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户、市场、政策、技术、资本和极具创新能力的创始团队等因素的支撑下，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实现了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可以与美国一争高下的世界互联网格局中的两极之一。而随着我国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一系列严格的规范治理政策的出台，相比于国外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企业，我国互联网企业失速严重，市值大幅度下跌。在高度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下，互联网平台企业需要积极适应国家政策，并通过积极出海、开拓元宇宙新蓝海、推进数实融合等手段进行转型升级。1994年互联网正式进入我国以来，得益于我国庞大的用户、市场规模等红利，同时借助于移动通信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快速迭代创新，具有技术基因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舞台中的关键力量。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尤其是在较为宽松政策的加持下，我国互联网企业实现了高速发展，并快速发展为用户规模巨大、实力强劲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我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用户、市场、政策、技术、资本、极具创新能力的创始团队等。其中，用户为中心，市场为场景，政策为保障，技术为驱动，资本为催化，创始团队是基石。互联网用户是受众、消费者等概念的延伸，庞大的用户规模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形成了可观的数据库，促使互联网企业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并完善和迭代产品与服务。因此，互联网用户规模越大，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根基就越牢固。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为互联网用户的增长提供了体量保证。我国互联网的用户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前期爆发式增长之后如今依然保持着较高增速。2000—2021年，我国的网民规模实现了从2250万到10.3亿的进阶，手机网民的渗透率从2006年的12.41%增长到2021年的99.7%。目前，我国的总网民数、手机网民数以及手机网民的渗透率早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衡量市场发展状况的核心指标，实物网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是衡量互联网业尤其是电子商务业发展的核心指标，这两项指标均经历了飞涨。从1978年到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558.6亿元增长到440823亿元，增长了281.83倍。我国的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从2015年的30951.48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08042亿元。这说明我国的消费市场处于较为繁荣的状态，且我国互联网市场的应用场景极为复杂，市场差异大，细分市场丰富，使得互联网企业具备广阔的布局空间。长期以来，我国充分借鉴美国互联网的治理经验，对互联网业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客观上导致了我国互联网业的繁荣，成为世界互联网版图上的关键一极。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对互联网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在2010年之前一直没有对互联网企业采取严格的治理。直到2011年5月，我国成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才通过专门机构来进行互联网治理。可以看出，我国经历了长期宽松政策的管理阶段，专项管理机构成立时间较晚，为互联网企业前期的规模积累提供了空间。互联网企业崛起的前提和基础是新技术组合的整体进步，各种技术有机叠加在一起，使得互联网具备了搭建巨型互联网平台的可能性。第一，集成电路技术为互联网平台经济提供强大的基础资源。互联网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需要规模巨大且呈指数级增长的存储器资源，而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便解决了这一需求，在提升存储资源处理性能的同时，价格也大幅度下降，使得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成为可能。第二，移动通信技术提供移动互联网基础。互联网平台经济开始进入跃迁式发展阶段是3G移动通信技术大规模商用和智能手机的大范围普及，4G移动通信技术则助推互联网平台经济快速成熟，并催生了长视频、短视频、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而已经开始商用的5G移动通信技术将会促进互联网平台经济彻底打破人联网与物联网的界限，从而实现万物互联，并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新业态和新落地场景。第三，互联网技术为互联网平台企业提供坚实平台基础。自万维网出现之后，互联网技术经历了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互联网三个阶段。PC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平台企业尚弱，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3G移动通信技术的大规模商用为互联网平台带来了巨大红利，社交技术也逐步成熟，腾讯控股借助微信等、阿里巴巴借助微博等成功转型为移动互联网平台。随后，互联网进入智能时代，互联网平台企业成功把网民转型为用户，商业模式和业态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互联网平台经济率先实现了数智化转型，用户规模大、实力富可敌国。第四，新媒介技术成为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重要黏合剂。