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师演讲《万世师表》荡气回肠：当下中国不能仅有胡适的魂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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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文汇教育
“他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他移居到南京郊外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渐渐有了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复旦大学青年讲师熊浩今年教师节在“我是演说家”节目的演讲——《万世师表》，引无数人感动落泪。
他在演讲中引用了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的话：“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把我往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深深打动了所有听众。
因为这次演讲，熊浩花10天时间，第一次全面了解了陶行知，“这个用自己的生命温润了全中国的人，他也成了我从教生涯中的一颗星辰。”
让我们先来看演讲视频——
熊浩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青年教师，曾经参加过多次辩论赛并获得最佳辩手称号。但是“这次演讲和那些辩论不一样”。
熊浩说，拿到“导师”这个规定题目时，他想到过很多大学者，包括胡适，“他可说是中国成功知识分子的代表，留洋回国，长袖善舞，成为士林领袖。但是，当下社会似乎只剩下了胡适的魂魄，而和他反差最大的，则是想把知识贡献给社会最底层的陶行知。”
刚刚在复旦担任讲师两年的熊浩说：“近年来看到越来越多导师和学生的纷争，这使我不由想到，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师道尊严。就此而言，当下我们更应该谈的是陶行知，他一直致力于他所说的‘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他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知道，在胡适那一类知识分子的成功模式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讲台上的熊浩
熊浩本人先后在华东政法大学、墨尔本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回看求学生涯，熊浩说：“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导师，都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他们从来没有让我觉得导师是老板。虽然他们没有像陶行知那样大爱于众生，但他们对学生的爱和对教育的热爱，是推动我走向大学讲台的动力，未来，我也绝不会让我的学生认为我是老板。”
熊浩大学时代曾经到安徽支教，如今他的研究方向是冲突解决，通过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式处理基层社会的问题。在刚刚完成的项目中，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在云南基层法院调研如何解决基层冲突。
在熊浩看来，陶行知是送教育到农村的“中国支教之父”——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坦言，自己虽然无法做到陶行知这样，但能够做到的是，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让学生看到有着好的价值观的人，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得很好的人。然后才是达则兼济天下，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学生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以下是演讲全文——
《万世师表》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
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
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
我们所占据的这个现实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导师这个词，多少恐怕也受人污染了吧。
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迟疑，就是，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生命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了大别山深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我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当中推开教室的门，发现孩子的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
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的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那个声音放肆得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得那些村里的孩子家长都好奇地往里望。
我拿到导师这个题目，进入我头脑的便是那大别山深处的朗朗书声，便是那孩子眼睛，便是求知的精神，以及在那个小小的校园当中的白墙上，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话——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易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
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谓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
在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右一）与胡适（左二）等师生合影
1917年，先生目之所及之中华，全是面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
中国那时候有两亿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而为人上之人；那时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而他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的最底层社会。
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
这是什么概念？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四百个现大洋，那个时候若在北京要想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
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他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他和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当年的晓庄师范
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
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众。
陶行知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
先生常常筹集经费给孩子们送礼物
他一个人在努力着，他的这个梦想的芽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
是的，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中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而最后先生死在路上。
先生在晓庄师范成立纪念会上讲话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
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
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世师表”。
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把我往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
我们回头看我们当代的社会，导师这个名词多少开始变得廉价了。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渐渐地我们忘记人格。
在今天，导师这个名词变得愈发功利了，我们更多地把师生之谊看成一种雇员与雇主的经济关系。我们称导师为老板，渐渐地我们忘记了先生。
我们今天讨论陶行知，我们今天演说陶行知，我们今天缅怀陶行知，便是想凌空从先生那借来那浩然之气，让它如火，让它如光，让它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那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祖国的赤子热爱。
201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初为人师，想必经时光之洗练，我也会成为学生们的导师。只希望到那一天，多少能够延续先生的光，把它变成隽永的亮。
名山苍苍江水攘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你会问，你会问在今天全是发财的师父，全是教人的导师，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生命质量，让导师这二字有不一样的分量？可还真有那样一种人，用他自己的光亮，让导师这两个字有那种灿烂的光华？
你现在应该有答案了，因为就在不远处，因为就在不久前，真有这样的人。他就站在这里，他用他的一生温润过中华。
他是陶行知，他是人民的导师，他的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为人师者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大写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