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大槐树与宁夏中卫的渊源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这首民谣代代相传，传唱了五六百年，曾让多少移民“塞北江南”的中卫后世子孙流下了思乡的泪水。
在今中卫市沙坡头区及中宁县，凡提到人们的祖籍，众多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洪洞大槐树究竟与中卫人有着怎样深厚的渊源，如此使人们萦绕于怀呢，这里面有一段辛酸的移民史。
元朝末年，中原腹地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加上水、旱、蝗、疫，天灾不断，黄淮二河屡屡决口，“淹没田亩无数，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芜”，致使中原大地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无人迹。
中原诸州，元末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
得中原者得天下，失中原者失天下。
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八月十五杀鞑子”，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得了天下。为了巩固政权，医治元末以来天灾人祸造成的创伤，迅速发展生产，这位封建帝王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等人的建议，做出了向中原地区大规模移民的战略决策。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洪武大移民，也是明王朝第一次大移民。
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之后，建文帝继位，搞了一次“削藩”，不意惹恼了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扫碑”“靖难”为名，从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一路杀向南京。
攻克南京之后，朱棣当了皇帝，迁都北京。一次“靖难之役”，整整打了4年。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燕王扫碑”。
这一扫又扫得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雪上加霜。
“民非杀即逃”，中原大地，赤地千里，黄尘万丈，疮痍满目，人迹杳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于是，朱棣又效仿老皇帝朱元璋搞了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即永乐大移民。前后两次大移民，历时整整五十年。
明初这两次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大移民为何选在山西，又选在洪洞这棵古老的大槐树下呢？
有歌唱道：“右手一指太行山，左手一指是吕梁，还有那汾河的水，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山西两山夹一水的地形，铁桶一般的坚固。
虽然处在黄土高坡，穷山恶水、小灾不断，但大灾少有，旱涝饿不死。
特别是元末蒙古贵族察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利用这有利地形，割据一方，战火也极少涉及。
所以，正当中原地区遭兵乱荒疫之时，山西却得天独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人丁兴旺。
加之相邻各省的难民源源不断地逃荒到山西，山西成为明初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000人，河北人口为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0454人。而山西人口稠密又首推晋南汾河平原，仅平阳（临汾）一府就有165万之多。晋南又以地处交通要道的洪洞县为最。
洪洞大槐树植于汉代，《洪洞县志》载：明时洪洞广济寺旁是宽阔的驿道，驿道旁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树身数围，荫遮数亩”，因位于空旷的汾河滩上，老鸹便在树上筑满了窝巢，成为方圆百里独一无二的奇树。树西是殿宇巍峨、僧侣济济、香客不绝的广济寺，树下是阳关古道，通达四方。
洪洞又正合“洪武统一天下”之简称谐音，所以明政府将洪洞定为移民集散的首选之地。
移民并非是件容易的事。
据说为迁民顺利，明政府便设置骗局，在当时移民的汾州府、辽州府、沁州府、潞州府和平阳府等州府县衙广贴告示，晓谕乡民：凡不愿移民者，限三日之内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领取免迁证；愿移民者可在家等候。
于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披星戴月昼夜兼程，犹如百川归海，从四面八方纷纷赶到大槐树下。八日之内，就云集了十几万人。
老实的庄稼人还未喘过气来，便被官兵团团围住，这才知上了官家的大当，愿移也得移，不愿移也得移了。
明政府在广济寺设立了迁民机构，进行移民登记，发给“凭照、川资”，尔后再由此处编队迁送。
他们被官兵绑起来，连成长队，像犯人一样，分别向全国一百多个府县解押。据史料记载，移民活动大都选择在农闲的晚秋时节进行，而此时的槐树叶已经凋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冠和那醒目的老鸹窝，在萧瑟的秋风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
