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年祭：忆张贤亮先生
2014年9月28日清晨，打开网络一下看到张贤亮先生前一天辞世的消息和关于他的报道，还有33年前他回到南梁农场体验生活和老牧工在一起我拍摄的照片，尽管得知他患病治疗有一段时日，仍感到十分突然和痛惜。
其后这位享誉当代中国新时期文坛的著名作家，引来了媒体和网民的持续热评，众多文化人、读过他的书的读者、看过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的观众，甚至是“90”后的年轻人，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哀悼，他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思想是如此受人推崇。
作为多年采访过张贤亮的老记者，追思以往，总想把自己一些难忘的印象用文字记述下来，以表达对先生的纪念。
初次采访张贤亮先生是在1981年春夏之交。
那时张贤亮的《灵与肉》获得了1980年全国优秀短片小说奖，著名导演谢晋联手著名电影剧作家李准，要把张贤亮的作品搬上银幕，正在着手改编这一作品。老艺术家十分重视艺术创作的生活体验，带着剧组主要演员、摄影师、美术师、服装师等，来到宁夏实地考察，熟悉生活，选择外景地，并与张贤亮共同商讨剧本的改编方案，在诞生《灵与肉》文学作品的土地上进行电影的再创作。
对于国人文化享受莫过于电影的年代，李准和谢晋可谓家喻户晓。
李准改编的电影剧本《李双双》《龙马精神》《大河奔流》《高山下的花环》等，都成功拍摄，引起轰动。
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军》《女蓝五号》《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等，都成为名片佳作，脍炙人口。
李准、谢晋共同看好张贤亮的小说，继《高山下的花环》之后，两位大家再次合作，一定会梅开二度，为观众奉上精品力作。
作为新华社驻宁夏的摄影记者，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是宁夏的文化盛事，国家通讯社的图片库里应当有所记载。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协调下，我有机会对剧组进行了跟踪采访。
和张贤亮先生谋面，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李准、谢晋下榻的贺兰山宾馆的一间普通客房，由新闻处副处长张柏楷同志引见，我旁听了三位先生商讨电影剧本改编的谈话，并拍下了三人晤谈的镜头。
那时，正值盛年的张贤亮已从二十多年当右派被劳改劳教的磨难中解放出来，看上去意气风发，充满激情，自己的作品又初次“触电”，也使得他谦恭而又难掩神采飞扬，显得十分健谈。
他特别谈到小说创作过程中编辑五次要求把结局改为主人公许灵均右派的问题甄别后“出走”，到海外继承家产，而他五次修改最终还是坚持让许灵均留在了故土上。李准、谢晋都表示，正是看重了作者和作品主人公对祖国、对乡土的情感，才致力把小说的悲欢故事搬上银幕。李准那天向记者透露，他已为这部电影拟就了一个好懂的名字《牧马人》。
三位的谈话始终围绕着《牧马人》的创作，即如何去揭示作品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心路里程，如何去发掘人物心灵的內在力量，既关心个人的命运，更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
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深入讨论和共同认知的是文学艺术创造的主旋律问题。现在回想他们的谈话，也正是小说《灵与肉》、电影《牧马人》感动中国的魅力之所在。
接下来几天，张贤亮先生又向编剧、导演和演员详细介绍了小说《灵与肉》创作意图和发表的经过，并引导剧组一同来到他生活过的南梁农场，体验当地风土人情，为电影《牧马人》的创作做前期“功课”。
张贤亮先生在向剧组的讲述中，有几番话让我至今印象十分深刻。
他认为支撑他能在22年里戴着右派分子帽子被劳改、劳教的状况中生活下来，一是周围有许多好心人，二是读书。
先生说像他这样的人，是只允许读政治书的，一部《资本论》他反复通读，钻进经典里去寻求精神和肉体的解脱，不敢言倒背如流，章章节节也算熟记于心。
此话不虚，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在他后来创作的《绿化树》等作品中一再彰显出来。正因为这样，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墙外的人们都饥饿难耐，劳改中的他更是浮肿、虚脱，挑水时栽倒在结着冰坡的井台边，管教干部认为“张贤亮是有学问的人”，特别关照他去食堂帮厨，让他挺过了那个年代。
