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骂日悍文：八个牙露！这样笨，还要做强盗！（写得很深刻，受教了！）
点击题目下方中华全视角 ID：CHNINST2 关注
有趣、有品、有态度的生活微刊
来源 | 网络
日本童话里，有一则《阿苏史和强盗》。
阿苏史是京都的一个地方官，常常晚上加班，回家很迟。有一天，加班加得特别晚，他坐牛车回家，心里不安，预感要碰到强盗。情急智生，他脱下衣服藏好，坐在车上，车前仍旧挂着帘子。
不久，果然来了五个强盗，赶车的、跟班的，见强盗来了，都丢下阿苏史，纷纷逃掉。强盗用刀挑开帘子，一看大笑起来，原来阿苏史头戴乌纱，脚穿白袜，手里捧着笏，光着屁股，正正经经坐在那里。
强盗问他你怎么这么神经？阿苏史说：“不是我神经，是刚才碰到强盗，被剥猪猡了，你们来迟了。”强盗恍然大悟，叫道：“一定是多襄丸那小子先下的手，走，我们找他算账去！”于是手拿火把，一哄而散。
阿苏史望着他们的背影，哈哈大笑：“马鹿野郎（八个牙露）！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这个日本童话，我认为最适合用来描写这个岛国。我读日本史、读中日关系史，读来读去，每当掩卷遐思，我都想到光着屁股的阿苏史，和那笨得要命的五个强盗。
1933年，英国一代文豪萧伯纳访问日本。在日本爱国者高叫征服中国的时候，他以讽世的口吻，告诉日本人：“日本人绝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一个中国人。”
日本警察一个对一个日本人还不够用，当然无法外销支那，所以，萧老顽童的铁口直断，自然也就言必有中。
但是，以日本那样毫无幽默感的民族，哪里听得进去英国幽默家的忠告呢？
不来幽默的，迎合日本的严肃口味，来点严肃的怎么样？不行，还是不行。
严肃的是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汤因比在萧伯纳谈话后，发表论文，指出一般人们认为日本发疯搞侵略，对象只是中国不是美国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
汤因比说，抱这种看法的人，不了解疯子的行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德国若在西线采取守势，不难在东线打垮俄国。俄国一垮，巴尔干各国和土耳其都是自己囊中物，何必先发疯，要把法国、英国、美国都搅起来，四面树敌呢？可是，德国的疯狂行径是不可理解的，它就要蛮干，把自己蛮干垮为止。
德国如此，日本又何独不然？不但何独不然，并且尤其如此。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根本就有“自杀”特色。仗打起来，日本还管什么中国、美国，就会大干特干起来了。
“如果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了，整个大和民族毅然走上‘切腹’之路，也并非绝不可能。”
“武士道”与“町人道”
可是，汤因比的忠告有什么用？发疯的人总归要发疯。日本在中国踩在夕阳里以后，果然动手惹老美。日本偷袭珍珠港，虎虎虎半天，证明自己不是老虎，而是一只大笨牛——不是其笨如牛，而是笨得根本是牛。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把“桃太郎成牛记”消遗备至。丘吉尔认为，为日本打算，日本如果非打不可，也该打英国，不该打美国。那时候美国国会，仅以一票之差，通过延长征兵法案，如果不以一票多数通过，美国就得在二次大战四处烽火的当儿，自己先解除武装，足见美国国内想置身事外的气氛多浓。
在这样气氛下，日本可以放胆打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美国一定袖手旁观，这比打美国的珍珠港聪明多了，可是日本当局太笨，老是下错棋。
最后，日本打了中国又打了美国，史学家汤因比的预言，完全兑现，日本开始自杀了！
自杀，对日本说来，是“武士道”行为。一般人了解武士道，大都被它的浪漫与壮烈所吸引，而忽略它的传统。大家看到日本武士的切腹，切得那样浪漫、那样壮烈，只惊叹他们的从容，而忘了这种信仰，实际踩在一种先天不足的基础上。
日本武士的信仰来自封建制度下的一姓打手信仰，武士道的先天只是一种“走狗道”、“保镖道”。它一开始是制度化的，年深月久，转为道德化。但是，不论怎么转，它的先天还是不脱愚忠与打架，找个不识大体的题目，“仇讨”别人、“切腹”自己，仇讨也好、切腹也罢，目的都是做一条轰轰烈烈的奴才，“为主家”。
如果日本人只来武士道，倒也好办。武士道比较糊涂，不喜欢打小算盘，不会计算，虽然性好闹事，可是闹不大，还没有大危险。但当武士道跟另一种“町人道”合流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町人”就是日本商人。现在日本商人住郊区别墅，以前却没这样神气，以前都住街上、住特别规定的辖区里，所以叫做“町”。以前日本町人，和中国古代商人一样，没有社会地位，町人要靠谄媚武士来做生意，所以他的地位，就正像石秀所骂的，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这种人好计算而短视，性格最下三烂，所以被称为“町人根性”。
