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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历史

2017-09-01 岭南客编译 岭南天问阁




按照发展阶段,汉语可以分成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两个阶段,一般以“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为分水岭。


一、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又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在不同阶段最明显的差别是语音,而上古汉语还有文字也与后世不同。狭义的古代汉语的面貌大体上和中古汉语一致,因为这是古代汉语发展最繁荣、影响力最大、产生最多代表性作品的时期。


古代汉语的三个发展阶段:

(1)以先秦时代为核心的上古汉语


其语音体系一般称上古音,以诗经和形声字的古韵推测,文字为甲骨文、金文和篆书;时间跨度上上古汉语指的是商朝至汉时期的汉语,其语音依照演进又可细分先秦音系与汉代音系。因为上古汉语的构拟不建立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因汉语非采拼音文字,故不能从据于不同时代的“拼法”来推断古读音。此一原则和印欧语不同。


上古音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中古汉语(《切韵》音系)倒推上古音。在中古音的基础上,可以用《诗经》的韵部和谐声系列(形声字)来推测古代的发音,还可以用汉语方言的存古特征和一些外部证据(汉藏语系、壮侗语系、苗瑶语系等语言中的汉语同源词和借词)。


古时,人们不知道一个语言的语音会有发展变化,在阅读先秦古籍时(如《诗经》)发现一些不和谐的音韵,为了求和谐,将这些不谐音的字临时改念,这种做法称作“叶音”(协音)。明末学者陈第在《毛诗古音考》第一个明确提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顾炎武研究认为《诗经》中的每个字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因先秦时期汉语字音是有着不同于现时发音的语音系统,导致用今音念《诗》会出现韵脚不谐音的情况,但若用先秦的语音系统来读则韵脚自然谐和,就没有“叶音”的必要了。清代学者段玉裁在研究先秦古籍时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谐音字的偏旁与《诗》中的韵脚相吻。他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为上古音韵学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按照段“同声必同部”的理论,凡《诗》中用作谐音字的偏旁相同,则在先秦音系中属同一韵部。例如“瓜”字在《诗》中与“壶”、“苴”、“樗”、“夫”四字押韵,今音 guā 显然不与 hú、jū、chū、fū 四音押韵,但在先秦音系中则和谐。且《诗》中偏旁为“瓜”字的“孤”、“弧”、“狐”等字也同时与“瓜”、“壶”、“苴”、“樗”、“夫”拥有相同的韵部。


《切韵》:是中国可见的最早的一本韵书,被称作“韵书之首”。现在已无法看到原貌,因此一般是指敦煌出土的唐人传抄的《切韵》和故宫博物院馆藏《刊谬补缺切韵》。后世的韵书,如唐《唐韵》和宋《广韵》,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


切韵指掌图


关于上古汉语的声调,语言学各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陈第的“古无四声”说、顾炎武的“四声一贯”说、孔广森的“古无入声”说、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陆志韦的“长去短去”说、王力的“长入短入说”,但现在一般都认同江有诰、王念孙、周祖谟等人的“古有四声”说:先秦存在声调,同样也分为平、上、去、入,一个字的上古声调可能不同于其中古声调,但也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有的时候一些学者会把上古汉语和原始汉语混为一谈。原始汉语很有可能是无声调语言。1954年法国学者奥德里库尔(Haudricourt)通过历史比较法的考察,发现越南语的声调是已经脱落了的韵尾的痕迹,这些韵尾在比较原始的亲属语言中(如克木语)仍然存在。他发现,越南语的上声来自喉塞音-ʔ,去声来自-s。由于越南话和汉语的声调系统很相似,因此他提出汉语的声调有同样的来源,原始汉语没有声调。但许多学者认为上古汉语至少在《诗经》时代应该已经产生了声调。


(2)以唐代和宋代为核心的中古汉语

中古汉语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时期,继承自上古汉语,后来发展为近代汉语。现代语言学家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重建出其特征。


对于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有材料称为近古汉语)的分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唐宋时期的归属上。还有学者把中古汉语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中古汉语以切韵音为代表,晚期中古汉语以韵图为代表。


中古汉语的研究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中古时代没有录音设备,人们只能透过客观的记录而重构中古时代的汉语。现时中古汉语利用下述几种基本资料重新构建:
1.隋朝和唐朝的韵书(《切韵》、《经典释文》、《广韵》)等;
2.根据韵书编成的韵图(如《韵镜》、《七音略》等);
3.南北朝和隋唐诗人的用韵情况;
4.各个汉语方言(如闽语、粤语、客语、吴语和赣语)残留的中古汉语痕迹;
5.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的汉字读音;
6.梵汉、藏汉对音,用汉字音译梵语、藏语词的材料。


《切韵》是隋朝陆法言编辑的韵书,是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最重要的依据。


《广韵》是宋初的著作,把唐朝的几个韵书结合在一起,其主要依据是《切韵》,但《广韵》收的字条远远比《切韵》多,剩下是从其他韵书抄过来的。学界一直以为《切韵》已经失传了,直到1947年发掘了敦煌出土的《刊谬补缺切韵》(唐朝王仁煦著)。


