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财经》杂志
作者 | 金焱（《财经》记者）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美国常春藤名校任教多年，对中国和美国都有第一手的了解和观察。不久前，《财经》记者金焱前往美国华盛顿专访黄亚生教授。黄教授不回避敏感问题，有话直说，思想潮择其精华，推荐阅读。
《财经》：中美竞争对中国学生和华裔学者带来了冲击，在波士顿这边感觉反应大吗？
黄亚生：反应很大。主要是研究型的学者受冲击，美国出了几次华人教授被解雇的事件。问题主要出在生物医学领域，因为最先开始搞调查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但我相信马上会扩大到材料学等更多更广的领域。
《财经》：华裔学者首当其冲，背后是大环境的问题，还是文化冲突的问题？
黄亚生：这类事情的发生与中美关系交恶有关。我不了解那些学者的具体情况。但至少有一种可能性，中国人有的时候，对程序性的东西不是特别重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现在为止，我所了解的情况，没有一起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这也许是因为现在调查还没扩展。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性是个人行为的问题。
大的环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需要更复杂的讨论。中美关系交恶是一个触发点，而美国学术机构的人员参与到中国的人才计划中，是否要面临那些惩罚则需要探讨。但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批评中国的声音从来就没停过，只不过是我们有选择性地听取，比如更多的是那些华尔街的中国看法。《财经》：所以说不是完全而突然的变化。
黄亚生：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美国对中国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并不认同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如贸易战，但特朗普代表了美国蓝领工人以及企业界，包括高科技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不满。过去在中国这种不满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财经》：就是说美国关于中国的各种争论非常激烈。各种声音都有，但我们只听到好的一面。
黄亚生：这是选择偏差的问题。那些不满意的人也就消失了。我经常同美国政府接触，包括给奥巴马和美国国务院做一些情况简介。更早的时候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去国会向现在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游说，美国要保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克林顿上台给中国以永久性的最惠国待遇，不用每年讨论了。2000年中国入世。
这段历史传递的信息是，美国所有讨论的根基，不是说同中国进行贸易来买到便宜货，靠企业安排全球的供应链。最根本的是用接触战略的理论，后面有很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根基。从中国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中国存在经济至上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市场可以搞定一切。
《财经》：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中美“脱钩”（decoupling）的争论。
黄亚生：中美经济脱钩对美国科技界影响很大。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以美国高通公司和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今天的华为非常重视科技研究与合作。高通则是美国企业中唯一有能力可能做5G的企业，该业务板块与华为是竞争关系，但高通的大客户恰恰也是华为。2018年高通是华为在美国第三大供应商。因此，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意味着美国企业不可以和华为有任何的接触和交流，也就意味着高通不可以参与任何有关5G发展的过程和标准的制定，这将打击高通自己开发5G的能力。
另外，考虑到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过去几十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实际都在缩水。在联邦经费总额未增加的前提下，美科研开支结构日益单一，科研经费分配不均。经费多集中于生物医药领域和几个单独的领域，其他领域的科研经费受到挤压。
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同中国竞争，甚至采取中国的这种模式，而不是去限制中国。
美国口口声声说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但又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而投资就是尊重知识产权的表现，所以美国的政策是打自己的嘴巴。特朗普的政策很混乱。
《财经》：特朗普上任后对全球化、对美国等等带来了很多损害，以后能修补回来吗？
黄亚生：我认为可以修补，美国两党虽然对华一致的程度比较高，但对特朗普执行对华政策的方式方法并不认同，所以近来出现了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全方位反弹。但它是守势不是攻势。
《财经》：出现反弹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黄亚生：这与特朗普胡来有关。即使支持对中国强硬的也不完全赞同他的做法，出尔反尔，不断加码。贸易战只是一个次优的方式，应该有其他的方式；另外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是美国主流不赞同的。
黄亚生眼中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强人政治的代表。图/视觉中国
《财经》：全球供应链相互连接，形成了紧密的纽带，但贸易紧张局势使全球供应链受到打击、发生转移。
黄亚生：全球供应链在特朗普上台前已开始发生转移，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国内政策导致的。中国企业成本在上升，国内报道称之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不准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件百分百的坏事。经济都有两面性，这边是成本那边就是收入，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没有形成消费力的增加。所以中国既抱怨劳动力成本低，又抱怨消费不足——因为中间那部分被政府拿走了，这是问题的关键。
《财经》：中国现在经济放缓，是不是中国应对美国的空间也因而缩小了？
黄亚生：贸易战本身不是中国造成的，贸易战为中国带来了经济成本，成本这么大却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不足，提高了运营成本，劳工成本上升没有造成购买力的上升，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本来就不应该如此依赖美国市场，这是要反思的。
《财经》：在你看来中国经济的出路是什么？
黄亚生：中国经济的出路包括高科技的发展，比如华为、5G，还有就是中国创业。中国要想清楚，最重要的是基本面的东西。其实这说来说去都是老话题了：企业环境、产权、市场发展、政府的作用，这和20年30年前讨论的题目一模一样。中国发展的整体态势条件很好——中国人聪明、刻苦，受教育程度也高，而全世界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才。
什么是人才？在东莞打工那些女工都是人才。她们敬业刻苦，无所要求，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这些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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