武士道加上町人道，就使日本人性格变得畸形，武士道使人过分趾高气扬；町人道使人过分奴颜婢膝。前者强人对他鞠一百八十度大躬；后者对人鞠躬一百八十度。总之，不大鞠特鞠是没完的，但大鞠特鞠，哪里是正常的平等的与人“相处道”？所以，日本人表面是谦虚的，但骨子里却是自傲与自卑的扭曲结合体。
武士道和町人道的流变结果，日本就出来了两种外形的人物——“军阀”和“财阀”。
武士道流变出军阀，町人道流变出财阀，军阀和财阀只是两种外形，并不是两类人物，很多日本通分不淸这一点，却号称知日派，难怪老是出纰漏。武士和商人成为两类人物，始终没有混同，这种情形，只有在中国发生，在日本就不行。
日本的武士和町人，流变成军阀和财阀的时候，混同得很厉害，株式会社的町人招牌下有武士，尊王攘夷的武士思路下有町人。换句话说，武士从商就是町人，町人拿刀就是武士，他们只是一类人物的两种外形，是新日综合体，不是两类大和魂。
东洋统计学
有些字眼，大家都不要，却喜欢丢给对方，“东洋”两个字，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称中国做东洋，其实日本在中国东面洋中，自己才是名副其实的东洋，于是，中国将这字眼掷回，叫日本是东洋。什么东西都好端端的，可是一东洋化，就糟糕伊妈死，像“东洋菜”（料理）、“东洋车”（人力车）、“东洋参”（日本羶参）等等，一东洋，就荒腔走板，小题大做。其中最要命的，是“东洋统计学”。
19世纪的英国首相狄士累利，有一句名言，他说“谎话有三种：谎话、可恶的谎话和统计学。”（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统计学这种科学方法，和东洋参一样，消受不好，就大受其害。日本町人喜欢打小算盘，抓到了统计学，认为独得其秘，开始大统其计，什么都一厢情愿的统计起来。他们认为根据统计学，打中国会贏；根据统计学，打美国也会贏，殊不知毛病就出在统计上。最后吃了原子弹，证明了统计学是谎话，东洋统计学是东洋谎话，结果是，美国军人占领了日本。
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日本的东洋统计学家还在执迷不悟，搬弄个没完。吉田茂做首相，料理善后，为解决粮食问题，向美国要食米。日本农林部估计需要450万吨才能过关，可是美军总部一算，不到六分之一——70万吨——就能过关了。
麦克阿瑟把吉田茂找来，问他日本人的统计学怎么可以这样？吉田茂手一摊、脸一笑，说日本如果统计做得好，当年也不会发动太平洋战争了！
东洋统计学公算太平洋战争，毛病不在算出第一仗打得贏打不贏，而在没算出打贏以后怎么样。就是说，不在能不能打下马蜂窝，而在打下以后怎么样。日本军阀和财阀的致命伤，实际在此。
日本人搞“东洋历史”，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可是还是只见其小，不见其大，老是错认中国。这毛病不在中国，而在日本的狗眼看人的低姿势，自己矮，把别人也看小了。
辽耶律德光入中原，汉人起义群起，烦得耶律德光说：“我不知中国人难制如此！”乃引兵北归。小日本那么多“支那通”，却不知道“中国人难制”。中国人难制，连中国人自己都制不好，哪里轮得到小日本来制？小蛇吞象，真不知天高地厚。
日本支那通听到中国人南蛮鴃舌，有的把日本念成“一本”（江西佬）；有的念成“二本”（湖北佬）；有的念成“四本”（宁波佬），弄糊涂了，不晓得自己是老几、是几本了，居然就想和中国“大东亚共荣圈”了，真是糊涂透顶，比中国人糊涂一倍。
中国人糊涂，是脑满肠肥型，还有个谱；日本人糊涂，却是满脑肥肠型，搅成一团，惨不忍睹。非即服仁丹一万粒，不能断肠；肠不断，就无法自脑中取出，只好昏头涨脑，发展“精神动员”，日本军部发行《帝国与列国的陆军》宣传册，大喊精神动员，就正是满脑肥肠的杰作。
何况，东洋统计学家在公算第一仗的时候，也因为“海贼酢”（lka Su）来得太多，结果善后难以料理。
日本打中国，一开始想到日俄战争模式，但日俄战争每天军费只是360万，打中国每天光前线就要500万，第一个月的开支就超过日俄战争十九个月的总和。日本预估的“三个月亡华论”都不准，六个月也亡不下来。七十三届国会上，近卫首相硬着头皮说：“以后我们要准备做比以前更大的牺牲，不然的话，我们过去干的事，就变成了未来的祸因。”
日本人已经一只短脚插到泥里了！
抓兔子吗？
一个人一只脚插到泥里，拔不出来，至少要做到一点，就是避免另外一只再插入，避免再制造新的祸因。但是这种聪明，日本当权派绝对没有。如果有，早就不会来卢沟桥事变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已吃下东北，还没有消化掉，又要吃华北。宇垣看出这种危机，他说：“满洲建设还没完，又发生中日危机，等于同时抓两只兔子，最后一个也抓不到。”