俗话说：故土难离，被迫踏上不归之路的移民们，人人悲伤，个个哭泣。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木棍，迈着沉重的步伐，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渐行渐远，遥望着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依依惜别，潸然泪下。
天长日久，岁月无情地冲刷去了一代又一代、寄居他乡的山西移民们对故土几乎所有的记忆，只有那临别之时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还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心头。
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在移民群体中唯一广为流传的故乡的标志，进而变成了故土的象征性符号，深深融进了一代又一代移民后裔们的血液中。
传说，当时在移民的途中，人们仍幻想着再重返故土，为日后便于确认，便把脚上小指甲剪为两瓣。
也有说是当时官兵怕移民在途中逃跑而做的记号。
时至今日，人们的小脚趾甲凡是两瓣的，据说都是大槐树移民的后裔，有“脱履认亲”之说。
而“解手”一词和人们走路时习惯性的背手动作，据说也源于这里。
移民在押解途中，由于手被连绑着，要大小便，就得向押解官禀报：“老爷，我要撒尿。请解手。”次数多了，就简化为：“老爷，我要解手。”“解手”就成为大小便的同义词了。
根据《明实录》以及大量的家谱、碑文记载，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
据《宣德宁夏志》记载，洪武初，住在宁夏的居民，“有仕宦者、征戍者，有谪戍者，齐、楚、吴、越、秦、晋之人皆有之”。
《万历朔方新志》亦云，洪武年间，朝廷迁“齐、晋、燕、赵、周、楚”之民到宁夏屯驻。晋，就是山西。山西移民宁夏的时间，当在洪武九年（1376年）及其以后。
此时是“宁夏（今银川）设立五卫，迁五方之人实之，以左屯卫军余屯种于中卫”之时。
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建宁夏中卫，属陕西行都司，裁鸣沙州并焉”。
中卫有了指挥使司，建了都司署，编制有六千名军卒戍守。
这时，应是山西移民大量定居中卫之时。
因为移民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涉及人口分配、安置、住房建设、初期的生活以及生产活动等等，这些都必须由政府部门统一负责进行。
卫所是军政合一的组织机构，卫所建立以后，这些复杂纷繁的事务才可以得到落实。
因此，中卫地区的少量移民在洪武九年及其以后，而大量移民应在洪武三十二年及其以后。
宁夏各市县都有山西移民。
据调查，中宁县宁安乡殷庄村农民郭凤召家原有家谱、有祠堂，家谱在清同治年间因兵祸遗失。
听祖辈代代相传，家谱载，祖籍山西省汾阳府洪洞县北社里村，于明洪武九年由官府强制迁移至此。
同时从社里村迁来的郭姓有18户（每户先来1人），每户发耕牛1头、犁1张，因此人称郭姓住地为“十八犁”。
当时迁来户与原洪洞县未迁的郭姓各执铜牌半个，以备日后探亲寻祖时为证。有牌证者，老家的人可招待食宿并借给路费。
现在郭姓在中宁县是大户，人丁兴旺，住地分散在多处。
五百多年的悠悠岁月，移民后代不论走到哪里，都知道“大槐树是我们的故乡”。
在中卫沙坡头区，过去一些有家谱的人家多都反映祖上相传祖籍是山西洪洞大槐树。
“槐树”有怀念之意，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因此许多移民都栽种了槐树。
在中卫城至今还有用槐树命名的巷道，叫“槐树巷”。
在中卫常乐枣林村，有保留数百年历史的大槐树，那巨伞般的树冠原可覆盖一亩多地，被村民称作“老槐爷”，只是动乱之年被砍去了几枝骨干，现在虽今非昔比，但仍然非常壮观，那硕壮的树干3个人也抱不过来。
树下韩家长者说，他家前十二代先祖由山西迁来时带来小树苗，栽下了这棵树，祖祖辈辈把这棵树当神一样看待，连树上落下的残枝败叶也不敢烧，端着倒入渠中，任其随水漂流。
这些，都是为寄托思乡之情而留下的凭证。
玉树临风的古老大槐树作为历史的遗迹和见证，昭示着世事的沧桑，也荫庇了无数的生灵。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新巡抚张锡銮率三镇兵卢永祥部进攻山西革命军。卢军所到之处肆意抢劫，不余一家，不遗一物。
当浩浩荡荡的队伍开来，临近县城外的古大槐树，准备血洗洪洞县城时，奇迹发生了，部队中的冀鲁豫籍官兵纷纷丢盔弃械奔于大槐树下，折槐枝为香，下跪参拜，说是回到大槐树老家了。当官的无论怎么发号施令，也无法使队伍集合起来。
由此，洪洞县城数十万百姓免于一场血光之灾。
后来，为感激大槐树的功德，便在旁边建起一座牌坊，题刻“荫庇九洲”四个大字。再后来又在原大槐树下修建了碑亭。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石碑一座，高一丈零五，宽二尺四寸有余，碑冠篆书“纪念”之字；正面篆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书大字，背面刻有叙述迁民事略的碑文。
五百多年过去了，昔日僧侣济济的广济寺早已风卷云散，当年那棵古大槐树也已经干枯，但枝干仍挺立，且生生不息，嘉树延年，陆续生出了第二代、第三代大槐树。
洪洞县在古大槐树处建设了一个占地22公顷的综合性公园——大槐树公园，由洪洞籍著名书画家董寿平书写了“迁民遗址”的门额，并在每年农历的四月一日至十日举办寻根祭祖节，每年有许多寻根问祖的古槐移民后裔和旅游者前往参观，这其中包括不少中卫人。
文章选自《中卫往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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