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文革”简史（5）：银川市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2017-06-11 文/芦学舜 口述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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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全面发动一场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权、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5月18日，中共银川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杨静仁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件召开会议，并制定出了银川市《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安排意见》，指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和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

为了加强对全市“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市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市委书记陈玉田任组长。

5月23日，中共银川市委召开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和部局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05人，市委书记、市“文革”小组组长陈玉田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

会议指出：当前必须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中共西北局《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意见》，进一步加强领导，继续组织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级干部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来，彻底粉碎所谓以“彭真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迅速“夺回文化领域中被资产阶级篡夺和把持了的领导权”。

随后，银川动乱局面的序幕就此拉开，并逐步扩展到工矿企业、各机关企事业和农村。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了“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破四旧”的运动高潮。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并推动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但如何破“四旧”，什么是“四旧”并没有说明，这势必造成混乱，出现乱拆乱砸乱抢的局面。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反谓造反行动。

8月17日，北京二中红卫兵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批判和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所谓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一切阵地，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

在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群众和红卫兵，进一步肯定了红卫兵组织的这些行为。

特别是林彪在大会上做了“红卫兵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鼓动后，红卫兵打砸抢烧的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掀起。

8月23日，宁夏大学成立了“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银川市的各中小学校随即也成立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

各校红卫兵组织成立后，仿照北京红卫兵组织的行为，开始猛烈冲击所谓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四旧。掀起了 “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即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高潮，并举起所谓“造反有理”的旗帜，提出所谓“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红卫兵看来一切古的、旧的东西，统统被指责为反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事物，必须予以破之毁之。

破“四旧”文明古迹被洗劫

随着“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鼓噪不断深入，“文革”运动也不断向纵深发展，所谓破“四旧”的浪潮风起云涌。

由于对什么是“四旧”没有界定。于是一切带有传统和外来文化印记的事物都在破除、砸烂之列。捣毁文物古迹，诸如庙宇、殿堂，甚至古居旧民宅，也要拆毁。

查禁焚烧图书字画，诸如我国古典名著和现代优秀文学作品，《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家》、《春秋》等，还有前苏联的名著小说《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等均被列为“封、资、修”的反动小说。禁止古装戏曲等文化遗产、封闭教堂庙宇，赶走神甫、和尚、尼姑等，均成为“革命”对象，“革命”行动。

红卫兵组织举起所谓“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旗帜，冲向社会，对准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符号及遗迹进行野蛮的打砸，大批文物在劫难逃。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完全损毁和不完全损毁的建筑遗迹有20余处。各大中学校的图书被毁最为严重，达几十万册之多。例如：银川市高台寺庙、积骨寺等，中山公园玉带桥东头的“镇黄牛”、岳武穆诗碑等大量的文物进行毁灭性的破坏。

当这些文化符号和遗迹该拆的拆、该毁的毁，再也没有可破坏时，红卫兵又发展到随心所欲的对文化名人、旧官吏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进行抄家和迫害，先是“警告”他们“老老实实”，“不须乱说乱动”、再是“勒令”他们交出“国民党委任状”、“变天账”等、最后“通牒”限期举家迁到农村“接受监督改造”。

在农村中的“四类分子”，被集中起来，进行“监督劳动”。他们的子女成了“狗崽子”是红卫兵的被逐出红卫兵组织，不是红卫兵的被逐出学校。

1966年9月20日前后，银川市红卫兵总部发布头号通令，有2197人，随迁家属4353人，被勒令限期3天，迁出城市，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在这场祸及城乡的“红色风暴”中，法律遭践踏，公理被扭曲，人民权利遭破坏。

立“四新”掀起疯狂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四旧”后，“立四新”就成了最终目的，但什么是“四新”，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四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谁也没有说清楚，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口号而已，为了表示自己是“四新”的先锋人物，红卫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

其实改名运动早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就已经开始了。

这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宋彬彬回答“叫宋彬彬”，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

此后，全社会开始纷纷效仿，把人名里的“福、禄、寿、禧”；“兰、花、香、英”等被当做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都要改为“革命化”的名字，什么是“革命化”不清楚，但都纷纷改为“永革”、“永红”、“卫东”、“敢闯”等等。而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街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也都掀起了改名风潮。一时间，市名、街名、厂名、校名、店名等也被更改，赋予“革命化”的含义。

诸如：什么“反帝”公社、“反修”村、“要武”中学、“防修”小学、“战斗”商店、“星火”街等等。如：银川黄鹤楼改为向阳饭馆，同福居改为宁新饭馆，宝珍照相馆改为东方红摄影部，银川浴池改为东风浴池。在农村，如：永宁县改为永红县，纳家户村改为朝阳村，永宁中学改为永红中学，许桥大队改为向阳大队等等。

这种“破”和“立”最直接的后果就演变为文化的大破坏，历史文化的大摧残，给全党、国家和人民，特别是给青年人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风俗习惯也成为“革命”对象

在整个破“四旧”中所谓“旧风俗”、“旧习惯”也是“革命”的对象，什么是“旧风俗”、什么是“旧习惯”，通通不能界定，完全由“红卫兵”个人来判定，这种判定结果是凡是“红卫兵”看不惯的、想要破掉的，凡是他们想毁坏的就一律破坏，一律不准存在。

诸如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西服、旗袍、妇女留的长发、卷发、年长者留的胡须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毁！

舞台上的传统戏曲、是“歌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才子佳人”，破！

最后的结果是满大街男女服装样式单一，以中山装为主调，颜色以灰、白、黑为主，人的整体容貌灰头土脸，失去了朝气。

如，贺兰县有3009名回族妇女揭掉了盖头，1000多名回族妇女搞掉了耳环、手镯等。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曾荒唐地提出，要求改变我国的交通规则，要变靠右行为靠左行，他们说，我们是革命左派，怎能靠右行！这样不是和右派分子同流合污了吗！

更有甚者，还提出，红绿灯的通行规定，也要改变，我们是红色革命派，为什么红灯亮让停下来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符合当今红色革命的实际等等。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