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杏绯：我与宁夏的不解之缘（二）
曾杏绯（1911.03.26---2013.07.26），回族，原名曾瑜，经名阿依舍，江苏省常州市人，女画家。曾杏绯出身书香门第，16岁开始学画，成名甚早。
1947年迁居银川市，1952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宁夏文史馆名誉馆员，宁夏书画院名誉院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委员会常委等职。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授予其“杰出回族女画家”荣誉称号。
2013年7月26日，曾杏绯在银川市逝世，享年103岁。
解放前夕，马书城离银时，曾劝我一起同行。但我一心向往自由，觉得再穷再困难自己过也自在些，所以拒绝了与她同行。我觉得好不容易摆脱了一种羁绊。
1949年8月，兰州已解放，银川的谣言也很多，季康毫无消息，我对革命也不了解，整日忧心忡忡地盼着季康的消息。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季康陪着一个陌生人，拖泥带水地来到家里。我当时又惊又喜。季康简单地告诉我说宁夏快要解放了，他是和谈代表，回来为和平解放宁夏做牵线搭桥的工作。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他又给我打了个简单比方：“鸡蛋碰石头，你说哪个赢？”
我似有所悟。他又与那人匆匆离去。第二天中午又回来匆忙交待几句，说他马上要回兰州去，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不等我再说什么，他与那人就走了。
我怀着喜悦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盼望着。半个月后，即9月6日，季康随解放军十九兵团的和谈代表团一道回到银川，开始和平解放宁夏的谈判工作。当时我虽不懂多少革命道理，但从季康的言谈神色里，我感受到新生活即将开始，季康是在做一件大事情。
9月26日，解放军十九兵团在银川举行入城仪式。我和银川人民一道，举着红旗欢迎解放军。紧接着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季康也戒掉了烟瘾。完成接管工作以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使他得以发挥才能。我看到政府挨家挨户收缴鸦片，在东教场足足烧了两天。看到季康把戒烟的药品拿回家，看着他吃下去，我心里激动不已。
十几年了，天天都盼着这一天。
我当时那种喜悦心情的确无法形容。也为这个原因，这一辈子，无论何时，无论社会上出现什么流言蜚语，我心里对党一直保存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共产党救了季康，也救了我的一家！我的一家，是从解放这天得到新生的！
1950年冬天，我被妇联选为出席第一届西北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冷的天，我带着刚三个月的孩子到西安去开会。有些好心的同志觉得我的孩子太小，劝我不要去了。而我当时那种激动心情，怎能不去呢？代表们坐的是卡车，大家筑一圈人墙，把我和孩子围在中心。即使这样，孩子的尿布还是结冰了。我们在固原住一夜。招待所点的是油灯，只给一盏灯、一根灯芯，待我把孩子哄睡着，灯油早燃完了，我只好摸黑洗尿布。虽然这么困难，但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有意义，
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开会期间，大家还为孩子过百天，我从心里感激大家。
从西安回来以后，因为我原先在托儿所附设的识字班代文化课，1951年组织上派我参加教师训练班。训练班结业后，省妇联海涛同志把我调到省妇联工作。解放前宁夏各族人民长期受地方军阀马鸿逵的统治，妇女更处于受压迫的最底层，妇女解放的工作艰巨而繁重。其他年轻同志常常下乡，因为我年龄大，孩子小，常常留守机关，包揽全部机关事务，还常常举办各种训练班。
1954年，我作为少数民族参观团宁夏代表团成员，到南京等地参观时，我迫不及待地请假去常州寻找冬冬。听二婶说她顶替婆婆进了纺织厂。母女俩像是有一种心灵感应，离开时，她还是个8岁的孩子，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们在厂门口见面时，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妈妈！”“冬冬！”居然是同时喊出来的。她含泪诉说了别后的种种苦难，
我陪着她也一串一串地掉眼泪，当得知她解放后家庭幸福，生活不错，爱人待她很好时，我几十年的牵挂总算了却了。
妇联的工作是繁忙的。但繁忙中艺术的花朵也在我心里萌芽了。艺术是心灵的感应。以前苦难重重，生活不安定，我只能把对艺术的求索深深埋藏在心底。现在好了，乌云散去，我怎能不画呢？但当时共和国刚刚建立，人民刚刚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各种事业千头万绪，许多工作需要有人去做。而我不可能全力投入绘画创作，我对新生活的喜悦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无论什么工作我都以十二分的热情去做，只要领导分配给我了，我就一定要做好。
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恢复了绘画创作。但因孩子小，家务重，下班回来，料理完家务，把孩子安顿睡下，已是深夜，只有这时，时间才是属于我的。
我摊开画纸，调好颜色开始画画。我把我对新生活的感受、我的激动心情都融入了画中。
1953年，我的工笔花卉《紫微凌霄》被选送参加全国第三届美展，当时宁夏这方面的人才还不多，我是宁夏第一个参加全国美展的人。接着，我的工笔花卉《牡丹》参加1955年全国美展，《芍药花》参加1956年全国美展……此后，每一届的全国美展，都有我的作品参展。1960年，我作为宁夏美术界代表之一，出席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并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至今。1955年，我从甘肃省银川地区妇联调地区科学普及协会工作，是为了发挥我的特长。科学普及协会有一个科普小报，让我一面做版面设计、美编工作，一面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我从科学普及协会调自治区文联，这进一步体现了党对我的关怀。当时，宁夏各艺术门类都还没有成立协会，在自治区文联内设有各艺术小组，我便负责美术组工作，从事全区美术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但因编制紧，我还兼做财务工作，我没有怨言，且很满足。因为与解放前比，真是天壤之别，心情是很舒畅的。
1962年，由于组织上的关心，派我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这一年，我系统地读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在京学习期间，我又遇上了赵望云，有幸认识了黄胄。老朋友、新朋友一道回忆过去，畅谈未来，切磋艺术，给学习生活增加了一些生动的内容。
1958——1962年这段时间，我的艺术创作虽然是业余时间搞，但数量比以前大有增加，在本区逐步为各方面所认可。1960年《宁夏文艺》由小报改为16开杂志，第一期就用了我的《桃李枝头春意闹》做封面，当年的第6期封面又用了我的《万紫千红》。196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单幅画《牡丹花开朵朵鲜，神州生气史无前》。
1964年，建国15周年全国美展，我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和《宁可傲霜枝头老，不随黄叶舞东风》两幅作品参展。接着，《宁夏文艺》又连续用了我的《月季•石榴》、《迎春》、《荷花》；星火杂志用了《菊花》；宁夏日报用了《万年猶青》等多幅作品。
文章选自2001年出版《宁夏文史资料》(第25辑) 原文名《我所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