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 85 | 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梦想家与投机者之城

本文作者为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节译自英国《卫报》（2012年6月15日）

108年前的今天，詹姆斯·乔伊斯和诺拉·巴纳寇第一次一同出门散步。“布鲁姆日”，小说《尤利西斯》发生的那一天，恰好也是1904年6月16日。乔伊斯自身生活隐藏的内容丰富了他的叙事。他自身的神话因此可与一些其它神话合并，来为一个平常地方的平常日子增添份量及意义，无论是表面又或被埋在深处。

诺拉在芬恩的旅馆工作，从那儿散步到梅瑞恩广场——他们当时约定见面的地方——会经过克莱尔街6号，萨缪尔·贝克特父亲的生意便从那儿起家，也是在那儿，贝克特写了小说《墨菲》中的一些段落。那一年，1904年，乔伊斯开始写《都柏林人》里的故事，他和诺拉说好在一栋房子外会面，那是威廉姆·王尔德爵士住过的屋子，也是奥斯卡·王尔德长大的地方，许多派对的发生地。布莱姆·斯托克曾造访过这屋子，他在都柏林三一学院结识了王尔德。他的妻子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前女友。就这样，这破败的城市都柏林或许可以成为圣地，如果你在乎并知晓这些名字。如果你不，或正匆匆赶去某处，《尤利西斯》里的人物通常那样，如今很多人亦是如此，那么它会很平常，像任何城市里的一条街道一样。

1974年秋天，我搬进一间潮湿的屋子，它位于上哈奇街两栋荒凉的维多利亚式房子其中一栋的地下室后部，从这儿步行去那里需10分钟。它们是这条街上仅有的房子，并于1980年代初期被拆除。我的房间被文雅的女房东称作“花园景房”，她住在楼上，经常呼朋唤友饮酒作乐。地下室走廊里有个水槽，外面有厕所，但没有浴室。夜晚当我从酒吧或国家图书馆步行回家时，从史蒂芬花园通向哈奇街的街道空旷而荒凉。在那年代，国家音乐厅尚未在大学旧楼内壳中建成，康拉德旅馆也还未建造。大学本身搬去郊区，而哈考特街上、一度在哈奇街的房子后面奔驰的火车线路，也关闭了。不难想像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里书写的城市仍在那儿，或许比他曾以为的更加瘫痪（paralysed）。他行文中那种一丝不苟的刻薄的精神，也是孤独的行者在那些夜晚可以真切感知的。

我前面的地下室房间里住着一个人，他每天早上出门工作，每晚都回来。有几次我在街上看见他，他看起来就像穿正装的、完全的普通人。他看上去像在办公室上班，怎么看都不奇怪。但他不是个普通人——他家里的电力被切断，他靠蜡烛为生；他从不走过我房门去后院如厕。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的。而且，他从没有垃圾要扔掉。很可能他在房间里、在床上度过了周末的大部分时光，但在工作日，他每天九点前出门，午夜一过酒吧打烊就回来。从他夜里摸索的动作中，我感觉到他在城中某处喝了一夜酒。

那些破败、孤独、秘密生活的想法——人们独行，他们生活一半的燃料是酒精，被工作困住的人，住在肮脏的招待所里，或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受了些教育但几无希望的人——进入了《都柏林人》里那些故事的核心——《两个流浪汉》、《公寓》、《一小片阴云》、《何其相似》、《痛苦的事件》和《圣恩》。

奇怪的是，大部分《都柏林人》里人物喝酒的酒吧直到如今还在——萨福克街上的奥尼尔酒吧，杜克街上的戴维伯恩酒吧，阿比街上的椭圆酒吧，普尔拜格街上的穆利根酒吧。在1970年代，甚至连苏格兰威士忌之家都还在。很明显，或几乎很明显，克南先生摔下楼梯的那间是南安妮街上的基欧酒吧，在那儿，地下室里的男厕所仍旧在一组陡峭的台阶之下。

当乔伊斯描绘这些人、给予他们小安慰和微小时刻的可能性时，他关注的并非对于人类的某种灰暗眼光及我们在世上的命运，而是他命名并创造的个别的自我，每个皆有其特殊性及私密性。自我的执念、个体意识的隔离令如此多的东西被隐藏，这是他想要着力呈现的。准备好感受恐惧或悔恨、轻蔑或不忠、勇敢或胆怯的自我；在孤独的牢笼里或在欲望的掌控下的自我；准备好觉察一切、除了不明白无法逃离自我、或实际上无法逃离这倾颓之城的自我；这些是他的主题。

在《都柏林人》里，乔伊斯不让其成人经验的故事来中和童年纯真的故事。比起某些成年故事，那些关于孩童和青年时期的故事更为来势汹汹。实际上，第一个故事里的儿童叙事者看起来比书中其他人拥有更黑暗的认识。在《一次遭遇》里，叙事者也是个学童，他以一种开放与淡定的态度接纳了他所遇见的男人令人困扰的性向。（根据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的说法，这个故事是基于青年乔伊斯的一次真的遭遇。）在《阿拉比》中，年轻男孩对年轻女孩的执迷的爱充满了性场景，比书中其它任何关系都更真实、更逼真。

1906年5月，乔伊斯在一封写给出版商的信中既富野心又谦逊地坦陈了写作这些故事时的初衷：“我的打算是写一章我的国家的道德史，我选择都柏林作背景，因为那城市仿佛是瘫痪的中心。我试图从四个角度将之呈现给冷漠的公众：儿童期、青春期、成熟期和公众生活。这些故事依照该次序组织。其中大部分我以一种一丝不苟的刻薄（scrupulous meanness）风格写，确信他是个大胆的人，敢于在预感中改变，甚至使他的所见所闻变形。”

他从1904年起开始在都柏林写这些故事，当时他22岁；1907年，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完成了最后一篇《死者》。在与出版商的诸多不顺及坏运气后，《都柏林人》终于在1914年6月出版。

乔伊斯写“一章他的国家的道德史”的宣言是宏大的；这些故事本身避开了这样的简单描述。在这些故事里，乔伊斯的都柏林是一个充满梦想家与投机者的城市，他将他们置于一种牢笼里。在《两个流浪汉》和《伊芙琳》中，有一种奇怪的、几乎令人困扰的警觉性，故事里的人物梦想着从家庭或工作的牢笼里逃出。在《赛车以后》里，多伊尔试图与更有教养的外国朋友保持联系，这里面有一种空洞的歇斯底里。在许多故事里，人物在观察，保持警觉，不安。他们的欲望似乎是被强加的，这使他们在狩猎、疾奔、不安的姿势中几乎变得野性。乔伊斯并没有评判他们，而是对他们的软弱及失败非常警觉，他希望给他们正义，无论虚荣或虚妄的希望会驱策他们去做什么。

他的小说之城是帕内尔下台十多年后的城市。在乔伊斯的书写中，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的形象，一个从权台跌落的失落的领导人，仍保持着纯粹性，没有怪责或嘲讽。帕内尔不仅提供了一种政治希望，而且带来了一种神秘的、精神上的希望，尤其是在他权力的余晖中。因此《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是这故事序列中的关键部分；它鲜活地呈现了领导人死后社会的空壳状态，公民被困于冗长的陈词滥调中，只好寻求酒精和感伤的陪伴。在每一行对话、每一个角色里的平庸感及疏离感暗示着荣耀已逝，光已熄灭，空留人物在陌生的地狱里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