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学文学大师刘波：入心的批评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创造

『 三峡青年（ctgutw）第419期推送 』

本期编辑 | 全媒体协调中心·新媒体运营中心记者  武筱祎

图文来源 | 宜昌达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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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

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

《星星·诗歌理论》杂志“每月诗歌推荐”栏目特约主持人。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扬子江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知名刊物发表评论文章多篇。

先后出版有《“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视》、《文学的回声》、《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等个人专著。

曾获得湖北文艺评论奖、《后天》批评奖、《红岩》文学批评奖等多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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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就是在持续建立和不断推翻的矛盾中一直从事文学批评，且还将它当作了爱好，这看似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世事就是如此，很多的不可能都在自己身上发生，那就也预示着，一切皆有可能。我在批评之路上曲折前行，且变得越来越艰难，这样说可能会引起一些读者朋友的反感：你之前的那些批评文字，难道是在非常痛苦的境况下写出来的吗？当然，那些文字我写得可能不痛苦，但也不轻松。何以至此？皆因批评的难度和对自我的要求。初出道时，仗着“无知者无畏”和满腔的激情，总感觉有很多话要说，但随着批评的深入，我越写越慢，越来越不敢造次。这是我有一段时间最真实的心境。当看到一些同行朋友们读完作品就动笔时，我只剩下了羡慕，因为我做不到，于是，我由一个做记者时练出的“快手”，一度变成了严重的拖延症患者。这一路艰辛坎坷，可能只有亲历过，才会参透其中的痛苦滋味。虽然文学批评属我所爱，但我想说，它并不是一件多么美好和轻松的事情，尤其是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是折磨人的苦差。

之所以仍然愿意坚守在批评的路上，还是在于它出示了一种可以引领我前行的内在力量。它的边缘化，不至于让我在浮躁与喧嚣中太过功利，而身在学院，批评又让我能保持着在现场的敏感，同时也能通过阅读来体验文学的丰富与复杂。读到好的小说，会拍案叫绝；读到好的诗，也会心有戚戚。所有的感慨和共鸣，不仅仅影响自己世俗的日常人生，同时，它也能在文学的意义上带我走上精神思索的路径。因此，当年从事文学批评，乃至于后来一心专注于诗歌批评，这看似长久学院学习的结果，其实也与性情有关。我兴奋于诗人的想象力发挥和语言创造，当初只是因读后有所感，就顺理成章地将感想写下来，这种读后感式的文字，一度也是我进行批评的基础，正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建立的自信，让我持守在批评未完成的途中。

▲刘波老师是文奕君（马毅洋）在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时期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很多人可能都曾对福柯提出的批评理想抱有相当的期待，“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够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可是在当下的人文环境中，福柯所倡导的理想主义批评，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我也曾受惠于学院的训练，但那不过是技术和方法的规训。我觉得更重要的，还在于自我的唤醒和批评的自觉。当我们面对具体作品时，如何切入其内部的肌理，感觉当然重要，但除了感觉，应该还有更理性的判断和更专业的分析，这可能才是批评能让人信任的关键。一个人的感觉在批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气质，而学理在其中所折射的就是修养。在当下，何以我们看了那么多的批评文章，仍然感觉像是读了一篇，大同小异，千篇一律，自我复制，还是在于文章本身没有鲜明的特点，没有独特的风格，难以给人眼前一亮的震撼。这种震撼，最先表现的应是文字本身的精彩和美感，然后才是观点与思想的新颖。因此，福柯所梦想的那种批评，接法国批评家蒂博代的说法，应属于大师的批评。而大师的批评多由作家和诗人自己完成，可能并非那些学院批评家所写，这就给专业从事批评的学者设置了一个难题：你的批评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大师批评的高度。那我们的批评还有意义吗？批评家的写作属于职业的批评，但正是职业化让批评家能找到自我认同感。否则，他可能就是在做无用功。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对自己文学批评的定位，也从来不会在道义上追求一种表面的公正，有时，繁复的批评文字背后，很可能就是一堆废话构成的假象。因此，面对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面对每一篇小说或每一首诗，我力求取对话之态度，让自己的文字入心，入情，入理，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追求的目标。在表象繁荣的背后，很多的批评难免滑向浅薄、庸俗和应景，我们是否应该保持适当的警惕？否则，批评很容易陷入谎言的困境，这样就难以在精神上通达作品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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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以来，有些文学研究者所写的文章，貌似很专业，但透过其文字，我们却难以从中获得多少趣味性和启发性。何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般来讲，专业的研究主张客观、冷静的分析，这本是好事，但当我们在客观、冷静的文字背后看不到批评家这个人，感受不到他的体温，那就谈不上什么感同身受。所以，当批评文字中充斥着那些冷漠的分析解剖、玄奥的概念堆积，以及晦涩的过度阐释，是难以让人有亲近感的。

