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国促成世界格局之变、互联网信息技术引发社会组织与结构之变共同构成了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面向。大变局深刻改变了中国新闻传播生态，带来了新闻传播传统发展方式与运作逻辑的中断或终结，中国新闻传播业需要以开放的范式进行媒体大融合及社会角色转型。
中国新闻学研究诞生于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所主导的“诸藩入贡、华夷一统”的“天下”体系逐渐崩塌。走向黄昏的帝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同时经历着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加入世界体系的双重阵痛。面对内忧外患、列强环伺的变局，从郑观应、梁启超、严复到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等一批杰出报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民族知识分子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传统与“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上下求索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之路，试图通过创办现代化报刊“去塞求通”“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来唤醒彼时国人“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一盘散沙”式的精神面貌以求救亡图存之策。尽管此时相关的新闻学著作主要关注报刊采编实务，缺少理论范式与规范的研究方法，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但可以说，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生时代即创办报刊，宣传革命精神。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主席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理念与办报思想，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系统发展了党的新闻宣传思想及舆论工作方针，树立了赢取中国革命胜利既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的指导思想。1943年，陆定一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闻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适应我国国情的一元化新闻宣传体系逐步确立。新闻学研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政治化”“新闻无学”的停滞状态，到“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新闻学研究对象回归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再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著作与思想——大致以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的实证学派和以诠释、文化为导向的批判学派分类的引入，带来思想观念和方法论的“百家争鸣”，对本土新闻学从理论、方法与实践三个层面的“洗礼”“融合”与“再造”，衍生出“传播学”研究，进入学科研究规范化、科学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逻辑始终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嬗变轨迹交织在一起。
1构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大维度：世界格局之变与技术革命对于包括传播在内的社会重构所引发的变局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当前所处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世界范围来看，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大变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主要行为体力量对比变化所引发的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等格局重塑及利益与权力的再分配；另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甚至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迭代。就前者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格局之变。崛起的中国重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推动这一变化最重要的动因之一。由于中国在历史、文化、政治信仰和发展道路上与美国等现存主导性大国截然不同的多重差异性，这一变化在数百年来国际关系发展史中更显特殊、复杂而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这一“分析”“把握”与“推进”包含改变目前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传播格局，推动国际传播秩序及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先后以法国、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基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先发优势，凭借自17世纪以降特别是18世纪以来思想启蒙运动所奠定的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话语体系，19世纪下半叶同欧洲国家工业革命与对外殖民扩张同步发展的国际传播能力，20世纪以来本土文化产业与媒体产业的全球运行机制，占据了国际话语传播格局的绝对强势地位并延续至今。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下，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崛起”所建构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涉华舆论的主导性叙事，其核心目的均指向否定与消解中国崛起的合法性和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及对外政策的正当性。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国际话语权与中国的国家实力及国际地位相比是不相称的，中国对自身国家身份定位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预期目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评价之间也始终存在某种程度的失调。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何突破这一困境，以大传播（grand communication）的理念规划中国国际传播，坚持文化自信，提升中国对外话语质量，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如何在全球多元、复杂、互相交织的媒体系统及信息传播环境中成为中国国家身份及国家声誉的“首要界定者”，获取、争夺与行使“宣称真相”的权力；如何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融通不同的思想、制度与理论资源，倡导重建文明导向的世界秩序，以向国际社会解释、传播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愿、能力与责任，增信释疑，有效管理国家声誉、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加强与国际政治、外交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应该也必须回答的历史命题。就后者而言，互联网信息技术是人类历史上继金属活字印刷术、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之后带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重大变革的科技发明。仅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发展至今已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传播手段、传播渠道和传播平台，而是我们社会的基本操作系统，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与结构方式。互联网“连接一切”的本质特征在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Web1.0阶段，通过即时传播、海量储存与超链接、超文本传播形式突破了社会信息传播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状态，以几何级数提升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同时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Web2.0阶段，基于协同共享的信息生产机制，强连接和弱连接共同作用的圈层化与破圈化传播机制、以“情感传染与共情”为突出特征的新型社会动员机制，实现了对不同层级、不同权重的个人/群体/组织机构为节点的社会关系的网络化遍在（overwhelming）连接。带有“平等、开放、自由、免费”基因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社会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也推动社会文明形态从“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物竞天择”的工业文明演进为“所有人为所有人”“共生、共享、共赢”的互联网文明形态。
2在传播领域，互联网更多地赋权“沉默的大多数”——传播平权化，官民政治沟通平等化与公开化，造成了权力和垄断资源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并指向更广阔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知识/话语等权力主体、权力来源、权力行使方式与分布格局的变革