如果说集成电路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从根本上搭建起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基础框架，那么自媒体、短视频、直播等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介则成为有力助力者。一是自媒体成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活跃剂。得益于互联网的海量空间以及社交技术的强互动性，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互联网平台汇聚了民间的力量和知识。二是短视频带来巨大红利。短视频的门槛更低，使更多的生产者投入精力到互联网中，丰富了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生态，字节跳动、快手等互联网新巨头都是自媒体和短视频的核心受益者。三是直播打通了信息与产业之间的通道。直播电商作为电商的新发展阶段，彻底打破了内容生产与电商之间的界限，能够带来“品效合一”的效果。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线下活动被限制和隔断，加速了经济社会的在线化，而直播电商就是集中体现。互联网平台企业对资本有大量需求，又凭借高收益的特性产生了强大的资本吸引力，因此能通过资本的叠加来助力规模发展。首先，互联网平台企业多采取“免费+收费”的商业模式，而且前期主要通过补贴的方式来吸引巨量用户；当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时，由于为了获取更多用户来不断挖深护城河，仍需要通过多轮融资来补充资金。其次，由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有庞大的用户规模、多产业的拓展以及极低的边际成本，能较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应，因此易获得资本的青睐。这样一来，一方面有大量资金融入互联网行业，互联网企业融资相对容易；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形成了完善的资本体系。互联网是创意和创新性很强的行业，需要极具企业家精神的创始人及其团队。可以说，创始人及其团队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壮大的基石和关键。第一，极具创新意识的创始人是发展的灵魂。国内外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创始人决定着互联网企业的战略、格局、发展理念等，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企业的成败。无论是国外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亚马逊的贝索斯、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还是国内腾讯控股的马化腾、阿里巴巴的马云、百度的李彦宏、字节跳动的张一鸣、美团的王兴、拼多多的黄峥等，都在自身的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第二，资本看重的是创始人及其团队能力。创始人及其团队是决定一个项目和创意能否获得融资的重要因素。从实践来看，互联网赛道充满着好机会，关键是如何将其进行有效落地和试错迭代，这都需要极具冒险和创新意识的创业团队。为了留住和鼓励创业团队，投资方多采取同股不同权的双重股权结构的制度设计，让创始人及其团队通过绝对份额的投票权而保持对企业发展的决策权，投资方则主要获取财务收益。目前，很多互联网公司都采取了双重股权结构，以保持创始人的绝对控制权。第三，创始人及其团队的主要能力。整体来说，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创始人及其团队一般具备如下能力：一是愿意承担风险。二是对技术敏感。由于技术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居于驱动作用，创始人及其团队就必须懂技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创始人多是技术出身也证明了这一点。三是具有迭代创新能力。互联网平台经济本身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试错、迭代创新的艰难探索，这就要求创始人及团队具备强大的迭代创新能力，通过不断的创新更好地把理念和蓝图落地实施。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2021年，京东的营业收入为9516亿元，阿里巴巴的营业收入为7172.89亿元，腾讯控股的营业收入为5601.18亿元；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净利润则分别为2248.20亿元、1503.08亿元、负36亿元等。互联网平台企业前期大多以某个核心业务起家，例如腾讯的QQ、字节跳动的今日头条等，之后抓住移动互联网发展初期的流量红利，建立起庞大的互联网业务生态系统。其中，腾讯是业务架构最为完善的企业之一。腾讯分为六大事业群，涵盖线上支付、广告营销、游戏、电竞、社交媒体、数字产业升级、云服务等业务，孵化出QQ、微信、QQ浏览器、王者荣耀、腾讯会议等数字产品，打造出互联互通的完整生态。阿里巴巴的业务主要为核心商业、数字媒体及娱乐、创新业务、生活服务、金融、云计算和各种网上延伸业务，除淘宝、天猫领衔的核心商务业务贡献最大份额的收入外，阿里文娱、菜鸟等数字业务也拓宽了阿里巴巴的版图；网易、B站等平台亦纷纷建立起涵盖社交、电商、游戏等范围的产品矩阵。互联网企业还与多种传统业务结合，打造了网络文学、在线视频、网络音频、网络音乐、互联网动漫等新产业。3.互联网企业逐步实现了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拓展消费互联网致力于通过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满足用户的消费需求，已经历了20余年的飞速发展，但随着互联网时代流量红利的衰减，互联网企业将发展重点放在了2B的产业互联网上。产业互联网涉及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金融业、地产业、零售业、医疗业、交通业、服务业、通信业等。互联网巨头具有智能技术和资本优势，近几年涉足多个传统产业的建设。如阿里巴巴将AI技术应用于城市和工农业建设，阿里云构建了城市大脑、工业大脑、农业大脑等ET大脑。互联网企业本质上就是以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企业。近几年，国内互联网企业抓住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等发展的风口，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以巩固发展根基。根据工信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投入研发费用529亿元，同比增长11.9%。2019年和2020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投入研发费用分别为535亿元和788亿元。