先生还回忆起，一次和犯人们在田地里劳动，饥肠辘辘，远远看到有人骑自行车捎着个麻袋过来，他就磨蹭到路边的警戒线，向来人讨吃的。
正巧这人是爆米花的，就一边从麻袋里往张贤亮的草帽壳里捧玉米花，一边问：“你们是什么人？”当听了“我们是劳改犯”的回答，老乡打量了张贤亮，又望了望田里的犯人们说，“我看你不像坏人。没有别的吃的，送你一些爆米花吧。”
就是这么一句“不像坏人”的平淡话语，让张贤亮泪流满面，他把头埋进爆米花里就着泪水大口吞咽。
张贤亮先生那天对剧组人员讲述完这些，静默片刻，说了一句应该是他一生中的肺腑之言：“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善良！”
今天联想先生在后来有能力的时候每年给医疗机构捐款一百多万元，救助那些看不起病的老百姓，莫不外乎出自这种真情实感。
至于自己是不是小说《灵与肉》主人公许灵均的原型，因作《大风歌》－诗和许灵均成为右派同类的张贤亮先生，向剧组人员的谈话中没有告白，只是说自己曾经也想过用上吊来结束心灵的痛苦。
许灵均是想在马厩里上吊，而他是看准了劳改农场稻田边的一棵大树。有天结束了稻田里薅草的沉重劳动，生与死的复杂念头缠绕着思绪，趁着夜深人静，他摸到了那棵大树下。坐在草地上良久，望着满天星斗，听着稻田里的蛙声，他觉得大自然原本是这般的美好，油然生出对人生的眷恋之情，他想到自己的苦痛又何尝不是袓国母亲的苦痛，因此改了主意，又悄悄的回到了住处。
听罢这话，李准站起来一边在小小的会场里来回踱步，一边叹谓：“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
张贤亮能从满天星星和一片蛙声中品出大自然的美好，喚起了生活的信念，才使他走到了今天。若换个愚昧的人，说不定就走上了绝路。”在场的人都颌首称是，为张贤亮而庆幸，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拨乱反正而庆幸。
结束这段沉重的话题，张贤亮先生与剧组走进南梁农场的日子里是欢快的。
他手臂上总是搭着一件风衣，引导剧组一行参观农田、马棚、井台，访问老牧工，到农工家里做客。他和场领导谈笑风生，和职工群众拉家常，就像回到家一样，人们和这位一夜成名的作家也并不生分，有啥说啥。
在与小说中经历相同的“8分钱邮票从四川娶个媳妇”的农工家，女主人热情招待大家，操着乡音向张贤亮、李准和谢晋“喊话”，“我们确实是贫穷才嫁到这里，可也不是就值8分钱，拍到电影里可千万别那么说呦！”张贤亮听了开怀大笑，李准、谢晋和满屋的人都会意的笑起来，女主人也满足的放声大笑。
笑声里全是切身的感慨，他们是在笑那样的年代已经过去，是在笑改革开放后的好日子已经开始，是在笑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已经来临。
多日里见到的情景，我都一一收入镜头，新华总社有选择性的发布了新闻图片报道，被许多中央和地方报刊采用，传达了《灵与肉》即将搬上银幕的信息，也向全国读者介绍了优秀短篇小说奖得主张贤亮一些经历。
张贤亮先生往后的创作活力如日中天，《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一系列力作相继问世，他不仅三次荣膺全国优秀小说奖，作品还被译成了33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先后有9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成为那个时代深深的文学记忆。
正如有评论所言，作为新时期第一代作家，张贤亮是“宁夏名片”和“文学大树”，
他对宁夏文学、中国文学强有力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将会得到人们永远珍重。
在多年对张贤亮先生的跟进报道中，尽管先生名气越来越大，在自治区文联主席职上继续创作越来越忙，因为有了第一次采访他的经历，我每次提出采访的愿望，他都尽可能抽出时间安排，有时会请他以其名望或以其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发表相关见解，他也乐于接受采访，始终建立着一种良好的工作关系。
后来，我调到宁夏政协报社任总编辑，兼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社驻宁夏记者站站长，先生是连任五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上全国“两会”采访，总能与先生相遇，受访时他常常给予指点，格外关心人民政协的新闻宣传工作。