《切韵》用反切的方法来记录中古音。反切上字注声母(反切上字的声母和被切字相同),反切下字注韵母(反切下字的韵母和被切字相同)。字条按照韵类排列,一共分193个韵类,反而没有直接说明《切韵》分多少声类。


宋朝的等韵图(《韵镜》和《七音略》)用表格的方式分析《切韵》的语音系统。但是,直接用韵图的分析来理解《切韵》的体系相当困难。第一,韵图上没有说明分析《切韵》所用的方法,只介绍其结果。第二,韵图忽略了《切韵》的语音系统的一些重要的音类。



(3)以明末清初为核心的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指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近代汉语的上限学界的观点相去较远,最早的定为5世纪(六朝),最晚的定为13世纪(宋末元初),前后相差800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汉语以元大都、明南京、北京等首都地区的官方用语为代表,从明代至20世纪40年代,现代标准语称为官话。有时也称以现代标准语为代表的北方话为官话,它是现代官话方言的前身。


近代汉语的语音称作近代音或近古音。近代音往往特指以北方中原话为基础的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因此又叫北音。


近代汉语的语音相比中古汉语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语音系统的格局,重要的音变有全浊音和入声的消失。


元代时,近代音的基础已经形成。元代以后,近代音虽有所发展,但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中原音韵》所包含的音系大体上反映了近代音的面貌。



二、现代汉语


现代标准汉语,或标准现代汉语、汉语标准语、标准汉语,现代的汉语标准语,广泛通行于华人地区,以北京官话为基础音、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与书面文体。在不同地区有不同标准,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普通话”、中华民国称为“国语”、马来西亚、新加坡称为“华语”,港澳地区后两者通用。


192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1932年经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被采纳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当前在中国大陆、新加坡等国家均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在台湾为政府及多数人民主要使用语言,也是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群体广泛采用的共通口语或书面语;且作为联合国六种官方工作语言之一[2],成为国际人士学习汉语的主要参照。


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与东南亚地区的“华语”在语音与词汇上存在一些差别。现代标准汉语在世界各地的口语中出现许多的腔调变体,如台湾国语(台式国语,受台湾话音调影响)和新马华语(受闽南语、粤语、马来语及英语影响)等;而身为汉语起源地的中国内部更出现更多腔调变体,衍生出各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普通话”。











三、官话和方言


在汉语中,各地方存在着口语性差距极大的语言变体。汉语的差异化程度随地域而别。在官话区内,往往相距数百公里的居民也能勉强沟通;而在华南地区,有着“十里不同音”的说法,有些地方的差异程度就连同城居民也无法沟通的程度。不过在书写上除了部分用词之外,汉语的书面语却十分统一:在古代有产生于汉语分化前的文言文,现代则有以官话为基础产生并制定的白话文。“汉语方言”被认为是一个极具汉民族特色的称呼,因为虽称为“方言”,但其实方言内部的语言差异甚至比欧洲诸语之间的差异更大,甚至方言内部的次方言之间的差异也比一些欧洲语言间的差异要大(如闽语内部的差异)。因此一部分西方学者比照欧洲语言的划分,认为汉语内部的方言应该集体升格为语言,即汉语族下的诸语言。汉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对古代汉语的继承关系”来划分的。若以听感为准,比如闽语内部及吴语内部的各个次方言之间都无法完全通话,但由于有共通的语法逻辑、特定常用词汇等同源因素,因此皆被视为闽语或吴语。若依“方言”的字面意义“地方的语言”依地域划分,则福建省(闽)内居民并非都使用闽语,亦有客、吴两语的使用者;同时,闽语不只通行于福建,也通行于海南、台湾、浙江南部,并随着移民扩展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明清官话:明清时期官僚通用语,因在官场通用而得名。明朝灭元,“壹以中原雅音为正”,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话为国家标准语音。明朝北京宫廷人员,需要讲“纯粹的南京话”。到了清朝中期,北京官话形成,影响逐渐扩大。清末卢戆章创制中国切音新字,仍然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可见南京官话在清末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明朝官话与清代官话不同,明朝官话贴近旧韵,而清代官话则变化较大。到了民国,北京官话被确定为国语,以后在中国大陆改称普通话。


注:《西儒耳目资》:金尼阁神父1626年在杭州出版,它是第一部运用音素字母对汉字标音的字典。金尼阁1577年生于西属尼德兰佛兰德斯杜埃(今位于法国),在1610年第一次抵达中国;1618年4月,金尼阁带着教宗的诏谕以及在欧洲募集到的七千多部图书,第二次出发去中国;1629年11月14日,金尼阁于杭州逝世。金尼阁还是第一个系统地编写中国编年史的西方人。他还曾将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回忆录手稿翻译成拉丁文,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为名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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