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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话的“秘密”

2017-07-25 文/任全国 口述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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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讲汉语的有十几亿人之多,在民族融合的历史长河中,造成汉语方言繁杂、语音语义分歧严重。十多种汉语方言,各自为阵,互相听不懂,若不是文字相通,很难理解是一种语言。

      银川话属于北方方言的“兰银官话”,除去独特的方言土语,在中国的北方和西南地区一般都能听得懂。

银川话的特点

      银川话与普通话差别较大:


      一是前后鼻音不分。


      二是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有些字的发音带有带有明显的喉音。


      三是古汉语发音浓重。把“去”发成ke或ki,说明银川话的古老,因为古代汉语是没有j、q、x的音,此类发音都是g、k、h。


      再如银川话把“街”说成gai;“巷”说成hang,也是这个道理。银川话还保留了古汉语的入声。比如:普通话的“下巴”,银川话说“下(ha)巴”。


      银川话中的“北、百、白、掰”不分,几个字全部发bia音。


      老银川的人常能听到这样一段顺口溜:“一出北门走了一百步,花了一百块钱,买了一百个西瓜,掰开一看,白籽白皮白瓤子,白白花了一百块钱。”用银川话读bia音,就会像银川方言的绕口令。而像“去”“隔”两个字在银川话中发ke、ga音,大有西南方言之味。


      读音不同的银川话的延伸词汇,也很有意思:如街(gai)门道,指旧时进出平房四合院的门房。巷(hang)口口,指巷子两头。鞋读hai,鞋克朗,指鞋里面;温鞋,即棉鞋。“穿的皮鞋(hai),走的渠拜”,如果按普通话读鞋(xie),就不押韵了。


      脚读jue,精脚片子指光脚丫子;角也读jue,黑读he,电影《黑三角》说成hesanjue。药读yue;药罐子,即指熬药的罐子,也指经常吃药的病人。 41 36144 41 14940 0 0 1791 0 0:00:20 0:00:08 0:00:12 3378还有麦子说成麦(mia)子。“我”加上“们”时,读音成了angmen。 


      四是北方消失民族语言的渗透。


      曾在银川平原生活过成百上千年的西戎、匈奴、鲜卑、党项等民族的语言词汇对银川话的渗透,一些词语很难让人理解,如:普通话中的“温水”,银川话却是“雾度子水”,“捉迷藏”叫“躲老蒙蒙”。


      有专家说,“哥哥”源于鲜卑语,唐朝进入汉语,因为之前的汉语只有“兄弟”。也许是从老银川话里传过去的。银川话对一些昆虫的称呼,疑是匈奴话的传承,或是西夏语的翻版。


      比如,银川话的“老虎召召”普通话是 “蜻蜓”; “喜蜊爪(chua)爪(chua)是“蜘蛛” ; “黑(he)油麦(mia)蚱”是“蟋蟀”。


      还如:雅称“接吻”,俗称“亲嘴”,银川话却叫“吃老虎”。把“刚才”说成“将谋”。另外,还有语气词,比如把“那里”读成“那(nou)点”,问路时要特别注意。


      声调的长短与路的远近息息相关,那(nou)音越短路越近,那(nou)音越拉得长,路越远。


      名词重叠也很有特色:多数时候带词缀,如桌桌子、房房子、吃(读mia)个菜菜子;有时却单纯名词重叠,犹如儿童语,如“把裤裤提好,手手擦干净”。

银川话的溯源

      语言专家对银川话各有见地,总体上认为银川话源远流长,它的形成经历了几次大的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既有“匈奴、鲜卑、党项遗风”,又有明清湖北、河北等方言的影响。使其在有吴湘方言“江南之风”的同时,又是北方方言大家庭的一个小支。


      水洞沟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产表明,大约在三万年前,银川地区就有人类居住。但是至今对人种、民族争论不休,更谈不上语言操持。到了殷商时期为北羌、熏粥所居,春秋战国时期则为西戎、匈奴活动地。


