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离了北方炼油厂
「在外面，人们有时会问我为什么不会说山东话，我说我来自厂区，一个只有普通话的地方。只有这个时刻提醒着我，炼油厂藏着我的一切来龙去脉。」
这是一座坐落在北方的大型工厂，生产着沥青、润滑油和雾霾，也制造了这个年轻人的成长记忆。
文：骞 来源于：大喊
据说，多数人的秉性，在青少年时期便早早开始向内坍缩。直到中年阶段，少时的棱角终于凝成了内心的硬结，硌得人不思茶饭，夜里辗转反侧。另外还有一些听从了秉性的人，会永远逃跑，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这不安的感觉，让他们吃得香睡得实。
一成不变的事物让我焦虑。于是8年前，我从我的家乡逃走了。
一
我出生的地方叫胜利。这是一座北方炼油厂的名字。
几年前，如果你住在厂区周边，在深夜里向远处望去，会看到一柄长明的火炬。它燃烧得如此旺盛，如此骄傲，以至于点亮了一小片夜空。据说，这间厂子存在了多久，火炬就烧了多久，它就像是这座厂的象征。而这厂的历史，要足足追溯到52年以前。
60年代时，中央石油部的领导发出指令，大型石化工厂的选址有备战的需求，要“靠山、分散、隐蔽”，因为这个原则，领导毙掉了其他选项，将炼油厂厂址定在了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四面环山的“南仇公社”。那时的人们难以温饱，身上的力气却特别可观，心里涌动着开荒拓土的激情。大家喊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到了1966年，终于把一片荒郊野岭变成了胜利炼油厂。工人们像勤勤恳恳的老牛，干劲十足，都把建设炼油厂当作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那时的炼油技术比较落后，过程中产生大量有害尾气，没有技术能够处理得当，只好全部烧掉。这就是那柄火炬存在的原因。
炼油厂最早的一批工人们，有的来自临淄当地，有的是从旅顺石油厂调来的石油工人。英雄不论出处，无论是操着一口山东话还是东北腔，人们都以这里为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个地方长居下来，开始柴米油盐的生活。二十多年过去了，炼油厂几经更名之后，最终名称定为“齐鲁石化胜利炼油厂”。
这些年间，炼油厂逐渐建起了学校，医院，公园，甚至慢慢建起了商场，酒店和游泳馆。这里的路面干净整洁，行道树清一色是槐树，到了夏天格外绿意盎然。超市里的油盐酱醋和副食包装上，都写着“齐鲁”两个字，是由齐鲁公司食品厂生产的。电视里有了齐鲁石化电视台，炼油厂电影院里放着最新大片，俱乐部里常常有全国当红歌星开演唱会。这些场所，被神奇的一个接一个安放在了这块四面环山的地带，也将人们的生活圈在了这里。同时，在1986年恢复高考之后，这里也开始迎来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我妈就是其中之一。
1989年的夏天，我妈刚刚大学毕业。为了响应大学的分配，她坐了两天一夜的绿皮火车，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开始适应国家安排的新生活。由于害怕自己的陕西方言被人们笑话，在辗转的旅途中，她学会了讲普通话。像她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让唯一能够通用的普通话，成为了这里的“官方语言”。
那个年代，大学生很稀少，这里却不少。除了教育水平高，年轻人们还有着对于文艺活动的需求，很多人会一些吹拉弹唱的技艺。我小学时，每天路过一座公园，里面有职工活动室和高尔夫球场，夜晚散步，常常听到里面传出快活的乐声，有时是西洋乐器，有时是二胡古筝，也时常可以看见人们共舞的身影。