虽然没有更多的个人交集，先生每有新作问世，出自对新闻记者的友好，也会签名赠书与我，先生也保留了许多我给他拍下的照片。新世纪之初，先生在西部影视城宅第的客厅里，就曾张挂过他在书柜前查阅图书的大幅照片，是1980年代我在他书房拍摄的，想来先生对他这幅肖像还是喜欢的。
说起今天镇北堡西部影视城，人们更多的议论是张贤亮因此而成为中国作家首富，很少提起他为打造这个5A级旅游景区所付出的诸多艰辛。
那是1993年的初春，宁夏农垦林草试验站站长袁进琳提着一包材料来到新华分社，谈起筹划在林草实验站地界里的镇北堡建立拍摄中国西部片的影视基地之事，说已邀请到文化名人张贤亮挑旗，希望新华社作报道加以推动。那时镇北堡两个明清遗留的苍凉的边塞城堡，因拍摄《红高粱》、《牧马人》等电影而闻名，在这里建西部影视城当是一条新闻，我采摄的图片报道，被新华社采用后见诸报端。
4月的一天，在镇北堡旁边沙石场的一间工棚里，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马启智同志召集宣传文化口领导开会，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前去采访，详细记录了会议的情况。现在我手头上一张当时的照片，画面可以简洁概括会议内容和张贤亮最初的设想——“中国西部电影电视外景服务公司筹备协调会议”的会标下，有一张镇北堡的平面图，张贤亮先生指着黑板讲话，上面有他的板书：“中国西部电影电视外景服务公司（中国西部影视城）”、“股份制”、“市场经济”。
如果配上画外音，当时他分析了镇北堡东临黄河西靠贺兰山、相距银川市区很近的地缘优势，提出走市场经济的路子，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来建这座影视城，吸引剧组拍片，特别是拍摄风景雄浑的中国西部影片，打造旅游观光的景区。
会议正是围绕张贤亮先生的思路展开讨论的，他描绘的美好前景令大家兴奋不已。这应该就是镇北堡影视城的发端。
需要说及的是，当时的设想是要在镇北堡建一座类似河北正定和浙江横店那样的现代影视基地，筹措资金谈何容易。
进入出资入股的实质性阶段，摩拳擦掌的文化人两手空空，文化圈外的人观望不前。没有钱有时也会难道英雄好汉，我多次听张贤亮先生讲过这段历程。但一言既出，岂能变为空谈？
面对只有区内两家新闻单位一家入股30万元、一家入股3万元、加上一家律师事务所参股的状况，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贤亮改变了思路，想到了镇北堡另一种无形资产，提岀了“出卖荒凉”的经营之道，干脆不搞设施，凡在镇北堡拍片，一律不收费，条件是剧组必须留下搭置的场景供游人参观。
就这样，先生又拿岀了自己所有的六、七十万元外汇版税钱开始运作，搭起了外表看上去土巴巴的展厅，在堡子里复制了《红高粱》里的月亮门、酒作坊, 《牧马人》里的马棚、土屋,集合了主要来自山区的－干年轻人，亲自训练，为他们写下解说词、导游词，迎接剧组和游客上门。此后他不断调整思路，引进了剪纸、制陶等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艺人，使影城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性开发利用综合实验基地，又征集了大量的古董，增加了民俗文化展厅，还复制了老银川一条街，赋予了影视城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涵量。
天行健，地势坤，成功总是属于不息追赶时代潮头的韧者、智者和德者。
正如人们今天所知道的镇北堡，成了《黄河谣》《老人与狗》《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一百多部影视片的外景地和置景的片场，在这片古堡废墟中诞生的电影不断捧回国际大奖，升起了众多影星，确乎是“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了世界”。影城也自然成为了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文化产业成功的典范。
回顾了这些，我是想说真正理解张贤亮先生的“了不起”和“不简单”，也并不那么复杂，只要记着他不仅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开拓者，也是改革开放大潮中文化产业发展的开拓者，就会从中得到深刻教益。
痛哉！斯人已去。伟哉！景仰永存。
文章作者吴文彪系宁夏政协《华兴时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