      当时的银川地区用何种语言交流,无从考证。


      现有史料表明,汉语大规模流入银川地区,最早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周向银川地区迁两万户汉族于丽子园,后又迁江南兵民三万余人于灵州。


      隋唐时期,汉语银川话得到了普及,成为当地人的交流语言。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国之后,推行西夏语言文字,汉语银川话肯定受到冲击。


      元朝建立,从湖北鄂州和隋州移民到宁夏,开创了湖北方言银川话的基础。明朝初年,朝廷无力控制边防,将银川等地的居民迁徙关中。


      后来又重新迁移人口到银川地区,“实以齐鲁燕晋周楚之民,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


      据载,清代“自乾隆到咸丰,宁夏水利大修,齐鲁燕晋陕甘之民趋赴。”明清形成的银川话,受邻省甘肃陕西和边塞驻军影响最大,从云贵川到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北方方言都能找到渊源,主体上就是北方方言的大杂烩。


      而且这个过程,因外省人口的频繁流入,一直在持续。


      银川话语中还保存了一部分古代汉语和比较多的元明清词语,如“社火、口外、支应、营生、怪道、路数、不上串、白眉赤眼”等。语法和西北其它方言大同小异。

银川话与其它方言的联系

      作家张贤亮在接受采访时说,宁夏是塞上江南,不仅是生活习惯有江南之俗,还反映在语言上。


      比如说,大街小巷,普通话叫巷子,银川话里叫巷(hang)子,实际上南京话也叫巷(hang)子。穿的鞋子的鞋,银川话叫鞋(hai),南京人也叫鞋(hai)。


      其实云贵川方言这些读音,也与银川话一样,在成都、昆明、贵阳等地听到发音相同的土语,感到十分亲切。


      有些银川土语,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一些地区也很流行。


      比如:猫猫是看看之意;固拥是乱动;隔应是讨厌,含让人恶心之意;矬子是矮个子;邪呼是耐性差、不经痛疼,含意可推而广之;出溜是往下滑;次毛是差劲;胰子是肥皂,香胰子指香皂;茅房是厕所、卫生间;冷子是冰雹;荷包是衣服口袋。扯磨是聊天;帮尖是合适、差不多;轴呼子是傀儡;超呼子是不实在,夸夸其谈者;老怕子是魔鬼;出特是聪明、机灵;瓷不愣登是不机灵、没眼色;而掉是扔了;毕了是完了;一老是经常、常常;不识闲是好动、闲不住;弯戏是调皮捣蛋;栽爹是坏蛋;光三是感叹、惊讶;跌趴吃是摔跟头;把言传是不要说话,不要告诉。


      这些土语距离汉语书面语差距太大,甚至没有汉字可以表述。有专家认为是融入汉族群体的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流传,也有随迁移人口的各地方言对银川话的影响。

银川的方言土语

      “蝶骨养伤”“ 庄户世道”“ 假装疯魔”在银川话里都是装模作样、故意、假装之意,如何区分应用,老银川也说不清楚。 


      “讨吃毛”不是指乞丐,是指具有乞丐习气的人;“死皮子”指无赖、脸皮厚;“啬鳖”是小气、吝啬;“扁(pia)扁(pia)子”更是有多重意思,既指单层笼屉,又指用高粱秆编制的缸盖、饺子盘,还指爱串门,到处游荡的人。


      人的肢体器官在银川话别有一番称道:“钩子”指屁股,真正的钩子却念(xuzi)。延伸:松钩子,胆小怕事;溜钩子,溜须拍马;精钩子,光屁股。高高是乳房,延伸:小孩吃奶叫“吃高高”;“高高不吃,眼睛也不睁了”,比喻目中无人、看不清事理。钩子和高高,都很形象,而且是人体的敏感之处,外地人初来银川,被告知讲这两个词要谨慎。玻璃盖是膝盖之意;二门盖是额头;腔子是胸脯;板筋是脖子。


