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人文地理：古代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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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平原是宁夏境内黄河两岸平原的泛称，包括卫宁平原与银川平原两大块，南起中卫沙坡头，北至石嘴山，西抵贺兰山，东临鄂尔多斯高原，沿黄河呈南北延伸，南北长约275公里，东西宽10～50公里。
宁夏平原三面环沙，东为毛乌素沙漠，西为腾格里沙漠，北为乌兰布和沙漠。
它之所以成为富饶的农业绿洲——“塞上江南”，而没有被沙漠吞没，一是靠黄河，二是靠贺兰山。
黄河由中卫黑山峡进入宁夏，自西南而东北，流程397公里，由石嘴山出境入内蒙古。过境平均年径流量325亿立方米，总落差约200米。水势平缓，蜿蜒坦荡，有利于发展自流灌溉。
自秦汉以来长期淤灌的结果，在地表形成几十厘米至两米左右的灌淤层，灌淤土有机质含量高，水分物理性状良好，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
屹立于平原西部的贺兰山，大致呈南北走向，南北长约200多公里，东西宽15～60公里，海拔一般在2000一3000米之间，主峰达3556米，峰峦苍翠，崖壁陡峭，大大削弱了冬季寒流的侵袭，同时也阻挡住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
宁夏平原的年降水量约200～250毫米，而年蒸发量在2000～2500毫米，没有灌溉就没有稳定的农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事业。
宁夏平原的开发史，实际就是一部引黄灌溉史。
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了包括宁夏平原在内的“河南地”。
随后秦政府沿黄河设置郡县，征发内地贫民屯垦实边。
相传秦家渠就是这一时期开凿的，但秦朝统治时间很短，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将匈奴赶往漠北，收复河南地，筑朔方郡，迁关西贫民数十万以实边，在朔方等地引黄河水溉田。
宁夏平原后世有名可查的光禄渠、七级渠、汉渠（汉伯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等古渠以及沿用至今的汉延渠、唐徕渠的原始渠道均为西汉时开凿，只是初建时设施简陋、规模较小而已。
东汉顺帝时又接受尚书仆射虞诩的建议，派郭瑛在灵州灵武县南凿成汉延渠。
当时郭瑛采取一种叫“激河”的新技术，就是通过船只把巨石沉入河底，形成迎水 39 37643 39 14939 0 0 1148 0 0:00:32 0:00:13 0:00:19 2957，以抬高渠口水位，增加入渠水量。
后来宁夏无坝引水的主要渠道，都采用此法引水。
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使宁夏平原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粮仓，所产稻麦除供应当地军民外，还用来赈济匈奴和接济内地。
三国两晋二百年间，宁夏平原战乱频繁，水利灌溉衰退，直到北魏统一北中国后，情况才有所变化。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薄骨律镇（今宁夏灵武市西南）守将刁雍上任后，见官渠缺水，不能广种，于是上表请开艾山渠。
征得太武帝拓跋煮同意后，于河西古高渠以北8里、沙洲分河以下5里处平地开凿新渠，北行40里入古高渠，然后再北行80里，总共长120里。
为保证新开渠的水量，又筑坝将沙洲以西河岔截断，使西河水全部注入新渠。
因该渠在黄河东岸艾山（今牛首山）附近，所以名为艾山渠。
刁雍还总结出一旬一灌法，凡四灌乃熟的经验。经过几年努力，宁夏平原又成为接济其他地方的粮仓。
大唐立国后，为经略突厥等少数民族，十分重视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不仅整修原有渠道，而且还开挖新渠。
元和十五年（820年），灵盐节度使李听整修汉光禄旧渠，灌田千余顷。
长庆四年（824年），唐穆宗又诏开灵州回乐县特进渠，灌田600顷。
在此前后，汉渠、唐徕渠、胡渠、御史渠、百家渠、七级渠、尚书渠、艾山渠等都得到修复。
灵武县北42里处，还有一个长50里、宽10里的“千斤破”，用来调节水位。
渠道的整修、开挖，扩大了灌田面积，仅汉渠、艾山渠、御史渠、光禄渠和特进渠，就可灌田3700余顷。唐代单位面积产量也比汉代有所提高。
八月的宁夏平原，稻浪滚滚，瓜果飘香，诗人韦蟾生动地描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宁夏平原从此有了“塞北江南”的美誉。
