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励志！张贤亮先生“劳教”生涯中的故事（上）
漫画家丁聪给张贤亮画一幅画像，画中的张贤亮，潇洒文静。
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为张贤亮写了一首诗：
身入开荒队，名传牧马人；
当年太狼狈，今日颇斯文；
男人重风格，污染叹精神；
从来《绿化树》，期待四时春。
老作家秦兆阳送给张贤亮一幅条幅：
曾经大海知深浅，又上高山识风云。
对张贤亮的作品和身世稍稍了解的人，都会说，评语是对张贤亮身世和创作的真实写照。
然而，张贤亮却很少沉湎于个人的回忆，他脸色严肃，一字一板地说：“我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过去，只是想把历史走过来的脚步，记录在小说里，留给后人以汲取教训，避免重蹈旧辙。我考虑的是现在和将来。”
言语中肯。
我很想为张贤亮写部传记，可力不从心，但不写也不甘心，张贤亮是中国西北地区宁夏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升起的一颗星，他至今发表的作品达200多万字，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的西部作家，当今文坛令人注目。我能写好他吗？
这时，我认识了曹议先生。曹议告诉我，他曾在张贤亮“劳动改造”的南梁农场一个队任过文书，对张贤亮是太熟悉啦，他邀请我到南梁农场去。
我欣然前往。
曹议是一名复员军人，从部队复员来到了宁夏的南梁农场，至今全家住在50年代的破旧土房里。他人很乐观。他建议我先到场部的一所小学看看张贤亮住过的房子。我们来到小学的家属院，家属院很破烂，最前一排的中间有一间半土房是张贤亮的住所，《牧马人》就是在这里写的，屋里很暗，那个半间房没有窗子，总共才有十几平方米，我审视着土坯房，心想，著名作家张贤亮是这里飞出去的，令人难以相信。
回到曹议住所，我说：你谈一谈吧。曹议说：你找找李红典，他和张贤亮在西湖农场一同劳教过，他知道的详实。
李红典开始拒不交谈，我怎么开导他都稳如泰山，我一时陷入窘境。忽然，李红典的河南人口音使我顿开茅塞，我说：“李叔，我也是河南人，老家是淮阳县。”说来也怪，拉起了老乡李红典来劲了。原来李红典从河南来后，在宁夏平罗县粮食局工作过，还和我父亲袁萍芝（当时任政协委员、平罗县工商联主任）交往颇深。于是他给我讲述起张贤亮在南梁农场、西湖农场的一些轶事。
60年代初，因张贤亮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送到了西湖农场劳动教养，没有人身自由，百天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到12点。这样大的体力消耗，每天却只能吃八两粮，能活着熬过来的人没有多少。
张贤亮到西湖农场后，因为年轻，脑子也好使唤，干活肯下力气，受到农场领导的赏识，任命他为“小组长”，别看小组长这个头衔“官”小，但活动的空间大、自由也较其它人多。
俗话说：大小当个官，强比卖水烟。有时运气好，就能在打饭时比别人多吃几口饭，三年困难时期，你想想看，比别人多吃几口就能维持生命，少吃几口也许就命归黄泉。
张贤亮任小组长后，对他所管理的组员就得处处留心、观察。他们住在的房子是窑洞房，窑洞房的特点是冬暖夏凉。“老右”住进去后，一般都睡在地上，没有床。地上铺上麦柴，靠墙边得留出路，用几块砖把地铺和路隔开就成。张贤亮睡在门边的地铺上，那时他到农场后比别人多一件奢侈品：手电筒，晚上起夜方便。
张贤亮的小组里什么样的人也有，教员、工程师、小业主、也有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大都文化水平较高，没有一点威信，小组长是难以领导住这些人的。
一天夜里，从草地铺里面出去了一个人，好半天没见回来。那时张贤亮有个毛病，人从头前一惊动，半夜都睡不着。
张贤亮此时心想：是不是从厕所回来时摸错了门，又一想，不对，摸错门几乎不可能发生。是不是想不开，出了什么事。
想到这点，张贤亮立刻就披上衣服，掂上手电筒悄悄走了出去。他四下照了照，没发现异常情况。到厕所看看再说，走进厕所他就发现一个长长的影子吊在那里，张贤亮并不害怕，也没喊叫。
上吊的人他没见过，听到的倒不少，从别人嘴里他知道，救上吊的人，先从脚下慢慢抱住，才能解脖子上的绳子，如果先解绳子，上吊的人必死无疑。