可以看出，总体上2021年互联网企业的技术投研仍处于较大规模。多家互联网企业将技术投入作为核心支出项目。根据上市公司财报，2021年，腾讯控股、百度、拼多多的全年研发费用分别达518.80亿元、221亿元、89.9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23%、30%。各互联网企业投入研发费用的增长，使得我国互联网企业在5G、元宇宙、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位置。中国通信院《2021年四季度互联网投融资运行情况》显示，由于经济下行、疫情常态化及政策影响，2021年四季度我国互联网企业整体上的投融资步伐显著放缓，案例数环比减少33.5%，同比减少5.7%；披露总金额环比增加6.4%，但同比减少49.2%。企查查数据显示，2021年阿里系披露投资金额918.99亿元，同比下降27.4%。投融资版图的收缩是互联网企业应对业务增长减缓和越发严格的监管的方式之一。互联网投融资的重点领域为企业服务，其活跃度遥遥领先；金融、社交、医疗健康的投融资活跃度显著增长。2021年第四季度，阿里巴巴投资最为活跃，对小红书、哈啰单车、T11生鲜超市均进行了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我国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治理经历了从宽松到规范治理的变化，总体上采取相对宽松和高度鼓励的政策。1998年之前，我国互联网企业处于自由发展阶段，只被当成新技术看待，没有受到相应的管理；1998—2010年，互联网仍未被认定为新的社会操作系统，因此互联网企业并未被纳入宣传系统的管理范畴；2010—2017年，我国进入了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国家初步认识到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作用，应时成立网信办作为专门机构进行治理，但网信办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尚未清晰界定，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协调；2018年之后，互联网平台经济处于底层架构阶段，其积累了足量的用户数据和处理能力，对传统产业发展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时网信办被列入中央直属机关序列，并被赋予协调职能，既充当执行机构又担任协调机构的角色。1.治理理念上从“相对宽松、高度鼓励”转为“相对严格、规范治理”随着互联网平台的飞速发展和规模不断扩大，其在贡献经济增长、变革用户生活习惯的同时，也相继出现舆论乱象频仍、“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用户隐私等问题。由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掌握着丰富的数据库，且手握核心技术，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和社会治理的最大变量，因此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治理理念由相对宽松转变为“相对严格、规范治理”，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监管行动。针对互联网平台经济出现的大数据杀熟、用户隐私泄露等问题，我国已形成由《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构成的互联网治理法律体系，三部法律从不同角度为互联网平台安全发展搭建了顶层制度架构。[3]同时，国家还进行了一系列刚性的强监管行动。2021年7月工信部启动了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用户权益、威胁数据安全、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等四方面8类问题提出整治方向，力求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和数据使用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加强金融监管、探索数据安全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意见。“摩尔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揭示了互联网平台垄断的内在动力，垄断现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近几年，国家着手出台一系列反垄断的政策和行动，志在推动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在政策层面，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界定平台经济领域相关市场需要遵循《反垄断法》所确定的一般原则，指向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滥用市场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等问题，其出台标志着我国在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方面迈上了新台阶。在实践层面，我国在2020年12月开出了互联网反垄断的首张罚单，之后反垄断的步伐持续跟进，阿里、腾讯、滴滴等公司先后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2021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处以182.28亿元人民币罚款，这是中国反垄断史上开出的数额最大的罚单；2021年7月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腾讯、滴滴、苏宁、美团五大互联网平台共22起合并或收购案进行评估，认为其虽并未构成事实上的“垄断”，但仍构成了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因而对涉事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综上所述，我国反垄断监管治理已经步入深水区。3.国家发改委《负面清单》严格规定传媒业务的准入限制，互联网平台企业退出传媒业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以下简称《负面清单》）征求意见稿对传媒业务的准入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负面清单》集中列出了非公资本禁止准入的6种类型，包括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等，而且还列出了限制准入的6种类型，如从事时政类新闻转载服务等。在此背景下，阿里系退出了芒果超媒、财新、36氪等传媒类业务。