但是，日本走的路，却是抓第二只兔子，并且用短脚大竞走。山本五十六以联合舰队司令地位，先警告手下不得对珍珠港偷袭有异议，然后向上面摊牌，不批准，就辞职。第三只兔子就这样抓起来，结果抓的不是兔子，而是老虎尾巴。真正“虎！虎！虎！”
“虎！虎！虎！”是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的代号，谁想到这个代号却一语双关，偷袭到美国老虎的屁股上。
别以为东洋统计学只到抓三只兔子为止，还有主张第四只的呢！那就是东条。东条担任陆军次官时候，在卢沟桥事变后两年一个月，在军人会馆在乡军人集会上，就主张为了解决“支那事变”，日本不惜对英美作战以外，再对苏联作战！
东条的行为不是东条个人的行为，东条的疯狂也不是东条个人的疯狂。看了《桥本日记》的人，都不难看到日本少壮军人“尾风”（tail wind）对带头的影响，日本的“平均公民”既然如此走火入魔，东条的行为与疯狂，只不过代言代表而巳。日本的“尾风”与“平均公民”，有几个不赞成打中国的主意？有几个不赞成“八纮一宇”征服世界的迷梦？
但是，“尾风”与“平均公民”的思想是哪里来的？这又追溯到武士和町人传统，这种传统，新日综合体得有问题，害了日本。
日本明治维新固然接受了西化，但在骨子里，并不那样一帆风顺。传统的新日综合体开始端出一种“和魂洋才”的公式，定义就是“西学为体，日学为用”。这种公式是一种如意算盘，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一种百货公司，可以任由日本人挑“好”的，不要“坏”的，然后加上日本自己的“好”的，来个二合一，创造出一种日本新文化。
就这样的，日本选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丢了西方的良法美意；选了西方的帝国主义，丢了西方的民主基础；选了西方的近代学术，却加上町人本位解释，生吞活剥出东洋统计学！
“西学为体”可使日本平步青云；但是“日学为用”却使原子弹平步青云，第一颗原子弹炸到广岛的时候，日本防空总部接到的报告是：“投弹无数！”——最后还是统计得一塌糊涂，不知投弹只有一颗！
真是“日学为用”的东洋统计学啊！
据吉田茂总计：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完全枯竭中停止作战。这个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估计，使日本过去的许多成就，都为之殉葬。战争使日本损失了6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差不多是战前的一半。战争使日本死了200万人，毁了250万栋房子，首都出现300万吨垃圾！
更严重的是日本人心理上的打击。“因大多数日本人相信极端民族主义者所谓日本是无敌的断言，他们深信国家从事太平洋战争是正当的。由于这些信念，他们在战争中曾经做巨大的牺牲，忍受无数的艰难痛苦，结果目击他们的国家作战的理由毫无根据，并被认为是侵略者。当然很多人为之震顫，对他们来说，这些事件的转变等于精神权威和他们所信奉的一切格言全部破碎。”
好的失败者？
如果时光倒流，把上面这些统计数字，带到1941年11月29日的日本重臣会议上，不知东条有何感想？当天的会议，除了74岁的冈田外，没人反对打珍珠港。东条会上大骂冈田是老不死，声言日本打美国，不是乱打的，“有详细数字的根据”！好个详细数字的根据！所有的详细数字，都化成了千百万吨碎砖断瓦，变成了吉田茂的历史凭吊。
乍看起来，东条是祸国者，吉田茂不是，其实全不对。做奉天总领事时代的吉田茂，做田中内阁外务省次官的吉田茂，根本就是侵略的元凶，就像做满洲国实业部次长的岸信介，做东条内阁商工大臣的岸信介，根本也是侵略元凶一样。
日本人不论文的武的、老的少的，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是武士町人的情结。因人而异的，只是比例的多少，而非事实的有无。
日本人咒骂原子弹盲目杀人不人道，说一下子使广岛伤亡13万，灾民17万。但日本人何不想想：他们在南京睁着眼睛“人道”的杀人，一杀就是30万！当日本东京80万人大游行，庆祝攻占南京的时候，《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在《紫金山下》专文中，曾有这样的报道：
准尉宫冈和野田曾约定做一个砍杀一百敌人的比赛。12月10日，两人在紫金山下相见，彼此手中都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野田道：“我杀了105人，你的成绩呢？”宫冈答：“我杀了106人！”于是，两人同作狂笑：哈哈，宫冈先生多杀了一个！可是很不幸：就确定不了是谁先杀达到100之数的？因此，他们两人决定这次是不分胜负，重新再赌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12月11日起，比赛又在进行中。
这种事，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哪国人干得出来？
再看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描述：