西夏时期，宁夏平原的农田水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疏浚恢复先朝留下的大小渠道，其中唐徕、汉延是西夏境内最大的两个干渠，前者长400里，后者长250里。
另一方面开挖新渠，相传位于今银川市西贺兰山下的“昊王渠”，就是由开国皇帝元昊组织修筑的，只因选址过高，终未凿成。
和前代相比，西夏引黄灌溉的最大特点是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农田水利的开发与管理制度。
宁夏平原地处沙黄土地带，渠道极易淤塞崩塌，水利工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它要求每年夏灌之前，必须组织大批人工疏浚渠道水口。
这一年一度的大规模“春工”和全灌区的用水管理，绝不是一家或几家地主所能胜任，必须依靠中央政权或地方官府出面主持。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明确规定：每年三月一日开始的春天渠大事由宰相亲自负责，确定工程期限与质量标准，四月十日春开渠完工。从四月十日至入冬前约五个月时间为灌水期。灌水期间，水利工程的维修、保护和用水分配分别由渠水巡检、渠主与渠头负责。
为进一步加强水利灌溉设施的维护，西夏政权还广泛发动灌区老百姓参与管理。
唐徕、汉延、新渠等大渠由两旁农户监护，如果有人在渠湃取土，或盗窃闸门，监护人要立即捉拿告官；若监护人失职，使渠干、闸口遭到破坏，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水利灌溉是一个系统工程，除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外，还有防护林带与大大小小的桥梁道路。
统治者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渠水巡检、渠主必须指挥沿唐徕、汉延等大渠农户于所属渠段种植柳、柏、杨、榆等。若违律不植树，有官罚一匹马，庶人十三仗。若所植树木被牲畜啃食，畜主人有官罚五斤铁、庶人答二十。
唐徕、汉延等干渠上的大桥、大道由官府修建，支渠上的小桥、道路由附近农户集资修建。
西夏人还发明了一种叫做“垫草”技术，以减轻水流对渠口的冲刷。
发达的水利灌溉，为西夏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如《宋史·夏国传》所说的，“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
元朝初年，宁夏平原历经兵乱，灌溉渠道多淤塞毁坏。
至元元年（1264年）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随中书左垂张文谦行视宁夏，开挖毁坏淤浅的唐徕、汉延、秦家渠等12条干渠与68条支渠，灌田1万顷。
至元三年（1266年），董文用与郭守敬又在应理州（今宁夏中卫）疏浚美利渠。
元代修复工程普遍采用了先进的水量调控技术，即在引水渠口筑坝设闸，用大木巨石构筑闸门，灌溉时开启闸门，河水流入渠道；停灌时关闭闸门，水归大河，使农田免受淹浸，发挥防洪效益。
这种闸堰技术，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宁夏平原还在使用元朝的闸坝桥梁。
明代宁夏平原是“九边”重镇之一，重兵防守。为解决军粮供给，太祖洪武（1368年～1398年）初就开始大兴屯田，发展引黄灌溉。
宣德六年（1431年），设宁夏河渠提举司，专管农田水利。
正统四年（1439年），都察院右金都御史金镰参赞宁夏军务，征用民夫4万，疏浚废塞已久的七星、汉伯、石灰三渠，溉田1300余顷。
一百多年的疏浚、开挖，汉唐以来的唐徕、汉延、秦家、汉伯、美利、石空、白渠、枣园、中渠、七星等灌溉渠道，都得到全面恢复与扩展。
唐徕渠，绕宁夏卫（今银川市）城西蜿蜒北去，长400余里，大小支渠陡口808处。
汉延渠，在唐徕渠渠口下30里开口，绕宁夏卫城东透逸而去，长250里，大小支渠陡口369处。
秦家渠，自今青铜峡东黄河东岸开口，长75里，溉田900余顷。
汉伯渠，自秦家渠渠口上引水，长95里，灌田730余顷。
美利渠，即元朝的蜘蛛渠，宣德时溉田184顷，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重新开挖进水口后，增至300余顷。
石空渠，在卫宁平原黄河北，明初长34里，溉田60余顷。弘治六年（1493年）改建后，长73里，灌田扩大到170余顷。该渠口窄腹宽，俗称为“缸子渠”。
白渠，在卫宁平原黄河北，明初长30里，溉田91顷。弘治以后，加长到42里，溉田170顷。
中渠，在卫宁平原黄河北，长36里，溉田120余顷。七星渠，在卫宁平原黄河南，长43里，溉田210余顷。
在对旧有渠道挖潜改造的同时，明代还在宁夏平原陆续开凿了一些新渠。
弘治十三年（1500年），巡抚宁夏的都御史王殉在西夏昊王渠的基础上开凿“靖虏渠”，但因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浚，仍为废渠。同年，王询还役夫3万，在灵州西南金积山开凿金积渠，然渠行之处，遍地巨石，“锤凿不能入，火醋不能裂”，也未能开成。
