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杏绯：我与宁夏的不解之缘（一）
曾杏绯（1911.03.26---2013.07.26），回族，原名曾瑜，经名阿依舍，江苏省常州市人，女画家。曾杏绯出身书香门第，16岁开始学画，成名甚早。
1947年迁居银川市，1952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宁夏文史馆名誉馆员，宁夏书画院名誉院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委员会常委等职。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授予其“杰出回族女画家”荣誉称号。
2013年7月26日，曾杏绯在银川市逝世，享年103岁。
1911年3月26日我出生于江苏常州。这是个景色秀丽、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城市。我的家庭是个人口众多的封建大家庭。
我祖父是个秀才，但没有职位，一辈子守着曾祖父传给他的房产过日子。祖父的上辈可能有过画画的人，家里设有花厅、宝画斋、可读轩等厅室。到我父辈时，家业已日渐衰败，我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在南京政府财政部当科员。
我母亲生我兄妹二人。哥哥曾承训解放后在银行工作。我五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再婚携继母外出自过。我和哥哥完全由祖父母抚养。
我渐渐长大，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也很想上学。但我祖父思想比较守旧，不许我们上新学堂，只准在家念书。
于是，他联络附近的十几个孩子，加上我们兄妹二人，在我家请老师办私塾，那时我刚七岁。
私塾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中庸、大学等，只读不讲，今天老师领读，明天我们就要背诵，背不出来就要挨板子。课本意思大都不明白，读起来很乏味，每天都有人挨板子。有一次我因没背熟，想偷偷看看书，也挨了三板，以后就咬着牙死背，死记，再也没挨过打了。
这时期社会上出现了比较激进的思想，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提倡新文化运动。许多亲友都劝我祖父让我们到新学堂去念书。上了两年私塾后我就到常州女师附设的小学班插班上初小二年级，直到初二。
这时，我非常喜欢学校的图画课，我的图画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许多同学的图画作业都求我来做。可是1928年我因为患童子痨（吐血）而辍学。我瘦骨嶙峋的样子，吓坏了祖父母。他们请来了算命先生为我算命，说是只能活一年，这更叫祖父母不安，对我的活动严加控制。
祖父母让我在家养病，不让我出去找同学们玩。我只能在家里寻找乐趣，好在我从小就喜欢那些千姿百态的花卉，我便成天以花木为伴，在花园里栽花种树，打枝浇水，看花画花。对着一枝枝新开的牡丹，一枝枝新梅和那些说不出名字的一丛丛野花，我可以看上好半天，琢磨来琢磨去，我一边琢磨一边描画，这美丽的大自然不仅补偿了我幼年失去的母爱，竟还治愈了我的痨病。
一年后，我的身体大有好转，祖父母看我这么爱画，在我16岁时便送我到常州有名的国画家徐凤林处学画。
徐老先生长于人物画，而我酷爱花卉，一年后又拜著名的恽南田画派没骨花卉画家蒋志明为师，学画三年。
蒋老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严，他说话不多，总是把一些画稿交给学生去临摹。他说这是基本功，你要是临摹都不像，自己还能画出什么来？光是勾画稿就勾了一年，一年只描稿子不上颜色，一直画到花与叶子都有立体感时，才学上色。第三年才让独立画画。老师给的画稿，都是些放了多年的油竹纸，有的已破碎不堪。临摹前把画稿对齐整平就要费一番功夫。老师一摞一摞地给你，你得一张一张地描出来，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十几个学生中，有些人早就不耐烦了，总想找机会出去休息一下。我就一个劲地画呀描呀，我性格好强，要学就要学出个样子，常常一坐就是八九个钟头。交给老师看时，心咚咚直跳。
老师不说话，只用点头摇头来表示他的看法。当我看见老师对我的稿子点头时，一切辛苦就不算什么了。我从老师的眼神里感到了老师对我的赞许，我便更加用功，老师的任何一点小小暗示，都是对我的一种鼓励，我就更加迷恋花卉创作。
我的驼背，就是这时候开始的，我的没骨花卉的厚实功底，也就是这样苦练打下的。后来，老师干脆将我的一些作品署上他的名字。
这样，我的作品得到朋友们的称赞。结业的时候，真有点小名气了。
有一次，我父亲把我的画拿去送给他的朋友华主任。这位华主任喜出望外，赞不绝口。
从此，我父亲的同事、亲友求画者甚多，应接不暇，我便终日伏案应付，祖父母怕我累着再次犯病，埋怨父亲多事。
后来华主任出了个主意，他请了几位有地位的社会要人签名介绍，登报声明要收取润资。这样，一来可以挡一挡求画者，二来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后来，父亲让我好好画了几幅画交华主任送人，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有邵力子、叶楚昌、马福祥（马鸿逵之父，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五人，他们签名在报上发了启事。
不想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起了转折性的作用。
马福祥看了画非常赞赏，而且还让华主任带话要聘我到南京给他夫人做绘画家庭教师。我从小没离过家，没离开过祖父母，老人不放心我出去，我自己也不想做这个家庭教师。但我父亲坚持要我去，我心里很不安，惦着常州的家，惦着我那些花草树木，惦着那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我又无法违抗父亲的命令，只好顺从。