另一个可以跳舞的地方是胜利大厦的二层，这里有前卫男女最爱去的歌舞厅。我曾经被大人们带进去过一次，至今还记得里面旋转的蓝紫色灯光。胜利大厦是炼油厂最豪华气派的酒店，里面曾经住过许多大人物。那个时候，能在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吃饭，是一件脸上有光的事情。
每一个炼厂子弟，从小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拥有一对国企上班的父母。他们打心眼儿里感觉，自己的眼界更高，身份更体面，跟冒着土气的本地人不一样。
二
胜利炼油厂在地势上与周边乡镇隔绝，却可以独立运转，像是一座全新的小镇。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大部分时间是安逸的。除了有时候，会担忧环境和安全问题。
在厂区生活，大多数人都有些慢性的呼吸道疾病，例如过敏性鼻炎。在我小时候，夜里临近睡觉的时间，窗外时常飘来一阵阵的怪味，闻起来像臭鸡蛋的味道。我妈这时总是会抱怨“大半夜的，怎么一股硫化氢味？”。因此，我从记事起，就知道硫化氢是臭鸡蛋味。后来我慢慢才发觉，仅仅是闻到些许臭鸡蛋味的我，无疑是幸运的。硫化氢作为石化工厂常见的气体之一，曾经杀死过很多年轻的工人。
化学是门不容丝毫大意的学科，我妈妈读分析化学出身，性格里写着化学的严谨和精准，从不逾矩。因此在她经手的实验里，也从未出现过任何错漏。我曾听她讲过厂里发生的一些可怕事故。她在化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化验楼位于整个炼油厂最为危险的区域之一，它的东面和南面安置着大型的液化气罐，西侧存有剧毒的芳香烃，北面有污水罐，在这里工作的危险性极高。一天晚上，因为工人将没有被分类处理的试剂倒入，导致污水罐在半夜发生了爆炸。剧烈的响声后，黑色的液体瞬间喷涌出来，向四周蔓延流去。我妈的同事们正在化验室值班，一听到北面传来爆炸声，都迅速戴起了防毒面具。然而，门口的新来的门卫小哥却毫无防备，在那天夜里，被液体带来的毒气活活熏死了。第二天毒气驱散之后，大家都各归各位，如常上班。一切就仿佛从未发生，除了单位门口那些清理不掉的黑色秽物，那些黑水流过的痕迹狰狞而残忍。我妈说她很后怕。
还有一回，两个年轻的工人在厂里巡检，下到阀门井里做检查，不料遇到了高浓度的硫化氢，再也没能上来。其中的一个小伙，那段时间正打算和女友组建家庭。我妈说，这种事故就像触电一样，如果一个人下井遭遇了不测，在场的人下去施救，也会死在里面。唯一的办法，是用绳子把下面的人拽上来。
除了硫化氢的臭鸡蛋味，还有油渣味和沥青味，还有一些不具名的化学品怪味，这些都是炼油厂特有的味道。白天，大人们就在车间里忙碌着，和各种化工原料以及油品打交道，操作机械，调试仪器和设备，到了下班的时间，他们就鱼贯的走出厂门，去校门口接自己的小孩，或者谈笑风生，去吃个酒，仿佛危险从未存在过。工人们的制服是天蓝色的，透彻洁净，是炼油厂特有的颜色。
穿着天蓝色制服的炼厂职工们，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建设着炼厂，遵守着规章制度，从未想过离开这里。庞大兴旺的大炼厂，也给了他们安全感和自豪感，像是一位大包大揽的家长，管理着每个人的琐碎事务和生活所需，也给他们植入了“国企稳定”的印象。
九十年代，是胜利炼油厂最繁荣的时期。千禧年一来，一切就开始变了。
三
上小学时，我第一次感觉到身边人家庭情况的不同。
石化一小是我的母校，我在那里读完了整个小学。同学们都和我一样，是炼厂职工们的子女。也许是因为爸妈们都穿着蓝色工装，也许是因为大家都住在统一修建的居民小区，每个家的面积都大同小异，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差不多。
直到有一天，放学之后，我和几个小伙伴去一个同学家里玩。我记得进家门时，那个同学的爸妈正在厨房里激烈的争吵。客厅没有沙发，同学请我们坐在几个小板凳上，我们坐着面面相觑，没有人说话。我抬头看到天花板垂下来一支灯泡，冷冷的白光，把家徒四壁衬托的更加窘迫。那时的我尚且年幼，却在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沮丧，并且认为这个时刻该保持沉默。
