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历史上的今天——闻一多，不仅仅是个“诗人”。

『 三峡青年（ctgutw）第359期推送 』

本期编辑 | 三峡大学青年传媒集团  武筱祎

文章来源 |《三峡青年》报社  孙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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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他“一诗一文一烟斗，一个脊梁一声吼”，苦短人生里，他用炽热的情感、和谐的音律，优雅而坚定地捍卫着一个民族的尊严，他就是闻一多先生。明天（11月24日）是闻一多先生诞辰117周年纪念日。

闻一多说

我们的缘很短，却也曾有过一回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尽可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

哪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书要读懂，先求不懂

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

个人之于社会等于身体的细胞

要一个人身体健全

不用说必须每个细胞都健全

青年盲目而又不盲目

在平时他不免盲目

但在非常时期他永远是不盲目的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闻一多·素描

闻一多

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

闻一多本名为闻家骅，字友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对古典诗词和美术情有独钟，成人后涉猎广泛，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等等，经常手不释卷。

1912年，13岁的闻一多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开始了在清华的十年学子生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激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并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

1922年，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虽然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但他却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诗歌。次年9月，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红烛》。

1928年，他的第二部诗集《死水》出版，标志他在新诗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

1937年抗战爆发，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也塑造出了他经典形象。1943年以后，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5年，在国民党特务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后，闻一多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进步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惨遭暗杀。四日后，他置生死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闻一多之子闻立鹏为父创作的油画《红烛颂》

闻一多·七子之歌

《七子之歌》作于1925年3月，当时闻一多正在纽约。

1925年夏天，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闻一多再次踏上祖国的热土，将西服和领带甩进江中，急切地投入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然而他没想到，“国破山河已不在”，祖国已被列强蹂躏得支离破碎，七块土地已被强行占领。诗人愤笔行书，很快便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现广东湛江）和旅大（旅顺、大连）。

七子泪下，诗人悲歌。在诗篇的序中，闻一多写道，因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诗人心中无尽的愁苦和担忧可见一斑。

后来，七首诗歌之一的《七子之歌·澳门》被改编成大型电视纪录片《澳门岁月》的主题歌，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而广受传唱，并被用作1999年12月20日迎接澳门回归的“主题曲”。

青年时代的闻一多

《七子之歌·澳门》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

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追念闻一多先生》（节选）

文/冰心

1979年4月19日

原载《闻一多全集》

闻

一多先生是我所敬佩的诗人，他的诗从《红烛》到《死水》差不多每首我都读。他学贯中西，对于中国的古诗和西洋诗都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中西的诗的格律他都能融会贯通，用起来流畅自如，得心应手。因此他的诗读起来总是那么顺口，那么有力，那么自然，那么铿锵。他自己曾经说过；“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的诗大都做到了这几点，只是后写的《死水》，比《红烛》更为凝炼谨严一些。

我不是诗人，我说不出评诗的内行话，作为一个诗的爱读者，联系到闻一多先生的一生，与其说是诗如其人，还不如说他自己就是一首诗——一首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诗；一首伟大的爱国诗篇！

我

和一多先生的晤面谈话，往多里说，也只有七八次。我记得第一次是在1925年春天，我们在美国波士顿的留学生演古典剧《琵琶记》，一多先生从纽约来波士顿过春假，因为他是学美术的，大家便请他替演员化装。剧后的第二天，一多先生又同几位同学来看我。那天人多话杂，也忘了都说了些什么了。第二次我记得很清楚的见面，是1930年夏天，他同梁实秋先生到我们的燕京大学的新居来看我们（那时我和吴文藻结婚刚满一年）。他们一进门来，挥着扇子，满口嚷热。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间屋子里看了一遍，又在客室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突然笑说：“我们出去一会就来。”我以为他们是到附近看别的朋友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以后可记着点！”说得我又笑又窘！那时我们还不惯于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茶烟待客的“风俗”。

虽

然和一多先生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在我的脑中是个很熟的人。吴文藻和他是清华同学，一多先生的同学和朋友，差不多我都认识。从他的和我的朋友的口中，我不断地听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诗，更多的是他这个人！他正直，他热情，他豪放，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他的亲朋，热爱一切值得他爱的人和物。他是一团白热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经！他自己说过：“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彻云霄，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所以他的诗，就是他的语言，就是发自他内心的欢呼和呐喊，不过他的呼喊，是以有艺术修养的、有节奏的“跨在幻想的狂瓷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着胆引嗓高歌”出来的！

他

在留美时期，怀念乡土，怀念着朋友和亲人，他提早回国来了，他发现在他“尺方的墙内”并没有和平，中国有的是“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他没有方法禁止自己的心跳。抗战时期，他兴奋地随着他教学的清华大学，辗转到了昆明，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他的兴奋情绪又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下去。但是越到后来，更加冷酷的事实，使他更是站在进步的年青人一边，使他觉悟到“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这个时期他没有写诗，但他说：“诗是负责的宣传”，他重视诗的社会价值。他把自己的诗人的力量，投入到人民力量的大海怒涛之中，1946年7月15日，他终于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作

为一个诗人，一多先生写的诗并不比别人多，但是他的死是一首最伟大的诗！早在1926年4月，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那篇文章里，他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订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善、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

毛主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曾经是民主个人主义者，而首先是个爱国者的闻一多先生，一旦找到了和广大人民相结合才能救国的真理，他就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我们这些不是诗人，但还是中国人的人，骨气还是要有的！在祖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也还会遇见各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的淫威”。让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这句话，永远这以闻一多先生为榜样，无论在哪一种的黑暗淫威之下，都努力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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