张贤亮先上前抱住这个人，用一只手去解绳扣，从梁上把这个人救下来后，他用手放在那个人的鼻子跟前试了试，发觉还有一口气。
他将那人从厕所里抱出来，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做了十几分钟的人工呼吸，被救的人长长出了一口气，慢慢苏醒过来，等这个人彻底醒过来后，张贤亮把这个人训了一顿，张贤亮说：“你这个人咋这么想不开，你吊死了，给我找害不说，还要给家里的老婆娃娃找害。你年纪轻轻，再熬上一年多就出去了，何必呢！人活在世上要坚强，要有勇气。死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是软骨头。”
此人不住地点头，张贤亮又说：“今后有啥困难找我，我也许能帮你一把的。”这个人哭了。张贤亮又把他扶回窑洞，帮他睡下来，才回到自己的铺上。折腾了大半夜，没迷糊上一阵，东方泛起了鱼肚白，上工的钟声又催命似地响起来。
救人的和被救的人都没有声张，要知道：如果被场部发现被救的人，那可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说不定立马给你升级，定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那就一辈子别想离开这块宝地了。
这种事不是没有，实在不足为奇。
救人的也别想落好人，救的啥人？再说作为组长的你可是没有负到责任，如果人死掉你也得受处分的。
被救的这个人是甘肃平凉人，职业是中学教员，他被解除劳动教养回家时，特地买了点东西感谢张贤亮的救命之恩，并表示终生难以忘怀，恩情有待后报云云。张贤亮平静地挥挥手说：“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提它干啥，东西你提走路上用，我这里有，祝你平安到家，全家幸福。”
国营南梁农场，位居银川市西北约20公里处，最早属不毛之地，1956年～1958年间，八大军区转业、复员的一批干部战士响应党的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来到了这里屯垦戍边，到1960年，南梁农场已初具规模。
张贤亮在西湖农场解除“劳动教养”后，分配到南梁农场作农工，每月18元工资。农场的工人基本以务农为主，劳动强度大，口粮标准低，一般工人都难以吃饱；何况张贤亮，块头大，每天的八九两粮顶多能维持半饱状态。
那时，农场的活儿多，白天干不完的活，夜里加班干，特别是在夏天到来之际，农作物即将成熟，苦活累活都落到了张贤亮这些人的身上。
一年小麦淌水时节，参加了一天繁重劳动的张贤亮，晚上又被队长派去淌水。夜里淌水都是有任务的，规定淌多少亩地，还要巡视管道，不能决口。加之夜里蚊子多，这种活农工都不愿承担，张贤亮据理力争，说他眼睛近视，夜里不好走路等等，最好能派别人去，但队长不同意。
吃完晚饭后，张贤亮掂着锹上了渠，他和另外一名农工一个组，当时两人见面后，张贤亮和这个农工明确分工，一个看渠湃，一个管田间的开口淌水工作。那个农工要求看渠湃，张贤亮只好同意。看渠湃的，夜间如不发生意外，能睡几个小时，放水口的人则不行，田里的水淌满了，就得立即关口，将水支向另一块田，不时得操心。
工作进行到夜里3点时刻，张贤亮发觉渠里的水越来越少，情况不好。看渠湃的那个家伙肯定在偷着睡觉。他立即从下游往上巡视，果不然，那个农工抱了一个麦柴铺在高渠湃不远的地方睡大觉。张贤亮将他喊醒，两人又往上察看，坏了，两人已无力将口子堵住，只好去报告场部，堵住口子，才能继续淌水。
也许他们的运气不佳，大事就出在决口上面。
南梁农场的二分场喂养着一匹从前苏联进口的大洋马，这匹大洋马是一匹种马，毛色纯正，个头超群，价格也昂贵。刚买来时值一万多块钱，加上运费则超过二万多元。60年代的二万多元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再说这匹马自到宁夏南梁农场安家落户后，为优种马的繁殖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大洋马是场部的重点保护对象，特派志人、好草好料喂养。
大洋马就在张贤亮淌水的那天夜里，得了急症。
分场的兽医绞尽了脑汁，翻看着厚厚的兽医学书，用尽了一切把能急救的药方，都没有效果。看来，只能请高明的兽医诊治，分场领导给银川兽医站挂了电话，请兽医来给大洋马看病。
银川的兽医将药品装好，坐上车急速赶往南梁农场，快到场部时，发现路被水淹成一道明河，车过不去，绕道还绕不过去。