而班上的另一个白白胖胖的同学，喜欢把他的萨克斯带到班上来给同学们看，即兴地吹奏一番，除了在他那里之外，没有人见过萨克斯。据他说，那一支萨克斯就要八千块。听到这个数字后，我感觉自己和白胖同学之间，突然有了某种难言的距离。
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有这样的差距呢，我想不通这个问题。我把主角的身份变了变，写在了作文里，也写进了我的疑惑。学期末，我妈开完家长会回来，说语文老师称赞我写的文字“言简意赅”。
小学二年级那年，是澳门回归的日子。后来读到四年级，千禧年也到了。千禧年过去不久，我就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她名叫牛牛，和我同级不同班。我仍然记得记忆里她一双细细长长的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缝隙。只要不上学的时候，妈妈们就带着我俩出去玩。牛牛妈很美，有很高挺的鼻子，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学校搞儿童节汇演的时候，她还给我涂过口红。她不太会做菜，也不太关心牛牛的学习成绩。
我和牛牛逐渐变得形影不离，除了在一起玩耍，有时我们也常常一起去澡堂洗澡，去对方的家里一起看电视，连着呆在一起好几天。那时的小卖铺里，售卖一种带香味的星座书签，我发现之后如获至宝，忙不迭的买给牛牛。我清楚的记得，我是天秤座，她是双子座，书签上写着这两个星座是绝配。我以为，我们会一直是好朋友。
后来，牛牛的爸爸因为在炼厂的工作不得意，决定去北京考研究生深造，同时寻找新的机会。牛牛一家因此离开了这里。那一段时间，我周围有几个小朋友的父母，先后选择这条路，离开了胜利炼油厂。我记得他们都去了北京。那个时候，北京听起来像南极一样遥远。我在日记上写了许多想念牛牛的话，可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牛牛了。
现在我明白，他们大概是第一时间嗅到了衰败来临的气味，于是迅速地作鸟兽散了。
小学毕业之后，我也选择了离家去市里读中学。青春期来势凶猛，我在心里把自己想象成冷酷不羁的侠客，教唆自己活成一个没有记忆的人。
四
上中学后，我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
班上总有固定几个学生，不喜欢写作业，每到周一早上，他们一边奋笔疾书的抄作业，一边余光偷瞄班级门口，以防班主任的身影突然出现。我是其中的核心成员。被老师抓到是经常发生的事，惩罚一般就是在教室门口罚站，或是当众被打手心。那种众目睽睽下的难堪感觉，让人记忆犹新。老师时常批评我，“作为一个女生，脸皮未免太厚了一些。”
我越来越反叛，越来越特立独行。上高中时，我留着一边长一边短的沙宣头，偷偷不穿校服，每天胡思乱想，几乎无心学习。并且，因为身高原因，我只能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和最不服管教的坏男生们待在一起。我厌恶学校的规章制度，害怕老师，他们手中仿佛握着任意处置我的权力，让我感觉透不过气。为了逃避这一切，我经常翻墙出去，不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漫无目的的闲逛。似乎只有逃脱和挑战这些束缚的时刻，才能偷偷感到一些愉悦。
整个中学，我都很少回到炼油厂的家中去。我妈在学校旁边置了一间两室一厅，陪同我的学习生活。关于学习，我和她争吵过许多次。我难看的成绩单和叛逆的态度，让她非常头疼，也非常失望。她时常说，为什么她这种谨慎小心，规规矩矩的性格，会生出我这样胆大妄为的女儿。
高二分文理科时，我已经时常垫底，只有语文老师还对我保有信心。但我一想起妈妈经常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是在表上勾选了理科。
