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安进 图/网络
(本文略有重口味,请未成年人和淑女停止阅读第三部分)
一
近段时间全国房价飞涨,托这大好形势的福,无论我是在上厕所还是睡觉,都感觉屁股下面的这个房子默默地在帮我增值,这么好的事,睡着了都想笑。
但还是有心怀不满的人。早期业主有一些是中科院的学者,时常抱怨这几年新来的业主越来越有钱,但素质越来越差,开车不讲规矩,见面不打招呼;还说起小区早期的风景,车让人,拐弯排队礼让,开门时自觉为后面的人扶住门,同一层楼夜不闭户,仿佛一个文明的孤岛。
听多了,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高房价竟然能把现代的学者逼成九斤老太,真神奇!
小区里的有钱人到底长得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倒是见到不少这样的现象:光头憨脖子,短T恤花裤衩,T恤的领子是立着的,脖子上有金链手腕有佛珠,腋下夹个小包,走起路来目不斜视,庄重得象要去拯救地球,出大门时前面的人帮他扶了门他就自己侧身而过,然后把烟头往地下奋力一掷,顺便吐口唾沫。
赶紧跑,有钱人来了!这是激愤的学者传递给我的信号。
二
其实,有钱人并不见得是坏人,他们当中有很多是爱国的。
前段时间,女乒冠军的老公、山东地产商“郭同学”就在日本以拧开水龙头的方式“爱国”了。
当时我就想,基于被日本长期蹂躏而产生的奇耻大辱,以山东人的血性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不说把酒店一把火烧了,最起码也应该砸点电视机、家具。但“郭同学”知道,再怎么恨日本人,但砸了东西是要赔的,而选择拧开龙头放点水,于己无害,于对方无关痛痒,一个性价比最佳的“爱国”生意就这么做成了。这么一来,“郭同学”开发的房产自然也是“爱国”房产。
仅就这一点而言,“郭同学”比西安的“爱国”青年蔡洋层次高出不少。“蔡同学”以U型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头颅,并因此获刑,这国未免爱得太实诚了点。
2012年9月15日,西安“爱国”青年蔡洋用U型锁砸穿了日系车主的脑袋。
爱国者“蔡同学”没有像爱国者“郭同学”那样,把自己的“爱国”行为公开到网上去标榜。也许“蔡同学”明白,我们所努力表达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最缺乏的东西。喊什么“万岁”的,潜意识里是知道那东西寿命会很有限的,往往千年、百年都到不了。任何标语和口号,本质上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惶恐。
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蔡同学”如果不吃不喝攒钱五十年,也买不起“郭同学”开发的一套房子。“爱国”者之间如此不平等,很容易引起愤怒,“郭同学”很显然也是害怕U型锁的,他的表态无疑向“蔡同学”们表达了“咸与爱国”的意向。一个精明的商人在公众行为上的智商,就是他眼里的公众的智商。
我常想,一旦中日真的再次开战,会是什么场景?“蔡同学”会不会继续拿着U型锁奔赴战场砸日本坦克?“郭同学”会不会带着女乒冠军提前移了民跑到国外,拧开水龙头继续对着国内喊“加油”?
三
网上曾经有一个段子:某医院给一男子治病,不小心将其一个睾丸切除,最后赔了60万。于是,一些城市年轻吊丝就自嘲道,想着自己每天携带着120万固定资产挤地铁,心里无比自豪。
若干年过去了,现在误切一个睾丸获得的赔偿可能也提升了。也就是说,年轻吊丝们挤地铁所携带的“固定资产”比以前多了,但,然并卵。即使侥幸有了房子,高房价如同医院切睾丸的赔偿提高了一样,并不能从中受益。
我很担心,一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萧条似乎呼之欲出,底层人们的生活将再次陷入贫困。对此,人民日报表示情绪稳定,其在《失去奋斗,房产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的评论中,号召人们“要相信依靠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声称“相比于房子,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的双手”。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通篇都是真理,不过我只是有两个疑问:
其一,央企为甚不放弃垄断资源而靠双手致富?官二代为什么不放弃权力资源而用“奋斗”改变命运?
其二,许多的家庭,他们不过是为了获得在城市立足的地方,就不得不耗尽两三代人的积蓄和今后几十年的生命,“房产再多”又从何谈起?
曾几何时,底层百姓也是相信靠双手的勤劳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最终事实证明,这些劳动的成果最后被高房价无情吸收。高房价已经变成一台抽水机,源源不断地将底层人民用双手创造的财富,抽到政府和达官贵人的腰包。高房价和类似的“抽水机”是一些扭曲的制度造成的,在这种机制改变之前,底层人士的“奋斗”能有什么用?充其量不过是向抽水机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而已。
人民日报不去质疑并呼吁改变造成社会不公的体制,反而去呼吁底层吊丝们面对高房价要保持“情绪稳定”,这是一种何等的无耻!我仿佛看到一头面容慈祥的狼亲切地抚摸着小羊的脑袋,说:“乖啊,别害怕,羊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失地农民,被城管四处驱赶的小贩,他们一直在坚持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但社会似乎并不给他们这个空间。机会不平等,社会阶层固化,赢者通吃,当不公平的社会机制对底层人们形成合剿之势,再呼吁他们要坚信用双手创造财富,还有一点良知吗?鲁迅先生笔下还有个衍太太,冬天叫孩子们吃冰块比赛,唆使孩子们偷母亲的首饰卖钱,给孩子们看春宫图。我仿佛看到衍太太们复活了。
“没房的人为房子日夜奔波,成为物质上的房奴;炒房的人则梦想着躺着把钱挣了,成为精神上的房奴”,这种华丽的辞藻,掩盖了为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存条件而奔波的底层人们的艰辛。我倒是想问问,是谁在躺着把占房价一半以上的土地的钱给挣了呢?这又算是什么“奴”呢?
抑制高房价,许多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路径:放开土地供应,抑制投机,大量供应廉租房,但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却仍然在充耳不闻地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从历史看,无论是分田到户,还是取消农业税,还是高房价,其实政策并非不可改变,只是不到吊丝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政策好像是不会回头的。在政策制定者的严重,在百姓民生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关心。
设想一下,一波波血气方刚、无忧无虑的年轻人每年从各种学校鱼贯而出进入社会,他们除了自身携带的“固定资产”,还能从社会拥有什么?如果象人民日报建议的这样,让这些年轻人去静心搞产品创业,谁去关心他们的生存?就算幸运者好不容易搞出了好产品,最终都会被我们的企业家和投资家们以“质次价低”的法宝统统搞死。这一风险,“郭同学”承受的起,“蔡同学”却是承受不起的。
人民日报的结论说的对,高房价发展下去,会损害社会的活力,但他给出的方子却是错误的。要恢复社会的活力,不是通过把底层人们麻痹在“奋斗改变命运”的童话里,而是要告诉他们残酷的事实,以及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大家一起努力改变这种扭曲的机制。机制不改,吊丝们终将发现,他们几年“奋斗”下来仍然只剩两个充满活力的睾丸,而这也几乎是他们继续“爱国”的唯一资本。
这正是:
云对月,地对天,驴脑对牛鞭。房叔爱政府,吊丝有睾丸。
【个人简介:杨安进 律师】
北京市维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自1998年至今一直专门从事专利代理和知识产权律师工作。2013年被评为北京市“十佳知识产权律师”。
2005年担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评审专家。现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专家,商务部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专家。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等高校研究人员或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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