在这一阶段，互联网逼近了“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无远弗届地传播与共享信息的理想传播模式，超越了时间、空间甚至文化边界，“制造”了“许多人不但知道某一信息并且清楚地知道它为其他许多人所知、所感、所表达”的“社会共同体”，快速、持续地建构了社会共识和集体行动的历史性新基础。与大众传播所“制造”的同质性、缺乏差异和个性、不充分知情（less-informed）的“大众”（the mass）不同，互联网双向互动的信息传播模式和基于算法的推荐机制尊重与满足个人的兴趣、需求与偏好，对个体时间、精力、知识、经验乃至经济、政治等资源进行集腋成裘、从量变到质变的连接、集聚与调动，个体得以发挥其天赋与能力去贡献其在特定议题上的真知灼见（哪怕只是记录上传了其所见所闻的事件或表达出于朴素的道德法则有感而发的意见），参与集体协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人之为人”的尊严、价值与“用处”，理性与感性杂糅催生的创新力在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时代被发现与肯定，至工业革命被遮蔽与异化以来，又一次重新但是前所未有地被赋能与激活。人的价值的再发现以及人与人社会关系联结与互动的突破改变了信息及注意力资源的流动通路，引发社会传播的“核裂变效应”，进而推动社会关系网络从农业社会的“差序格局”、工业社会的“团体格局”，向互联网社会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双向作用的“网络格局”转型。但互联网更多地赋权“沉默的大多数”，信息传播平权化，官民政治沟通平等化与公开化，权力和垄断资源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指向更广阔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知识/话语等权力主体、权力来源、权力行使方式与分布格局的变革。与此同时，互联网正在迈向Web3.0阶段，基于5G和物联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渠道、虚拟和增强现实以及算法决策将万物映射为数据，进一步融合贯通信息系统、物理系统和整个社会系统，构成融人、机器、信息为一体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进入“万物互联”“万物皆媒”的阶段，社会传播将从物理意义上的连接演进为生理级、心理级的“联结”，跨越现实与虚拟、推动“人在系统之中”的场景构建与场景传播——这会带来怎样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确唯有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方可概括。
3“技术—社会互构”将成为未来传播发展乃至传播学科发展的重点。如何应对互联网技术巨头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内、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以及处理他们对实现国家内政外交战略目标的影响，防止技术失控与技术“作恶”，需要国家从战略和政策两方面做好准备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技术本身并非形成良性社会沟通与互动的充分条件。系统论认为，现代社会由系统性沟通（systemic communication）组成，这是社会系统自我演化的产物。社会系统通过内部运作不断区分系统/环境，维系与更新系统性沟通以保证“社会的可能”与社会秩序的建立。在社会功能分化条件下，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外交、法律、新闻等各个子系统对外部环境的观察与信息交流处于系统间相对封闭的状态，虽然也会发生相互激扰，但各有其特定逻辑、程式、符码和话语，以判断外部环境的某一对象/事件/议题能否进入系统、成为被该子系统处理的信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coupling）。但是，互联网带来的超载信息的瞬间聚集和公众打破壁垒的参与方式，暴露了子系统间沟通事实与时间维度的差异，同时增加了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冲击了前互联网社会中子系统间的结构耦合，威胁到社会构建、社会功能与运作逻辑的延续。互联网促进信息、观念及影响力跨国流动的功能，则进一步凸显了互联网治理不仅是事关国内社会治理的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更是关涉国家主权的国家安全议题；少数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领域所拥有的资源和行动能力足以匹敌甚至超越主权国家。如何应对这些技术巨头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内、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以及处理它们对实现国家内政外交战略目标的影响，防止技术失控与技术“作恶”，也需要国家从战略和政策两方面做好准备。从技术—社会互构的角度，一方面，中国自1956年以来，将发展计算机技术列入第一次编制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奠定了社会转型的网络化禀赋，通过实施“863”计划、组建信息部等一系列举措，将发展智能计算机系统、通信技术、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实现了网络信息技术的历史性赶超，走出了工业化叠加信息化的新型现代化之路。另一方面，中国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对内，不断尝试建构与网络信息技术升级换代相匹配的网络治理模式，发展出“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多元共治”的组合策略，即“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对外，将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作为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抓手。自2014年起，中国每年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倡导“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与美国倡导的“全球网络自由”理论和“多方利益相关方治理”相博弈，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逐渐形成以中国与美国为首的G2格局。这些举措取得了广泛的影响与成效。但是，如前文所述，互联网同时作为高维媒体及挑战、消解现有社会结构与秩序、带有侵略扩展性的主导性工具，构造了政治、经济、文化和传播领域的一系列新常态。如果仍以基于工业社会结构形态建立起来的既有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治理网络信息社会，就如同在地面上画圈试图去圈住一只老虎，注定徒劳无功；如果打造铁笼禁锢之，又会使其失去生机与活力；如何像高明的驯兽师顺应、规训老虎的野性，自如地引导其按照既定的规则活动，同时又在舞台上满足驯兽师、老虎与现场观众三方的需求，对互联网Web3.0阶段网络治理的理念变革、制度创新及政府角色转换提出了更高要求。鉴于拜登执政后，美国新政府已显露出对华政策的延续性，仍将中国视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竞争加剧的潜在可能性很可能使中国面临的、已经发生某种根本性变化的国际环境持续下去。互联网正是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疆界。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时代，国内治理与国外治理互相依存、渗透、互动，互联网治理既是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中国作为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建设性力量，能否“驾驭、影响和塑造变局”[27]，能否为互联网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建立更公平、更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考验。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已经来到了历史发展道路的紧要关头，需要在国际、国内两个面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维度所构成的制度—关系—结构这一体系空间内，确定本学科研究的历史方位与坐标（如下图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思想及方法的引入促进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规范化与科学化，提高了研究水平与质量。诚然，西方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起为中国推进新闻传播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提供了滋养。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在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框架及话语体系下展开研究，我们的研究做得再完美，也只是一个精致的、西方经典研究的中式翻版。何况，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及其理论假设来源于西方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特定背景，如果割裂这些概念生成与使用的历史文化语境，仅从西方学术思想脉络中截取若干概念、主义或流派套用分析中国问题，难免会有试图“以修眉刀分解磐石”之感。“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及学科建设需要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以智慧把握这一变局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并以此观照新闻传播学科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勇气自我革新，建构根植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历史—社会发展逻辑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确认本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回答和解决“大变局”背景下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新闻传播问题，拿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这固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但是，唯有此，才能无愧于新闻传播学一代代学人的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本文为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主流媒体传播力绩效评估研究”（立项编号：20JJD860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喻国明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欧亚为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原文详见新闻爱好者杂志2021年第4期或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如转载、引用请注明来源于新闻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