没有亲近感的批评文字，也就很难让人产生必要的信任。如果批评家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作家作品施以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单向度解剖，而不是去发现作品的智慧、趣味和美感，这样的批评很难获得创造的持续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批评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作家和批评家的相互不信任：如果不真正进入到作品的内部，不去挖掘隐藏在作品背后作家个体的秘密心思，终究是无法写出令人信服的文字。在这些年的批评实践中，我所存有的一个重要疑问，就是批评的及物性和有效性在面对具体作家作品时是如何体现的。尤其是在诗歌批评上，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一方面，沉于单纯的文本细读，却又无法从细读中提炼出对诗人写作有价值的观点来，以和诗人的写作形成有效互动。这种批评没有多少超越感，无法激话文本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有些批评家不是在对诗作进行分析，而是借此来阐发自己的某些哲学理念——先亮出自己拟定的观点，再对观点作详细阐释，而作品在他的文章中就成了道具或者工具，即用他人的作品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理念性的，而理念批评很容易就导向玄学化和神秘化。那些高深莫测的批评文章，我们读起来也是感觉不知所云，这种批评所呈现的不是清晰性，而是一种缠绕感。当这种批评不是在为我们提供解读文学的角度与方法时，它的小圈子化是否就是对批评本身的某种不自信？

真正站得住脚的批评，它应该是明晰的、清楚的，不是说让人一看就懂，至少它不会故意去绕弯子，去兜圈子。尤其是在面对批评的哲思性时，它所呈现的是批评的力度，不管是求疵，还是寻美，对作品的基本判断应是首要之举。因此，批评的及物性在混沌和暧昧面前是失效的，一旦及物性被取消，那么，批评的有效性就会因此大打折扣。有些人的批评文章，我们在读过之后，除了一堆盲目使用的概念术语，可能很难从中捕捉到什么信息和美感，至于他所评论的作品到底怎么样，也难以从其文字中看出所以然来。这就不仅仅涉及到批评的及物性与有效性了，而且关涉到批评的伦理：你写批评文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仅仅为了批评而批评，还是为了应景而寻找理论的支撑？这看似无关宏旨，其实对于批评家本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认知。批评的伦理问题如果不解决，批评的合法性就相应地不能获得理性的建构。

我并不是要刻意夸大批评的功能性，仅仅就为了论作品而论作品，这样可能难免陷入狭隘之境，而缺少一种批评的宏阔之意。而就作品的批评稍稍延宕开去，这样或许会让文字更富魅力，也能由此获得一种肉身化的性感，而不至于太单调，太平面化。我们知道，批评的创造性与其立体化息息相关，它既要有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和文本分析，也要有对作品背景的回望和梳理，从而让批评获得自身的审美性与厚重感。但凡富有智慧的批评，确实是离不开理性深度和历史感的，这种历史感的获得，不仅针对作品本身，同样，也会对批评家提出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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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提倡的入心的批评，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让文字背后的批评者这个主体出场，真正做到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以便让批评远离冷漠和狂傲，并契合于一种人性的价值观。这也是我通过这些年的批评实践，所得到的最大感受：尽量准确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批评对象，既不过分苛责，也不刻意赞美，褒贬都必须基于文学最本质的判断。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再去寻求批评本身的风度和力量。

就像福柯所提出的批评梦想，赋予作品以生命，他的前提当然也是对批评文字的美学性有所要求。有些批评家可能更注重批评的观点、行文的逻辑和思想的演绎，认为这些才是根本，当然，这些因素很重要，但不可因此而忽略乃至牺牲掉文字的美感。任何一篇文章，一旦没有了文字上的美感和快意，是很难让人读下去的。文字本身都不吸引人，我们又怎么能透过文字去捕捉思想的真谛呢？如果说写作实践是一种创造，那么批评同样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是一种集想象、文采、理性于一体的文字创造。

放眼当下很多专业文学批评与研究类期刊，读起来索然无味的论文太多了。当越来越多的“学术垃圾”被制造出来，我们又以什么样心态来应对自我的创造？对其他批评文字的要求既然如此，那么，我自己在进行批评时，也自然地遵循了这一标准。首先得把文字经营好，这是前提，也是写出优秀批评文章的保证。当我面对那些优秀的小说与诗歌时，如果不以创造的心态来寻找它们闪光的部分，来挖掘它们内在的价值，那么批评也就失去了其独有的味道和力量了。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有创造性的批评也应有它潜在的神圣感，它让我们在写作与阅读批评文字时，也能抱有一颗敬畏之心。这也是我上面提到的越来越觉得下笔就难的原因，不是写不动，而是不敢写。当一个批评家意识到必须对自己写出的每一篇文字负责时，就会对随意下笔保持警惕，否则，就很可能要为自己的随意和想当然付出必要的代价。

从事诗歌批评的近十年，我也曾摇摆过，彷徨过，有时觉得这些务虚之事，只不过是为“学术垃圾”山增加一点高度而已，这样一想，一种虚无主义的感觉会阵阵袭来，几近摧毁长久以来建立起的批评信心。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写作的边缘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诗歌批评的边缘化，很多批评家与研究者只不过是在学术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说内心从来没有过动摇，会显得过于虚假和矫情；可即便如此，我如今还在坚守，或许就是因为它的边缘与无用，才让我抵挡住了太多的诱惑和浮躁，让我不至于迷失在过度世俗化的追求里。因为，诗歌批评毕竟也是一种文学的创造，且是有难度的语言创造，它在理想的层面上仍然带有飞翔之感。

我相信，能写出带有飞翔之感的文字的人，应是富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他不会太过庸俗，如同写诗一样，能在想象和现实的世界里营造自由的空间。正如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所言，先锋就是自由，而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批评，它当是义理和辞章的巧妙结合，仅有义理而不注重辞章，文字就会显得寡淡无趣；若只重辞章而忽视义理，一旦将文章华丽的修辞去掉，最后可能什么都剩不下，所以，义理和辞章在批评文章的写作里缺一不可。如要将二者运用好，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艺，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体现。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试图靠近那样一个境界，也当是批评理想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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