对于女人，日本兵的行动更坏，是文明世界所梦想不到的。日本兵对女人的嗜好，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次，日本兵以三辆卡车，运妇女到兵营去，逐一强奸。我阻止他们，无效。这些妇人，由十二三岁至四五十岁。我曾目击日兵的强奸。有时候，日兵在沐浴处强奸中国的妇人。后来，我们走进去，我看见沐浴处的裸体女人在哭。
又一次，我同马基氏到南门东新开路第7号。发现该家11人被杀，3人被强奸。妇人之中，两人14岁，一人17岁，日军于强奸后，把东西塞入阴户中。另一年轻的女子，在桌上被强奸，桌上有血。
又有一家人，乘船过河。至河中，被日兵发现。日兵检查船内，发现青年女子，就在老父与丈夫面前强奸。丈夫非常愤怒，被日兵所杀，老父和女儿也同投河溺死。
这种事，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哪国人干得出来？
再看外国教授的回忆：
就是在安全地带，中国妇女被日本兵强奸的，每天最少有8000件之多。我的一个德国同事，任职“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他亲眼看见日军奸杀暴行达两万次之多。特别是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的日本兵，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杀9岁的女童及76岁的老祖母。而且这些奸杀事件，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进行。尤其有不少奸杀事件，竟发生在大马路上，其情其景真是衣冠禽兽。
这种事，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哪国人干得出来？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防当局邀请人类学家班妮迪（Ruth Fulton Benedict）研究日本，她写下《菊花与刀：日本文化型模》（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一书，认为日本人有高雅如菊花、残暴如刀的两面性格。
日本人残暴倒是真的，但高雅却从何说起？高雅需要大智慧，可是日本人太笨了，日本人老是全国上下一心，勤勤恳恳，大家努力做笨事。吃原子弹以前，他们耀武扬威不识大体，笨事主题是“军事侵略”；吃原子弹以后，他们灰头土脸的爬起来，笨事主题改成“经济侵略”，还是不识大体，不顾国际贸易的平衡，老占别的国家的便宜，使人积恨。
去年11月，《每日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古森义久，报道访问美国前驻日公使耶玛逊的谈话说：1978年的日本，跟1930年的日本，情形最像，日本在走危险的老路。
日本人怎能不走危险的老路？日本人伺候好美国大兵，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好的失败者”（Good Loser），其实好的失败者在能从失败中得到目光远大的教训，而不是另一套方式的卷土胡来。日本人从不是一个“好的胜利者”，所以，他也很难是一个好的失败者。
日本女人伺候美国大兵洗澡
日本人不是好的失败者。这种现象，在东京大审时候一览无余。在日本投降那天，东条写信给他的私人秘书赤松贞雄，坚决表示：“美军必然会以‘战犯’之罪抓我，到时候我就以‘日本模式’对付。……我不愿以日本人身分站在敌人法庭受审。”
东条是武士世家，他要“日本模式”对付老美，除了“切腹”，还有什么呢？还等什么呢？
但他在等，等到1945年9月11日下午4点，等到美国宪兵到了他家门口，他才举枪自杀——没有“日本模式”、没有“切腹”的自杀。
消息传了出去，有人大骂：“猪！”
更猪的还在后头呢！东条自杀居然没死，给救活了，给送到“敌人的法庭”，当了被告了！
三年以后的12月23日凌晨，东条被戴上黑色头罩，吊死在绞架。日本人捡到他和六个同死战犯的部分骨灰，埋在名古屋郊外山顶，题名“殉国七士墓”。
二十年后，日本“又是一条好汉”，又还魂了。日本的脖子接受了失败，日本的脑袋却没接受，日本的经济侵略照旧“那新那鲁”（National 民族主义的），日本的“日学为用”仍然八个牙露。菊花还是菊花、刀还是刀。艺妓脸上还是白粉，日本人还是强盗。
在南京被日本人砍杀奸杀的千千万万中国骷髅，他们在落日光中、在雨花台下、在“以德报怨”的声里，他们死而有知，将作何思？将作何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如能秋坟鬼唱，片语问苍天，那第一句一定是：“这样的芳邻！这样的日本！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八个牙露！
李敖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