南梁农场开发时，农田和路、沟都是按图纸规划好的，大路是大路，条田是条田，路被水淹，那就是说此路不通。
银川的兽医看路过不去车，开车的司机说道：这黑更半夜的，车要过去翻到水沟里我可担当不起，明天天亮再来吧。兽医点点头，司机将车开回银川。
还没等天亮，大洋马就没气了。
此事政治责任重大，放到谁身上都担当不起。
饲养员说：责任在场部兽医。
场部兽医说：责任在银川，打了电话，为啥不来！
分场领导说：对！打了电话为啥不来，找他们算账。
银川兽医说：我们来了，路被水淹，难以过去。
什么？兽医来了，路被水淹？实地察看，果然不错。那么是谁这么大胆，敢把路给淹了。
不用查，一问就知道。淌水的张贤亮和一个农工干的“好事”。
一查成分，那个农工是贫下中农，苗红根正，还在要求入党，张贤亮则不然，解除劳教的“右派”。
事情明朗化了。
上纲上线：这是“阶级敌人磨刀霍霍的具体表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早不淹晚不淹，趁大洋马有病之机，故意将渠决口”云云，罪名铺天盖地而来。材料上报场党委、公安机关。
饲养员、兽医、那个农工、场领导等等有关人员都解脱啦，唯张贤亮成了替罪羔羊。
一切解释、申诉、抗争在那个年代，都是徒劳的，说不定还因“不老实”而罪上加罪。
张贤亮被场部开大会斗争了十几天，最后被判西湖农场劳动教养三年。
张贤亮被警察押送，背上简单的铺盖卷又来到了他熟悉的地方。
将近一千多天的劳教生活，使张贤亮变得更加成熟了，性格更加坚强了，思想更加超脱了。既来之则安之，让时间去说清这一切吧！
1962年的深秋，南梁农场有个叫李长明的农工，整天不好好劳动，游手好闲，不知怎么萌发了成立组织的念头，他绞尽脑汁去串联过去犯过错误的农工和干部。
李长明的组织成立不久，在一天下午收工后，李长明找到张贤亮，他笑嘻嘻地和张贤亮东拉西扯的谈起来，谈来扯去扯到正题，他拉拢张贤亮加入他的组织。
因为他知道张贤亮有文化，有才干，可作为他的“台柱子”，“主心骨”。可他梦做错了，张贤亮是个明白人，知道了他的来意后，明确表态，严肃地说：“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好好劳动。共产党的江山牢固着呢。你这样干，小心脑袋搬家。”
李长明不仅不听劝说，还抱着一丝希望，继续劝张贤亮，把张贤亮一下惹怒了，说道：“我现在肚子都吃不饱，哪有心思管这些事，从今后你少来找我，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说着把李长明轰出了门。
李长明不死心，又去发展他人。不长时间这个非法组织里有一个人向公安机关坦白自首了。公安机关放长线钓大鱼，立时选派两人打进这个组织，掌握了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纲领、成员名单等等。
一天，国家公安部派人来到南梁农场，场部内外站满了岗。张贤亮心想：今天不好，又要逮捕人。他将他的推断告诉同室的农工。那个农工说他“神经太过敏了。”张贤亮又一想：也就是，我没做啥坏事，劳动表现又不错，管他逮谁呢！退一步讲，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呢！
不大一会，全场职工集合起来，如临大敌。李长明的家被警察搜查了，人也被五花大绑起来，推到会场中央。
同时又逮捕了一个姓丁的和姓洪的，宣布他们的罪名是成立“非法组织”，想推翻社会主义，推翻共产党，用心何其毒也！
张贤亮松了一口气。
法院在提审犯人时，问他们的组织还发展了谁，李长明说：他准备发展张贤亮，可张不愿参加，把他赶了出来。
最后，法院判决李长明时，说他非法成立“福尔摩斯党”（台湾党），李被判刑。
张贤亮也被牵扯进去，给张贤亮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叫“知情不报”，判处管制劳动三年。
张贤亮又能说什么呢？他心想：管制就管制吧，反正我年轻力壮，我更不想去死。张贤亮还诙谐地说：我见过几个自杀的人，究其原因是出现思想抵触，委屈抱怨，对自己的罪名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悬梁、跳井，相反，认罪知罪的人，即会乐天知命，任杀任剐，任打任罚，从而“玩世不恭”地活下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