除了为我的成绩而争吵，和爸妈聚在一起吃饭时，也经常听他们谈论起一些关于国企改制、买断工龄的话题。这两个词成了我们家饭桌上的高频词语。我妈性格乐观，她大概是觉得未来很难测，但总不会太差，我爸喜欢批判，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开始。我不明白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小伙伴们一个一个离开了这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当时的我一点也不感兴趣。
其实，没有人能说清楚问题出在了哪里。
也许是年轻人。在我的好友牛牛一家离开后，年轻人的流失逐渐成了趋势。他们有的是离家寻找机会，有的是去外地继续求学。曾经人人想要的“铁饭碗”，代代相传的工人头衔，在这个大世界的物质丰富面前，仿佛已经变得不值一提。看过外面世界的年轻人，都不愿再回来了。
也许是改制。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来，齐鲁石化开始渐渐进行拆分，以往的副业和集体企业都慢慢走向了私有化，要么成为私人企业，要么卖给地方政府。2003年，改制开始正式实行。
很快，人们甘之如饴的齐鲁石化式的生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五
最先停业的是俱乐部和电影院。然后是小学。
2006年，我的那座小学被卖给了临淄区政府，在与其它小学合并之后，悄无声息的关停了。我当时正在外地读中学，听我妈讲起了这件事情。等闲了回去查看时，操场的跑道上已经长满了成片的杂草。小学的消失，让炼油厂的家庭成批成批的搬离了这里。
2008年，胜利大厦也被卖掉了。曾经的地标建筑，炼油厂第一高楼，被几经转手之后，改造成为了炼油厂的后勤部，变成一座外形蹩脚的办公楼。由于缺乏保养，外墙已经变色，再也辨识不出以前光鲜的样子。
2009年，我高三。为了能够考上大学，我选择了艺术生这条路，最终走运的进了一所一类本科。我终于逃离了这里，去往天津，也终于见过了北京。北京灰头土脸的，肮脏的空气让我想起炼油厂，只不过，炼油厂的空气还有各种各样的化学调味品。
因为逃避记忆和方便交流，我的家乡在我的印象中，逐渐退化变成了简单的标签集合，诸如大葱卷煎饼，韭菜肉馅饺子，周村烧饼，潍坊萝卜。在外面，人们有时会问我为什么不会说山东话，我说我来自厂区，一个只有普通话的地方。只有这个时刻提醒着我，炼油厂藏着我的来龙去脉。
这时的炼油厂，改制仍在持续进行着。再后来，我妈告诉我，炼厂的商场也关门了。收购了商场的利群集团，发现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难以再盈利，连续亏损后，最终将一间五层的商场关停。我记得这间商场，曾经装了十几年前最时髦的观光电梯。
几次寒暑假回去，我发现，这里几乎再也看不到什么年轻的面孔，而那些离家年轻人的父母们，也慢慢的老去了。医疗资源转向了地方医院后，胜利医院最终被改造成了养老院。这间养老院，把这里的留守老人们聚在了一起。
街区的人行道上时有施工，没有任何人来善后。地砖下的水泥地裸露在外，像是一块块的伤疤。没有了小孩子的嬉闹玩耍，花园的音乐喷泉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街心花园的地上，渐渐被落叶堆了起来。
与此同时，经过了许多年的技术改造，炼厂开始使用更环保节能的方式处理生产排出的尾气。2013年，那柄烧尾气烧了近五十年的火炬，熄灭了。
愚蠢如我，对国企的清扫门户和居民的逃跑运动，仿佛一无所知。回过神来时，炼油厂已经像是垂垂老矣的老人，仿佛一夕之间变得形容枯槁。为了建设它，人们花费了几十年的辛苦劳作，而离它而去，仿佛只需要一天。
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只想往外跑，把一切抛在脑后。我不知道炼油厂发生了什么，也从不关心，但每次看到萧条的画面，总会在潜意识中被触痛。
那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离家8年后，第一次意识到对这个地方有着深刻的感情，是因为看见了它彻底衰败的景象。
