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1977，一个宁夏知青的高考心路历程
——写在恢复高考30年
这篇小文的主标题是1977年宁夏高考作文题目之一，也是当年我参加高考时所做的题目。
鉴于文章里想说的话、要写的事，这个“一天”的外延恐怕要扩大许多，但由于这个题目足以用“刻骨铭心”来形容，故自认为别无他选的借用了它，并姑且将“一天”当作了“一年”的替代词。
这“一天”距今已30年了。
30年，使我由一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成了一个正在读大三的小男子汉的父亲；
30年，也使我由一个少不更事的“知识青年”成为一名在档案战线上工作了25年的“老战士”。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1977年——这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拐点”。因此当我们的编辑同志向我约稿，让我就30年前那场我国教育史上规模空前的考试做一番回忆时，脑海中、心田里，便不可遏制地涌出了温暖！涌出了感动！涌出了震颤！
1977年7月，不满17周岁的我，在宁夏固原第一中学简陋的操场上刚参加完简短的高中毕业典礼后，就站在了县革委会大院里，和应届毕业的同学一起，着绿衣、戴军帽、佩红花，在县领导一番铿锵有力地欢送辞后，乘解放牌大卡车来到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脚下的一个人称“什字公社”的李庄大队胡家庄生产队，成为最后一批（当时并不知道），在“广阔天地”将要“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与同在一个“点”上的其他两男两女四位同学一样，有了一个与同时代数百万人共同拥有的名字——“知青”。
说实话，“知识青年”，对我这个1977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而言，“青年”是肯定的，虽然还不满17岁。
但前面冠以“知识”二字，实在是有些名不符实。1968年“复课闹革命”时得以读小学一年级；初中的两年时间里，“批林批孔”、“交白卷”等等等等，虽觉得热闹，却腹中空空；两年高中，与现在的高中生高二时分科不同，虽也分科，但分的是“农技班”、“政论班”等等。“农业技术”、“政治理论”学得怎么样说不清楚，整天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倒是真的。
而真正的文化知识学习却几乎成了一项“业余爱好”。说这句话，并不是调侃，因为父母均是教师，受他们的影响，颇爱读书且见到什么读什么，捎带着学会了演奏手风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的高中时代，“四人邦”倒台了。
就这样，有高中毕业证书、而无高中生应具备的学识的我，带着茫然，带着好奇，甚至还带着些许兴奋，揣着“一颗红心”，走进了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
好奇、兴奋的日子没过几天，“头疼”的事便接踵而至。正值夏秋之际，自己站在田头，却是一头雾水，学校里“学工学农”时所学的“技能”用不上丝毫。队长看着我们傻乎乎、木呆呆的样子，也许是出于无奈，更可能怕我们糟塌了地里那点来之不易的庄稼，大手一挥，“修路去吧”。
此后的那段时间，除一小部分在“平田整地”时当了个充数的“滥竽”，大部分光阴都奔波在修筑“银平公路”上了。一个劳动日7分钱，干什么活？——点炮捻，炸石头（收获有二：一来锻炼了胆量，二则学会了吸烟）！如果说上述活计对一个半大小子来说还有点新鲜感的话，可是每日三餐，却实在是我们这个“知青点”上三男二女的大问题：首先是粮粗，口感就不好；其次是无油，便常有饥肠辘辘之感；第三是水“贵”，提一桶水要坡上坡下的在小河沟与我们的“公寓”间来回折腾个把小时；第四是谁来掌勺的问题。
粮 、油、菜本就量少质差，加之做饭手艺不济，没过多久，我们这个“坚强的集体”就有瓦解之势。有个做饭手艺相对较好且离我们插队的地方不远处即有亲戚的家伙，每天必言“另起炉灶”，恨得我这个从未做过饭且又脾气暴躁的后生每每牙根发痒，以至于迄今与之不相往来。
最令人不堪的是一次两位女同胞回县城省亲，从未上过灶台但又饿得心慌气短的我，竟然突发奇想地在煤油灯上烤起了土豆片（此举不幸被另外的同学发现且向我的家人进行了举报，至今仍成为家里人的笑谈）。
事已至此，都快到了引用哈姆雷特名言的地步，困惑走来了，茫然增加了，不知所措了，而开始时的新鲜感、好奇心却匆匆消退了。
怎么办？只听说有老知青被保送上大学的，身边也有被招工进厂当了工人的，自己一个“臭老九”的儿子，怎么办？不知道。伴着凉水般淡而无味的生活，“没希望了”！这种可怕的念头便越来越强烈……
“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什么高考？怎么回事？”“怎么考？”“不可能的事。”……
