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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的西夏

2017-05-18 文/唐荣尧 口述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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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一书中,关于西夏的部分出现了这样的描写:


徐长老点了点头,道:“西夏国整军经武,还不是来打我大宋江山的主意?”


白世镜低声道:“正是如此。凡是进得‘一品堂’之人,都号称武功天下一品。统率‘一品堂’的是位王爷,官封征东大将军,叫做什么赫连铁树。据本帮派在西夏的易大彪兄弟报知,最近那赫连铁树带领堂中勇士,出使汴梁,朝见我大宋太后和皇上。其实朝见是假,真意是窥探虚实。”


显然,这里混用和借用了两个历史史实:一是赫连多是匈奴姓氏,自从匈奴人在宁夏南部地区被消灭后,宁夏境内再没出现过匈奴贵族姓氏,而党项上层姓氏中,也没发现姓赫连的,金庸先生没有区分姓赫连的建立的大夏国和姓拓跋的建立的大白高国;另一个是西夏派遣到汴梁的使者,历史记载中确有其人其事,但不是派遣勇士去“窥探虚实”的。


金庸先生所说的派遣武士到中原的事情,显然只是为了增加小说故事的曲折性。


西夏的“整军经武”是通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具有军事优势的“铁鹞子”等武装力量,并不是武术方面的人才。


同时,赫连铁树也是个明显带有匈奴人色彩的名字,在西夏时期的上层人姓氏中,目前还没发现姓赫连的。

金庸先生所说的西夏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它是怎样出现的呢?


吐蕃势力的强大并不只是对唐朝形成威胁,他们向青藏高原东部发动军事进攻时,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族人也遭到了屠杀。


羌族中的党项羌在和吐蕃的屡次抗争后,越来越沉重的失败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和反抗能力,他们选择了以前曾经是敌对者的中原政权。


唐朝政府之所以采取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将这些内附的20多万党项人移居到陕西北部地区和灵州一带,一是这里常年遭到吐蕃人的骚扰与掳掠,人口急剧下降;二是唐朝政府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借力打力之举。


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爆发,为党项部落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生活在陕北无定河边的平夏部落的首领拓跋思恭,看中了一个能和好唐朝又能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带领上万名党项男儿,离开无定河流域南下参战,和其他少数民族军事力量一起卷入了这场危及唐帝国安全的战争中。


战争结束后,这些军事力量得到了唐朝皇帝给予的奖励,年轻善战的拓跋思恭开始接受唐僖宗的嘉奖,被任命为驻夏州的定难节度使,大唐皇帝赐拓跋首领的姓为李姓,这是在正统的唐王朝统治者眼中,“野蛮”的党项人继早期封驻守威州(今天四川汶川一带)的党项人李姓后,再一次有了大唐帝国帝王的赐封之地与赐封之姓,这也是后来的党项拓跋姓氏在唐朝被变成了李姓,宋朝一度被册封为赵姓的原因。


昔日从青藏高原流徙的党项羌在陕北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军事割据势力。


1001年5月,5万党项骑兵开始围攻灵州,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后,宋朝军队开始采取守势。党项羌首领李继迁采取彻底围攻灵州的战略。


党项骑兵渡过黄河,第一次将他们征战的脚步送往黄河西岸地区,攻克了今宁夏北部的平罗、银川和永宁后,对灵州形成了铁桶围箍的局势。


1002年1月,灵州城在苦守了又一个冬天后,局势更加严峻,粮食和其他军需品严重缺乏,守城将士的士气严重低落,两年困守孤城的知州裴济,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书求救。


血书送到朝廷时,皇帝还沉浸在开封城弥漫的春节的节日气息里,大臣还在讨论着是不是要放弃灵州。


2个月后,灵州被攻破,这是唐朝以后内地政权第一次失去对这里的有效控制,也是党项正规的大规模军事力量占领宁夏境内的开端。

灵州,带给大唐帝国无比光荣之城,彻底从中原王朝的统治中脱离了出去。


走进灵州的李继迁,开始了西夏帝国建立前夜的准备工作。


一个帝国梦想也从这里开始起步。


李继迁决定把党项人在黄土高原上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中心迁移到这里。


他对手下人说:灵州北面可以控制河套、朔方,南面接引的是庆阳一带,是通往西部地区的要害所在。如果我们占据这里,坚筑城池,储备粮草,积极练兵,一旦时机成熟就四面出击,内地的宋政权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防备;我们以灵州作为进攻的资本,成就王霸事业。