是否发放游戏版号，是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松紧度的信号。自2021年7月22日一批审批游戏名单被释出至今，虽然游戏版号仍然可以申请，但是却没有任何新游戏获批版号。这在短期内无疑对国内游戏产业的增长造成了一定的阻碍，2021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965.13亿元，较上年增收178.26亿元，同比增长仅为6.4%，该项增幅较上年的20.71%下降了近15%；同时，一批无雄厚资本撑腰的中小游戏企业难觅生路，据天眼查的统计，2021年5个月的时间内就有1.4万家游戏公司注销。除了停发版号，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未成年人防沉迷通知、未成年人的单次消费数额受限等措施，亦透露出目前我国针对游戏行业的限制越发严格，而游戏产业的强监管也是互联网平台治理政策收紧的表现。2021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整体上增速放缓，部分常年连续上涨的企业甚至出现了净利润增长停滞的情况。如2021年腾讯实现营收为5601.18亿元，同比增长16%，但在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净利润为1237.88亿元，同比微增1%，是近十年来公司净利润增幅最低的一年；2021年京东的净亏损达到36亿元，仅第四季度京东就亏损52亿元。受政策监管加强、国家对在线教育等业务的限制，互联网企业负面舆情事件增多等因素的影响，中概股方面自2021年初股价普遍登顶后，就一路下跌，释放出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迎来转型节点的信号。2021年，几大互联网企业巨头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利润的收缩和营业成本的增加，从而通过业务收缩和裁员等措施来降本增效。有不少企业直接削减业绩较差的业务，挤掉冗余的“泡沫”，最典型的发生在社区团购领域。经历了社区团购的落寞，滴滴目前已全面关停旗下的橙心优选，相关岗位人员全部被裁。同样，京东旗下的京喜拼拼目前也从涉及20多个省份的业务范围被删减到只剩4个省份的业务。此外，受房地产行业遇冷的影响，字节跳动对“幸福里”业务线亦进行了削减，以及时止损。在营收压力之下，部分需要打持久战的“烧钱”业务最终成为历史。另外，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快手、爱奇艺、美团等企业，纷纷被曝通过裁员减负。2021年12月，爱奇艺被曝裁员且比例为20%以上，字节跳动的裁员潮则从去年延续到了2022年，2021年各业务综合裁员比例最高在20%左右。据36氪数据，从2021年年底至今，腾讯多个事业群正在进行人员缩减，裁员动作较大的主要是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与PC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而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互联网行业人员流动情况调查，49.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的企业有裁员举措，且企业规模越大，裁员力度越大。互联网企业主动裁员，一部分是为了回归发展的理性，缓和因狂热发展、急剧扩张造成的困局，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当前互联网平台企业面临较大营收压力、发展急需转型的事实。比较中美两国头部互联网公司的财报数据，可以发现美国的头部企业总体上在净利润和市值上远远领先于我国，Alphabet、微软、苹果和Meta在2021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均超过了100亿美元，分别为206.42亿、187.65亿、346.30亿和102.85亿美元，我国表现较好的腾讯和阿里巴巴在2021年第三季度的收入均未突破50亿美元。市值方面，美国的Alphabet、微软和苹果市值均已破万亿美元，分别为18100亿、23100亿和27800亿美元，而我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企业为腾讯，其市值仅为5600亿美元。另外，据36氪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末，代表中概股指数表现的中概ETF已经从2021年初的85.6美元，跌至40美元。2021年，阿里巴巴股价下跌了46%，拼多多股价下跌了64%，滴滴股价下跌了57%。此外，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更注重消费互联网相比，美国的亚马逊、微软、Salesforce等企业已在传统产业展开了多年布局，目前我国的产业互联网追赶仍需较长的时间。在经历了从“相对宽松”向“相对严格”治理理念的转变后，我国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的问题有所改善，但短期内极其严厉的政策也导致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整体失速，甚至导致其估值逻辑被重构，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市值大幅度下滑。因此既要规范治理，又要继续鼓励发展，这就需要尊重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规律，推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的健全完善。尤其是在最为典型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方面，未来的政策取向应遵循科学化思维。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几家独大的寡头格局极有可能阻碍创新、导致整个平台经济的发展失去活力；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值巨大，凭借其坚实的用户、技术和人才基础等，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驱动力与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且具备强大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潜力，是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因此，未来的治理要设置好红绿灯，既要促进互联网企业发展的规范程度，又要给予其充足的空间以保障其创新能力；同时厘清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治理边界，在强调平台责任的同时充分重视其服务属性。