1930年冬，我开始了家庭教师的生活。我每天早去晚归，干了两年，我的绘画技巧又有所提高，艺术创作体现在教课的示范作品中。开始时我很想家，也不习惯这种生活。日子久了，觉得自己学的东西都用上了，给别人讲的过程中，对自己也是一种提高，心里也很高兴。
通过教画，马福祥夫人马书城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很喜欢，便想为她的弟弟马季康做媒，把我介绍给马季康。我父亲很高兴这门亲事，我祖父母虽不同意，也拗不过我父亲。我自己从小习惯于一切听大人的安排，虽有少女的羞涩和胆怯，也不敢说什么，婚姻大事也就只能听从父亲安排了。
1932年夏天，我与马季康在南京结婚。婚后，季康给我的印象不错：他为人正直、聪明善良、知识广博、待人真诚厚道。
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季康当时在扬州建设局当技术员，不久又调往高淳县建设科任事务所所长。我们在高淳县住了三年多。
婚后我心情很好，常常画画。小时候那种想留住春天，让花朵永不凋谢的梦想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可是，我和千千万万旧中国的妇女一样，要面对生活、家庭、孩子这些课题的考验。现实生活远比想像复杂得多。作为家庭主妇，我要料理家务。过去在娘家，一步也没离开过祖母，一切有祖母操心，现在得从头学起。
1935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更是弄得我措手不及，不可能一心一意地画画了。更没想到的是，孩子一岁多时，高淳县闹灾荒，卖儿卖女的站满一条街。接连几天，我发现有个比我儿子大些的女孩老在我家门口跟我儿子玩，一问她爸爸妈妈她就哭，只说她叫冬冬，大家议论说可能是逃荒的人家丢下的，劝我领上。看着孩子可怜的小样，我的确不忍心不管，只好把她留下了。看我自己的孩子还那么小，已带得够苦的了，何况又增加一个。更不幸的是，我先生因怀才不遇、失业潦倒而染上了鸦片瘾，家庭生活一步步艰难起来。
1936年，我们离开高淳到南京暂住。不久，季康随朋友到广州去找工作，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常州娘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警报声不断，今天这里被炸，明天那里被烧，人们老是提心吊胆地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全家去乡下投亲居身。我的祖父母、父亲，因受不了这种惊吓，在这一年里相继去世。
这时，我想到广州去找季康，而家里的长辈和我哥哥都觉得广州太不安定，主张我到陪都重庆去躲一躲，我的婆母、兄嫂都在那里。
那年月，兵荒马乱，难民人山人海。坐船的一船一船翻到河里没人管；挤火车的常常被人从车上推下来。
当时我太年轻，大家都不放心我带两个孩子长途跋涉。多难的年月，女孩子的命运更多一层苦难，经与长辈们商量，在我离开常州时，将冬冬和我的两个比冬冬还小的妹妹，许配人家做童养媳，由婆家各自带走。当时冬冬8岁。
谁知这一别，我与她竟天各一方，直到解放后才得相见。
我们一路坐难民车、难民船，历时一个多月才到达重庆。不久，季康在广州工作无着也到重庆来了。
一大家人只有兄嫂有点收入，生活十分艰难。无奈之中，由邻居介绍我到附近于学忠家为其女儿于允文做家庭绘画教师，略有补贴。
当时作为陪都的重庆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我迫于生计为人做绘画教师，心中的苦楚无法形容，艺术创作也就无从谈起了。
1939年5月11日，这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我们家的所在地重庆南岸弹子石顷刻被日机炸成一片瓦砾。
我们没有了安身之处，除了身上的衣服，别无所有。我的那些画具及画稿（即使逃难我也没舍得丢掉）这次全部被烧光，我的心痛上加痛。
我们只能钻稻草窝过夜，幸得那位姓于的学生家的帮助，送来衣物，帮我们渡过难关。婆母和我们扶老携幼又逃往隆昌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我哥哥在绵阳航政局为季康找到工作，我们又从隆昌迁往绵阳。1941年在绵阳有了第二个孩子，更增加了一层艰难。我们只能买稗子和碎米充饥，买菜根本谈不上，买一碗酱要吃一星期。现在回想起来，绵阳的几年真不知是如何渡过的。
1941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又从绵阳迁往平凉，投奔季康的弟弟马汝邻。
当时汝邻在平凉任陇东师范校长，他安排季康在陇师教书，我亦在平凉女师和女中任美术教员。
在平凉，有幸认识当时画坛颇有名望的国画家赵望云。他看了我的画以后，很是称赞，并鼓励我举办一个个人画展。
我当时拖家带口，经济拮据，办画展谈何容易，更何况那样的社会环境，一个没有根基、没有背景的年轻女画家的画展，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只能在心里感谢知音的关照，苦苦地在生活中煎熬。
马书城得知我们的艰难情况以后，认为我的婚姻是她造成的，她有责任帮助我，带信要我带孩子到宁夏来住。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接受这种建议。
1947年我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银川。到银川以后，开始于马书城住在一起。但我因为家境拮据，无力应酬，又不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常遭人白眼，总觉低人一头，寄人篱下的滋味使我内心痛苦不堪。
为此，我毅然从马家大院搬了出来，自己独立生活，我觉得再苦再累也比寄人篱下好。我家的生活主要靠我在宁夏托儿所附设的妇女识字班代文化课维持，直到宁夏解放。
文章选自2001年出版《宁夏文史资料》(第25辑) 原文名《我所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