1003年,李继迁便命令李继瑗和牙将李知白等人开始在灵州修建宗庙和宫殿。并以灵州为根据地继续向西扩张,并占领了今贺兰山一带。他的儿子德明通过28年的执政期,以和平换取党项羌发展需要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是以恢复和宋朝在边界上的榷场贸易,使党项人以宁夏东部盐池县境内大批的盐来换取宋朝境内的粮食以及日用品。


对宋朝称臣的好处不仅避免了宋朝采取的军事镇压,而且每年还能换取万两白银和3万贯钱、万匹绢、2万斤茶叶的赏赐,这也迎合了宋朝刚建立初期需要拿金钱换取和平的国策,宋和党项羌双方之间的“平安”景象被后来和党项羌军队交战的范仲淹如此描绘:宋夏双方的使者来往如同到家里一样,牛马骆驼和金银丝绸的交换,数量多得无法计算,两地之间30多年里只有耕种没有战争。


灵州在德明时期也得到了彻底改变,一个军事重镇逐渐被一个地方政权的国都代替,德明对宋和辽虽然称臣,但灵州城的建筑、宫室号令、仪仗卫队等,完全按照唐宋皇帝的规模进行。


1020年夏天,从银川(当时叫怀远镇)传来一种民间说法:贺兰山上有龙出现。


一些大臣乘机给德明说,灵州处于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上,容易受到敌人的围攻,作为国都,它的环境不如怀远镇,那里西有贺兰山作为天然屏障,东面和南面有黄河阻挡敌人的进攻,西面可直接打通向西扩张的通道,不如在那里修建国都。


德明采纳了这些大臣的建议,这年11月,下令改怀远镇为兴州,决定将这里定为党项国都。为了避免来自北面的少数民族骚扰,他又下令在今天的宁夏惠农县庙台乡修建省嵬城,作为兴州的北门户。


这次迁都银川,使党项高层贵族及一些民众彻底告别了游牧生活,从草原戈壁地带来到了水利发达的宁夏平原,这里发达的农业为帝国的奠基提供了更丰富的经济基础。


宋朝经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城市功能的改变:不少城市和开封一样,从单一的政治或军事中心,转变为生产制造中心。

灵州在德明迁都银川后,也开始从单一的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转变为西夏帝国的一些生产用品制造中心。


德明也仿效宋朝当时将开封和洛阳称做东京、西京一样,将灵州称做东京。


在《天龙八部》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这时马蹄声已近,陡然间号角急响三下,八骑马分成两行,冲进林来。八匹马上的乘者都手执长矛,矛头上缚着一面小旗。矛头闪闪发光,依稀可看到左首四面小旗上都绣着“西夏”两个白字,右首四面绣着“赫连”两个白字,旗上另有西夏文字。


金庸先生将以上场景安置在了南方,当时西夏经过了和宋朝上百年的战争,双方的悲恨情缘互相交织。但宋朝对西夏的敌意依然存在。


江南离西夏故地有着几千公里,西夏武士怎能浩浩荡荡地进入江南境地?而且大摇大摆地骑着马?还把自己的国家名称绣在旗上?“西夏”的称呼是汉族内地人叫的,他们自己称呼为“大白高国”,对宋朝自称为大夏,绣着“赫连”两个白字是不可能的,旗上写的西夏文字就更不可能了。


就是当时的西夏国境内的百姓,也不是全部能认识西夏文字,江南的人怎么会认识那些西夏文字呢?何况,西夏的国旗上怎能绣着已经消亡了的匈奴姓氏?


金庸先生还写道:原来西夏人在这顷刻之间,已在杏子林中撒布了“悲酥清风”,那是一种无色无臭的毒气,系搜集西夏大雪山欢喜谷中的毒物制炼成水。


西夏境内当时最大的山是祁连山,整个祁连山脉绵延几百公里,也只有不多的几段能有积雪,金庸先生又把他常常用的昆仑山、天山等“盛产毒物”的山脉套用在了祁连山上。

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西夏公主从灵州到西夏国都的路途中,出现了很深的沟壑、茂密的森林、湍急的流水,这些地理上的错误也很明显:从灵州到兴庆府,直线距离不过50公里,路途平坦,没有任何高山,灵州和兴庆府中间,黄河从中流过,两岸没有任何森林,而电视剧受小说的影响,将沿途描绘成风光旖旎、路途遥远且地貌复杂,显然是为了小说和电视剧的可看性和精彩性,而忽略了西夏的地理常识。

文章选自《火焰战刀花香:宁夏之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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