两次开挖新渠都没有成功，而卫宁平原的开凿却相当成功，先后新开羚羊渠、贴渠、柳青渠、胜水渠、夹河渠和通济渠等，新增灌溉面积980余顷。
随着老灌渠的改造与新渠的开挖，到嘉靖时，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面积达到15600顷。
明代宁夏平原引黄工程技术进一步提高。
隆庆六年（1572年），宁夏金事汪文辉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渠口修造木闸，耗费巨大而又不耐用，因而建议以石代木，凡洪水冲击处全用石砌。
次年，巡抚罗凤翱令金事解学礼对唐徕、汉延两渠正闸进行全面改造。
万历四年（1576年）秋，唐徕渠坝落成，坝址距渠口20里，建6孔石正闸1座，每孔宽1丈，西4孔为唐渠进水口，东2孔为贴渠进水口。正闸之外，又建石退水闸4座。
第二年四月，汉延渠坝亦告成，坝址距渠口12里，建4孔石正闸1座，每孔宽1丈。正闸外建石退水闸3座。
随后，其他正渠纷纷仿效，万历十九年（1591年），河东的汉伯渠和秦渠相继完成以石代木改造。
明代宁夏平原水利管理制度也进一步完善。
每年三月，发当地驻军挑渠清淤，整修渠口。四月，开始放水。
放水前先“封水”，即关闭上游各支渠陡口，将渠水逼至稍门，然后自下而上，依次灌水。封水时大小渠酌留二三分水，叫做“裱水”。
此外，按照节令和夏秋作物生长发育情况，规定头水、二水以致冬水等先后浇灌次序，名为“用水节候”。
清代是宁夏平原引黄灌溉持续发展时期。
水利工程上，除对原有渠道彻底整修外，还开凿一些新渠，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银川平原上的大清渠、惠农渠以及昌润渠。
大清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
此前，由于唐徕渠引水不足，宁夏地方政府在汉延与唐徕两渠之间，开了一条名叫贺兰的小渠，宽数尺，长十余里，支引黄河水，溉田数顷。
但贺兰渠规模较小，仍不能满足当地农业生产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宁夏水利同知王全臣于康熙四十七年重新规划，在距贺兰渠口三里处另开一口，利用部分贺兰旧渠，加上新凿的渠道，共计长75里，沿途大小陡口167处，灌溉唐徕渠以东田地1200余顷。
惠农渠，由侍郎通智、宁夏道单畴书奉旨开凿。
雍正四年（1726年），根据雍正旨意，通智、单畴书在黄河西岸花家湾开口，凿大渠300里，渠口宽十三丈，至渠尾四五丈，大小支渠百余道，陡口、灌洞千余处，浇灌银北田地2700余顷。
昌润渠，亦奉雍正旨意开凿。
雍正四年（1726年），侍郎通智、宁夏道单畴书奉诏修惠农渠时，因该渠东南地域辽阔，水难遍及，于是沿黄河支流六羊河故道再凿一渠。
此渠原接惠农渠，实为惠农渠下段一大支渠，后因两渠一口，水源不足。
乾隆三十年（1765年），另于通吉堡溜山子开口，至永屏堡归入黄河，长136里，大小陡口113处，浇灌平罗县埂外田土1018顷。
除银川平原的大清、惠农、昌润三大渠外，清代还在卫宁平原开凿了五条小渠，它们分别是镇罗堡的新北渠、张义堡的顺水渠、铁桶堡的常永渠、永兴堡的新渠以及宣和堡的羚羊峡渠。
大规模的整修、疏浚与开凿，使清代宁夏平原引黄灌溉面积迅速扩大，嘉庆年间（1796～1820年）达2.1万顷，为明代的1.4倍。
清代前期不仅水利工程规模宏大，而且治水技术进一步提高。
“迎水”工程更加专业，先将巨石及装满石子的柳囤沉入河底，然后用碎石桩柴填实缝隙，用大石衬砌根基，在河中筑起一道长数十丈至十余里的迎水湃，以抬高水位，将取水口延伸到青铜峡峡口里面。
河水进入渠口后，旁设滚水坝，俗名“跳水”，用碎石镶砌，以消水势。
滚水坝后有退水闸，水小则闭闸，河水尽入渠中，水大则酌量开闸，宣泄多余河水，以免渠水泛溢。
退水闸后面才是进水正闸，以控制渠口进水。
各渠之间飞槽相连，相互接济，互通有无。各大渠下面，留有暗洞，以排放灌溉余水与山洪，使排灌各行其道，互不妨碍。
用水管理方面，清代仍实行封依制度。
灌水节候也更加明确，四月开灌，名为头轮水，先浇小麦、大麦、豌豆等夏田，次浇胡麻、青豆、高粱、蚕豆及瓜菜；二轮水最重要，夏、秋田都须浇灌；三轮水仍灌夏、秋田。
大暑后，主要灌稻田，不可一日缺水。白露前后，灌荞麦、迟糜子及冬菜。冬水为夏田的根本，立冬后必须浇遍，来年开春才能下种。冬水结束，即用柴草堵塞渠口，名为“卷塌”。
在农田水利实践的基础上，清人还对两千年来宁夏平原引黄灌溉技术与管理制度进行系统总结，形成了诸如《上抚军言渠务书》、《浚渠条款》等具有宁夏地方特色的水利专述，使闸坝构筑、渠道清淤、涵洞修建、渡槽架设、物料摊派、役夫征调、用水节候以及卷塌、开水、测水、封依等都有了具体的规定与标准。
反过来，这些灌溉技术与管理制度又进一步推动宁夏平原引黄灌溉事业的深入发展，从而把古代这一地区的引黄灌溉推向了高峰。
文章摘选自《塞北江南旧有名：宁夏历史十五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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