1977年10月中下旬一次去公社领口粮时（按当时的规定，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每月发40斤粮食，内容姑且不论），公社大院里男女老少知青们正就“高考”的事叽叽喳喳、议论纷纷，我们这些“小字辈”插不上话，更因为是搞不明白，便匆匆数言，寥寥几笔，写短信速寄父母处询问——说起来，当时的信息实在是闭塞的可以，因我所在的生产队距公社近30里路，每月只有领口粮的日子才有可能在公社所在地的邮局给家里寄封信，用邮局的手摇式电话机给父母打电话往往是件费钱而又徒劳的事情，父母所在单位的门房师傅十有八九是不传呼的（故如今每每说起村村通，便坚信其确属“民心工程”）。
由于所谓“恢复高考”一事，总是没有确切的消息，只好将信将疑着，互相打听着，忐忑不安着……怀里象揣了兔子，心中总是发毛，不几日，满腹心事的我便又骑着生产队的毛驴去公社打探个究竟，路上，让我终生难忘的情形出现了，在我参与修建但尚未完工的银平公路，骑着驴的我竟与站在一辆正在行驶的载货卡车上的父亲不期而遇。“吁”，驴子站下了，“吱”，卡车在父亲的拍打声中也停了下来。
风尘仆仆、灰头土脸的父亲跳下车来，不仅告诉我国家发了个什么“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文件，要恢复高考，而且还带来了“粮食”——一口袋不成系统、五花八门、既有残缺不全的中学课本，也有四卷《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第二卷、《唯物辩证法简明读本》、冯友兰先生编著的一本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及其他一些也许有用、也许没用的书籍。为此，“点上”的同胞为我父亲一个人一顿就吃掉了我们五个人当晚仅有的几张烙饼而丝毫未觉得心疼。
感谢“拨乱反正”！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时，临近考期已不足40天了。
随后，匆匆忙忙，欢欢喜喜、兴奋异常地在公社大院里，在攒动着的人头中间报了名。
随后，开始了紧张的、摸不着边际的复习。
随后，以坦然的心情走进了设在宁夏固原县一中的考场。
之所以这样说，是临行前父母一没有准备营养早餐，二没有絮絮叨叨的嘱咐，三是自己从未有过正儿八经参加考试的经历。故而用手风琴演奏了两遍《运动员进行曲》后便出门而去。
近期得知的有关统计数字告诉我，1977年12月，和我一同参加这次考试的，全中国共有570万人。
又随后，在固原县革委会大院外面的墙上，红底黑字的高考榜张贴出来了，“赵小平”，这个一时让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竟然写在文科类的第一个。县城里轰动一时，老师同学们奔走相告，父母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实事求是的讲，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当今的合格的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出个好成绩。
记得当时的“史地”试卷中好象有一道题是让考生回答“五大洲、四大洋”。曾说给儿子听，这小子居然不信，更认为我辈当时考大学太容易了。
然而在当时，对当时的我及我们来说，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做比喻，恐怕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从1968年至1977年，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有用的知识实在是太少了！
为此，当看到红榜上我的名字时，在由衷地赞叹邓小平同志英明的同时，心里又一次感谢起了我那当“臭老九”的父母。
1978年2月，怀揣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我回到了阔别近10年的北京，和全班53名长至34、幼为17岁（我当时虚岁18，年龄在班里倒数第二）的来自全国各地十余个民族的同学，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涯，成了“新三届”的一员。
事情过去30年了，有的记忆模糊，有的场面清晰如昨天。行文至此，本想打住，但由于在1977年，我经历了一生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两件事——插队、高考，就还想再啰嗦两句：
第一句：前两年去泾源县调研指导工作，途经30年前我插队的地方，不曾想，当年什字公社（现在改称镇）街口的邮局竟然还在（当然已改作他用），当年大队书记、会计办公的大队部办公房也仍“站”在公路旁，时过境未迁，不禁生出万千感慨；
第二句：30年前我经历的那场高考，据说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四点几，570万考生中只有27万人成为了幸运儿，而2006年的录取率为56.85%。虽仍是“独木桥”，但30年后的这座“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已经十分宽敞了。
后生们，加油！努力啊！
文章作者赵晓平现供职于宁夏档案局 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