      银川话的粗俗语难登大雅之堂,使用的频率却很高:日厌是讨厌、麻烦之意;日能是厉害,本事大;日脏是不干净;日囊是软弱;日鬼是敷衍;胡日鬼是瞎闹;日鬼弯三是没正形,没正经;日鬼寡搪是鬼鬼祟祟,唱反调;日特是毁灭;腾怂是傻瓜;碎怂是小孩,小家伙;拐怂是恶作剧或干坏事者;囊怂是懦弱者;贼怂是带贬义的精明者;贱怂是不自重,耍贱者;撩骚是勾引;骚亲是热情而不庄重;搧比斗是打耳光。

“宁大话”

      “宁大话”是银川方言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中一个过渡性的语言。


      其实过去在银川生活的满族旗人,经过二百多年的过渡,原操的北京话已夹上了银川土语,类似“宁大话”。


      正宗的“宁大话”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大规模推广普通话的宁夏大学中,银川版的普通话,有很明显的方言土语色彩。


      最初,在宁夏大学的校园里流行,戏称“宁大话”。 


      率先将银川话向普通话靠拢的“宁大话”,将银川的方言土语夹杂其中,引人发笑。


      如:“我(ang)们宁大的电线杆子一面(mi)子一个”;“你‘碟骨养伤’地做啥密子呢?”;“同学们坐好,把腔子挺直,两手放在玻璃盖上。”;“今天的天气拔(ba)得很”等等。


      文革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宁夏大学的学生是当时社会活动的主力军。学生们进行演讲、辩论,频繁的语言交流,他们努力地说着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使得“宁大话”走出校门,流向社会。


      其实“宁大话”并不只属于宁夏大学,这是习惯讲银川话母语的人,学习普通话的一种语言现象,它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提高,随着新生代母语的改变,“宁大话”已经淡出校园。


      现在社会上讲“宁大话”的还是大有人在,因为银川的广大农村和周边地区方言土语依旧浓重,从这种语言环境走出来的人群,以及讲银川话几十年的中老年人,在学讲普通话时,自然迈不过“宁大话”这道门槛。


      没有几代人的过渡,“宁大话”很难退出历史的舞台。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宁大话”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在客观上为推广银川普通话作出了贡献。“宁大话”既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也促进了银川话的发展变革。

当代银川话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移民银川的人口更是突飞猛进,短短三十多年,人口增加了十几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有幸参加了人口迁移的典型调查,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银川市区的本地居民仅占29%。来自陕西、甘肃、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四川、重庆、湖南、广东等二十多个省市区,和本区各市县的有组织移民和自发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占71%。


      众多的迁移人口给银川社会经济以及人口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讲银川话的成了少数人口,为了便于交流沟通,各地的方言土语渐渐让位给普通话。


      虽然银川人以普通话为交流语言,但一个家庭讲几种方言也非常普遍,在银川讲什么方言都不会受到冷漠,“到银川没有到外地的感觉”,这就是移民城市的特色。


      移民们所操的南腔北调的语言,与银川话相互影响,逐渐磨合,在普通话的强力推动下,形成了现在方言土语越来越少的银川话。


      直到今天银川话仍然带有混合型或过渡性的特点。


      现在银川话的读音,已被普通话同化了,一些土语不讲了,普通话成了银川的主流语言。加之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80后的新银川人基本上不会讲地道的银川话了。


      当然,即会讲流利的普通话,又会讲现行银川话的青年人,亦是大有人在,青年女性尤为出色。


      随着普通话的深入,银川话作为一种区域方言,一种地方文化,它将和普通话长期并存,越来越多的向普通话靠拢,发挥着语言交际工具的作用。


      银川话最终何去何从?将和其它方言一样,按照语言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在漫长的岁月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文章选自《银川党史网》图片源于网络

文章作者供职于银川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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