六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上海。我进入氛围自由的外企，在这里，没有人会对别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大家都保持着礼貌而冷淡的分寸感。这座城市包容着所有人，无论你是谁，即使是不听话的厂区女孩，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席之地。除了过年回来与爸妈度过节日，我从身体到精神，几乎是彻底的从炼油厂逃走了。
而每逢过年回家，我都痴迷于去爬大虎山。我的童年和这座山息息相关，依山而建的炼油厂，就环绕在它脚下。每一次独自爬山，踏上石阶，我看着天上的云和草木丛生，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放松和愉快。我想起在这里度过的往日时光，想起无忧无虑的童年，想起爸爸给我抓过的一只刺猬。
起初，我贪恋这里的安静。上海这座城市有你要的一切，唯独找不到安静。
直到有一天，我打算走一条靠山脚的小路，去别处看看。一转弯，我就看到了居民区里成排的厂长楼。我妈说过，曾经这里是齐鲁石化高层领导住的地方，全部是大平层，环境清幽，面向山景。然而，在我眼前的厂长楼，看起来像是贫民窟，几乎是勉强立在这里。仿佛你一不留神，它们就会坍塌，然后在瓦砾堆里长出草来。
它的衰败程度，让人感到震惊。在上海这座城市，你看不到这样的衰败。上海只有很新的老建筑，和变成建筑垃圾的筒子楼。
我仍旧打算上山。只是这一次，我注意到了石阶，亭子和路灯。它们唤起了我从未有过的的记忆：几十年前的一群职工，把石头一块块背上山来，把树一棵棵种起来，垒起了台阶，搭起了管线，竖起了亭楼，甚至，在山顶的最高处，他们建造起了一座高达五层的塔。此后每个晚上，人们都喜爱与家人一起在虎山上散散步，让顽皮的孩子们爬到亭楼上嬉闹。高塔上张灯结彩，光彩照人，与矗立在南边的火炬遥遥相望着。
如今，没人会来看望这座山了。亭楼的柱子因为掉漆，已经斑驳面目全非，上面写着“危亭勿进，年久失修”。由于管线不再供应水电，路灯也因此失去了作用，变得锈蚀扭曲。那座六层的高塔变得摇摇欲坠，风穿过楼板之间，发出一些阴森的低吼。只有那些通往山顶的白色石阶，仿佛从没变过。
像是被人从梦里突然叫醒了，震惊下伴着低血糖的眩晕。我猛然间意识到：这里已经被遗弃了。
我琢磨着刚才看到的一切，尝试着回忆和衰败有关的事件。一步步挪到山下时，我突然听到了久违的乐声。顺着声音找过去，我看到了一间四处漏风的破亭子，里面坐着一个手拿萨克斯管的老人。他一边跟着录音机里的伴奏吹奏一些老旋律，一边带着戒备的眼神，从窗户向外望着我，让人不敢走近。我躲在一边偷偷的听着。在这个奇异的景象里，残酷和浪漫同时吸引着我。我突然想起了记忆里的另一支萨克斯。
我绕了点远路。我去看望了被上锁尘封多年的活动室，人们曾在那里载歌载舞；还去看望了被水泥填起的公园喷泉，以前小孩子最爱在里面打水仗。我看到了居民楼上再也无人收起的被单，还有随处可见的锈迹斑斑。我注意到黑色塑料袋飘过胜利医院上空，仿佛一个不祥的预兆在这里盘旋。只有石头没变——那些年代特征鲜明的石头雕塑，透露着更加残忍的气息。
平生第一次，我尝试把从记事起那些被自己遗弃的记忆，抽丝剥茧的找回来，重新梳理，审视。我发现这是一个异常艰难而痛苦的过程。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像那些另寻出路的人一样，无情的遗弃了胜利炼油厂。而我迟到的情感，在时间面前仿佛是螳臂当车。等待着这个地方的，将是一望无尽的衰败过程，就像在《人类消失后的世界》里看到的那样。
作为少见的坚守到2018年的居民，在接近退休的年纪，我爸妈也计划搬去市里住了。而我，即将在年后结束假期，回到上海，钻进我的另一套光鲜的皮囊中去。
这将是最后一次逃跑了，像8年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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