》——是小说，也是日记；非常有诗意，也很私密。我读的日本作家从当代到古典的都有，比如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安部公房等。安部公房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小说里有一种奇幻的、超现实主义的气息，那种荒诞的感觉和我很契合。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也看了很多日本电影，尤其是1960到1970年代的电影，来帮助我感受日本的气氛。比如，《长崎》里有一个场景就来自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即男主角与他的同事去酒吧的那段，我采用了小津的最后一部电影《秋刀鱼之味》里的元素。

Q：《世界文学》杂志曾译介过您的《三边境的奥秘》里的几个短篇，同样是使用第一人称来讲述神话故事的。这似乎很少见？

A：这本神话故事集发生在德国，我对德国比较了解，用第一人称写感觉不太难。另一方面，昨天我在上海作协也谈到，法国小说中使用“我”太普遍了，或许比中国要多得多，所以第一人称对于我是自然的选择，反而用第三人称会觉得不自在。这有点像一个游戏：用第三人称写更现实，更贴切，但产生了距离。有时候我会先用第三人称写，随后再想改成第一人称——但这修改并不容易：因为有些东西是第一人称能说的，有些是不能说的。用第一人称的好处是可以进入叙事者的思想，使用熟悉的词汇，更有利于书写幽默的句子。

Q：说到幽默，《三边境的奥秘》里的那篇《世界末日》似乎与大家想象中的末日并不相同？

A：对，这并不是一篇严肃的小说，而是荒诞的，影射了一种官僚式的末日。好比一种文学游戏，把庸常的事件夸张成大事件。比如说我写了在世界末日人们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会去图书馆还书、去付账单、整理房间，诸如此类事务性的工作。

Q：您在中国还有什么出版计划吗？

A：《世界文学》上的几个短篇是余中先的女儿翻译的，是否能在中国出版还得看出版社。我当然很乐意在中国被翻译出版，而且中国的出版社做的书非常美，这本《长崎》甚至比法语原版美得多。

Q：2005年后你一直致力于书写旅行和东方。请问你的旅行文学写作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

A：皮埃尔·洛蒂写过一些关于东方的文字，整体感觉一般，但其中有一些部分很有意思。谢阁兰作为考古学家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保罗·克洛岱尔是一位外交官，他在中国、后来在日本都做过领事。阿莱克桑德哈·大卫德-内埃勒（Alexandra David-Néel）是一位旅行家，二十世纪初来亚洲旅行，来过中国、日本、印度支那，她甚至还去了当时禁止女性进入的中国西藏。还有瑞士作家及旅行家尼古拉٠布维耶（Nicolas Bouvier），他写过一些中国，但主要写的是日本和韩国故事。尼古拉٠布维耶告诉我们：旅行文学也可以成为伟大的文学。还有奥利维埃·罗兰和他的弟弟让·罗兰，我也读过他们的很多作品。

Q：这次的中国之旅，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吗？

A：首先，这次中国之行去的很多地方我原本都不太了解，此前我只去过北京。其次，这次旅行中我们一直有机会与中国作家接触，且有会讲英文或法语的人作陪，在每个城市也都见到了当地的作家，聊了很多话题。我在北京、重庆、武汉、上海也看见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长江漂流活动对我而言是一段动人的时光：每天我都写一则日记，写下对于中国某种自发的印象。此外，从前我只读过十九世纪的中国作家，对于当代作家所知甚少，但这次我见了李洱、格非、方方、池莉，昨天还见到一些上海作家。我打算来读一读他们的作品。

Q：作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专家，最后想请您对他作一个简短评价并为中国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作品。

A：在伊斯梅尔·卡达莱的著作中，我找到了所有我热爱的文学元素。各种不同维度的东西统一在他的作品中：有奇幻、魔幻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幽默感、诗性、隐喻、悲剧感（希腊式的），所有这些都融合在他的作品中。他给人一种感觉：这是完全自由的写作。在1989年之前，阿尔巴尼亚的政权是斯大林式的，而他没有被迫去写那些社会现实主义的东西，而是创造出了一种写作的自由，无视本国对于文学的限制。我经常与他见面，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推荐近期被译为中文的《破碎的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