总之，我国的互联网平台治理应坚持科学化治理的原则，避免短期内过于严苛的政策猛药、一刀切等，更要借助多政策、多部门和多手段实现协同治理，达到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目的。首先，技术水平应是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底气，互联网企业只有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才能搭建好数字基建的根基。尤其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互联网企业之前以流量驱动的商业模式应逐步转变为技术驱动。其次，互联网平台企业应避免资本的集中以提升御险能力，尤其是近几年，反垄断政策越发收紧，各大企业应规避垄断带来的监管风险。例如，2021年12月23日，腾讯将所持的约4.6亿股京东股权发放给股东，腾讯对京东持股比例由17%降至2.3%，2022年1月4日，腾讯宣布减持东南亚最大互联网公司Sea的1449.27万股A类股份。腾讯放弃对某一领域或产品过于集中的战略，既是响应国家的反垄断政策，又是进行股权“瘦身”，为多产业布局提供空间，从而固本强基。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说，“腾讯正在积极适应新环境，降本增效，聚焦重点战略领域，争取长期可持续增长”。腾讯通过降低对某一企业的持股比例，在规避“经营者集中”的同时，将资本向其他新兴项目倾斜，这也是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2021年元宇宙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产业链雏形初现，互联网巨头也大举进入元宇宙及相关领域。互联网企业从游戏、社交业务到VR、AR、MR等产业，从元宇宙平台到新产品和服务，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字节跳动积极投资代码乾坤、收购VR公司青岛小鸟看看（Pico），阿里巴巴、百度、网易等也纷纷投资VR公司或上线NFT产品，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发布了元宇宙MIGU演进路线图以及首款消费级增强现实眼镜Nreal Air。虽然元宇宙已成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新蓝海，但整体上来看，元宇宙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面临泡沫化、监管缺失、社会算力不足等问题。未来，元宇宙将依次经历云游戏、数字孪生和虚实共生三个阶段，其中，云游戏是元宇宙演进的初级形态；数字孪生是元宇宙的中级形态；虚实共生将是元宇宙的高级形态。联网企业需借助区块链、NFT、VR等技术，循序渐进地依次将各个阶段的元宇宙场景落地，并避免盲目扎堆而无视法规或忽略元宇宙的发展规律。近几年，国内的互联网企业积极进行了出海的尝试并取得一定成就，其中短视频媒体的出海战绩最为亮眼，游戏和直播电商企业的出海前景光明。而海外市场对于我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属于宽阔的增量空间，未来可进行积极开拓。社交媒体方面，字节跳动旗下的Tik Tok在全球已有超过10亿的月活用户；2021年4月，根据快手财报，Kwai的海外月活用户已达到了1.5亿，国内的社交媒体抓住5G时代的短视频红利，抢先取得了出海的胜利。游戏方面，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GPC）与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2021年我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180.1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9%，远大于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6.4%的增速。在国内发展火热的直播电商在海外也开始快速发展。据36氪独家信息，Tik Tok电商2021年GMV最高约60亿元，2021年其在多个国家推出了Tik Tok shop、Tik Tok for business等，预计未来将在海外电商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对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说，游戏、直播电商、移动支付等行业都有不俗的出海潜力。但同时，互联网企业出海也要考虑用户习惯、文化差异、当地政策等问题。未来，国内的互联网企业既可以借鉴Tik Tok，通过“造船出海”抢占市场，也可以借力造船，借助当地的社交媒体如Twitter、Facebook等提升品牌声量。随着“加快数字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被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产业互联网显然也成为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发展产业互联网，既能使我国传统产业经数字化改造而实现飞跃式发展，又能推动互联网企业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而延伸产业链。在此方面，腾讯是推动虚实结合、深入发展产业互联网战略的典范。据腾讯财报，2021年腾讯的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业务第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长25%至480亿元，其2B业务首次超过网络游戏，成为公司的第一大收入来源。腾讯深入交通、金融、新能源等产业，通过包括腾讯会议、腾讯文档、企业微信、腾讯千帆等在内的SaaS服务，以及微信支付、视频号、小程序、企业微信等生态产品创新链接，服务了各类企业，形成了覆盖各个行业的产业数字化体系。这使得尽管腾讯处于净利润增幅降低的时期，但却具备更为稳固的发展基础。因此，互联网企业应将产业互联网作为发展的战略规划，进行系统全面的布局。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XR等技术，将传统产业的研发、生产、经营策略、销售、物流、融资等进行数字化升级，与实体产业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打造一批智能化设备和应用系统，实现万物互联。（郭全中为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范婕为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2021级硕士生）※原文详见新闻爱好者杂志2022年第5期或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如转载、引用请注明来源于新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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