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反腐十大新闻——年度反腐盘点（二）
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这是《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中的一句话，点明了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要知道，像“重大政治改革”这样的字眼，十八大以来也非常少见。
最新的进展是，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试点工作的《决定》，将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同时，《决定》规定了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3项职权和可以采取的12项相关措施。
这次改革显然突破了过去的掣肘，扩大了监察对象范围，标志着中央开始着手监管，着力应对公职人员所呈现出来的“软腐败”，体现出标本兼治的制度反腐进步价值。
2016年中央、中央纪委密集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党内条例、准则。这些文件是对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的总结与提升，也直指当前面临的真问题与新问题：这是时间流转中，执政党不得不去面临的考验。
每一次制度加码，都抢了舆论头条，其中颇具看点的是《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等。
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准则位阶仅次于党章，条例仅比准则低一级。当老好人、阿谀奉承、野心家、阴谋家……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直指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解决方向；党内监督条例，像是法条一样，完全可以“照章办事”“对号入座”。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监督也是如此。
监督条例中，“对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单列一章，规定中央政治局要每年开民主生活会，定期听取各种监督、巡视报告，并且带头向中央报告个人事项、带头树立良好家风等；同时，“条例没有对中央部委和地方党委制定实施细则作出授权规定，体现全党必须一体执行，防止搞变通、打折扣。”用习近平的话说，这“是对现行条例的突破”。
2016年以来，超过35名省部级干部接受纪律审查，28人处分信息由中央纪委网站通报，浙江省宁波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子跃可谓其中的典型——欺骗组织，在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2016年初，“四个意识”提出来之后，政治意识越来越成为一种党性要求、纪律要求，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高级干部尤其要做好表率。但实际上，28人处分中，违反“政治规矩”的不少。
这正好印证了，腐败问题、腐败现象的背后，都是党员领导干部作风问题。在六大纪律中，最根本的就是政治纪律，如果违反，首先肯定是政治规矩的突破。
从抓早抓小、红脸扯袖到法纪之辩，再到“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四种形态的提出显然并非无水之木。但它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不少的误读，直到现在，仍有部分党员干部未必真正掌握了它。
如果非要给一个简单解释，四种形态就是要在全体党员思想上，强化纪律、党性。
在今天，重新强调纪律——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还是中央纪委在执纪方面的强化与规范，其根本都在于保证政令的畅通、以及对自身信念的重新回溯。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在提“尊崇党章”。
巡视是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一大利器。在2015年专项巡视、政治巡视等的完善之后，2016年，巡视在两方面继续完善，一是杀回马枪，一是探索基层版本——巡察。
年初，中央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等4个省进行巡视“回头看”，此后两个月内，上述4省至少已有超20名厅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辽宁、安徽、山东均有省部级的“老虎”落马。“回马枪”的威力可见一斑。
巡察也是从年初开始谋划。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黎晓宏曾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探索市县巡察”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
从目前各地实践来看，巡视是政治巡视，巡察也是政治巡察。两者可分可合，“分”的意思是二者各有侧重、各有分工，而“合”是指巡视组、巡察组合力攻坚。但总体来看，巡察是巡视工作向市县延伸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监督全覆盖的重要途径，完善巡视工作的网络格局：“横向巡视要覆盖，纵向巡察要延伸”。
贿选，让辽宁突然成了继湖南衡阳等地之后又一个沦陷地。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首次对辽宁贿选案“定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四名落马的省级高官、一批厅级官员、企业家、人大代表，也卷入此案当中，后续余震不断。
在换届年查处如此大案，中央不可谓不慎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中央的通报、人大临时会议、以及此前下发的中央《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都可以看做是在给换届工作打预防针。
也正因如此，此次换届纪律之严，出乎很多人意料——凡是有可能被提拔任用的干部，必须重新审查干部档案，重新核实个人事项申报，必须听取纪检机关意见和信访举报情况，最大限度地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
毕竟，为政之要首在用人，任命什么样的干部，提拔或调整谁到新的岗位，将涉及到大量的系统性人事安排，是政治生活的重中之重；选举什么样的人当人大代表，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民主能否发扬，百姓的意见建议能否通达。
杨秀珠身上有很多标签，最火的两个是“曾被习近平点名捉拿的外逃贪官”“红通一号”。11月，她主动回国自首。长期以来，贪官外逃一直是敏感话题，中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有多少钱财被卷走，没有官方数据可供参详，直到2015年，中国公开百名嫌犯红色通缉令，首次集中地公布外逃贪官的信息。
杨秀珠身上有很多标签，今年11月，她主动回国自首。
在国际刑警组织近百年的历史上，一个国家集中公开曝光100名涉嫌贪腐外逃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也是第一次。截至2016年8月底，已经有33人归案，而“红通一号”的归案更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排位中的“一”在中国文化中意味着分量、代表性，“一”的归案，显示的是追逃决心，也能给其他“红通”人员形成震慑、带来压力。
追逃、追赃、防逃，目的是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如果能让腐败分子到了海外也无路可逃、无处可躲、无钱可花;在国内难以转移赃款、难以轻易逃出国门，将会有效地遏制很多人贪腐的念头。
今年4月，“两高”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贪腐案件中的若干疑问答疑释惑。《解释》明晰了贪腐情节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的标准，如贪污或受贿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等。
贪官身边人“狐假虎威”搞腐败怎么治？《解释》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此外，《解释》还对行贿从宽情节给予严格限制，明确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只有在“犯罪较轻”等三种情况下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两高的《解释》，厘清了反腐败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焦点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价值，体现出中央严厉遏制腐败的决心。而强化法规制度落实，减少模糊地带，正是中央一以贯之的思路。
2016年宣判了32名省部级落马官员，为十八大以来历年最高，可谓“老虎审判年”。其中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则因2.46亿元的“创纪录”受贿金额，“有幸”成为《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被处“终身监禁”的第一人。其余，还有1人死缓，6人无期徒刑，17人获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还有，随着12月20日山西省委原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宣判，山西“八虎”中除山西原副省长任润厚落马后病亡外，其他“七虎”全部审判完，其中申维辰、金道铭、杜善学三人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今年每个老虎审判，都按规定公开披露了相关信息。事实上，充分的公开审判意义重大。唯有加大相关案件的司法信息公开力度，新一轮反腐败的法治化成色才将更有说服力。
10月，一部名为《永远在路上》的专题片，引发了“追剧热潮”。这部8集、400分钟的专题片，展示了“大老虎”落马后在监狱中的忏悔。蒋洁敏、白恩培、万庆良……一个个出镜，令人唏嘘，也令人愤慨。
安排在以从严治党为主题的六中全会召开前播放，这部片子也称得上“祭旗”与“宣誓”。当全党、全社会都认为反腐是只能深入不能后退、谁不反腐就说不过去的时候，反腐就已经走向了不可逆的历程，也就会“永远在路上”。几年来中央纪委在宣传阵线的各种做法，无论是第一时间发消息、主动做各种信息数据的梳理盘点，还是开微信号、做客户端、拍纪录片，对舆情和传媒规律简直不要太深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