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纪录片震撼全台湾，三天前它的导演遇难离世了
楼主的话：
2017年6月10日正午，台湾纪录片导演齐柏林与一位助手、一位机师在花莲航拍《看见台湾2》时遇难。三天前，他刚刚参加了此片的新片发布会。
6月8日，齐柏林在《看见台湾2》的新片发布会上。
齐柏林曾执导航拍纪录片《看见台湾》。这部片拿下了2013年第五十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并创下了台湾纪录片票房的历史。很多观众因此第一次用俯瞰视角见识到台湾风光，也第一次知道了很多过去毫不知情的环境问题：深受欢迎的高山农业，实际上会破坏水土保持；一些支持着台湾经济的企业，实际上是重要的污染源。
当时，全台湾几乎每个学校都购买放映了《看见台湾》。“看过《看见台湾》的孩子长大以后，就不会去做伤害环境的事情。”齐柏林想。
下文是《南方周末》2015年对齐柏林的采访。斯人已逝，谨以此旧文悼念。
齐柏林近来咳嗽得厉害。2015年11月5日，在台北新店的工作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干脆戴上口罩：“不要传染你。”
前一天，齐柏林去看病，有人认出他来，上前握他的手：“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真相。”看完病，医生和护士感谢他：“你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谢谢”，是齐柏林这几年听到频率最高的词。说“谢谢”的，也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齐柏林
这件“了不起的事”，是指2010年齐柏林开始拍摄的纪录片《看见台湾》。《看见台湾》最终获得了2013年第5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同时也创下了台湾纪录片的票房历史：台币2亿多（约4000万人民币），甚至打败了很多好莱坞大片。那段时间，台湾出现很多打着“看见台湾”旗号的书，也有药物印着“看见台湾”字样——都是盗版，跟齐柏林和他所在的台湾阿布电影公司毫无关系。
这是一部完全用航拍完成的纪录片，很多观众因此第一次用俯瞰视角见识到台湾风光，也第一次知道了很多过去毫不知情的环境问题：深受欢迎的高山农业，实际上会破坏水土保持；一些支持着台湾经济的企业，实际上是重要的污染源。
《看见台湾》剧照，图为台湾玉山。
齐柏林正在筹备下一部纪录片。他打算从郑成功讲起，从最早由大陆移居台湾的人，说到现今的台湾。仍然全用航拍完成。预设将在中国大陆、日本、菲律宾、新西兰拍一部分镜头。
这一回，齐柏林不用操心钱的问题了。近来，他常听的另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有下一步计划，可以让我们参与？有企业表示要独家赞助。
即使在做坏事，也会抬起头来微笑
拍《看见台湾》，齐柏林前后花了三年，耗费9000万台币。
此前，齐柏林当了二十多年航拍平面摄影师，但对纪录片和电影行业几乎一无所知。决定要拍一部关于环境的纪录片后，他辞去公职——这等于放弃了三年后就可拿到的可观退休金。家里的房子也抵押出去，贷款4000万台币。儿子写信来抗议：我以后会不会没有钱交大学学费了！
2003年左右，齐柏林出书，专揭“台湾的疮疤”，书中的航拍照片里，台湾破烂不堪。“这样的东西，谁要看？谁会买？”齐柏林苦笑。
齐柏林出去演讲，“啰里八嗦”讲环境问题，没人爱听，“我看到了环境破坏，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并不自觉。”他想，我干脆拍部片子给你们看。
《看见台湾》剧照
项目启动的时候，齐柏林只有一点最明确：整部片全用航拍镜头完成。就像一只无脚鸟，这个想法听上去不现实，而且很贵。
“一个全航拍的作品，力道会比较强。”他对不理解的人解释。
《看见台湾》没有脚本。齐柏林打算拍完后，从素材来结构故事。这样可以更自由，但很费钱，因为要尽可能多地拍、积累素材。最后，他拍了三百个小时，剪成了一个半小时。
齐柏林觉得这片子不会有票房。找资金，他直接谈赞助，而不是投资——投资要的是回报，赞助则纯粹是支持和鼓励。一条原则是，绝不申请政府补助，他不想“拿到政府的钱，不敢讲想讲的话”。
走投无路，齐柏林去找台湾电影大佬侯孝贤。他们素不相识，侯孝贤却答应担任监制。靠着侯孝贤的名字，几家企业最终赞助了5000万台币。这些企业名出现在片尾——都是电子、金融、科技业，齐柏林事先确认过，这些企业本身就注重环保。
2013年，第5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评定，有评审写意见：作为纪录片，刻意安排了很多对着镜头挥手的画面，稍嫌矫情。
实际上，官方、民众对拍摄都不知情。直升机每次飞过去，地面上的人看到，都会放下手上工作，兴高采烈挥手致意。“台湾人真的很良善，”齐柏林感慨，“即使那些用挖掘机挖海泥的人，他们在做坏事，也会抬起头来，对着镜头微笑。”
《看见台湾》上映之后，齐柏林再去航拍，那些在河川里挖掘的工人，就不再停下来不动了。
“又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片子剪好后，上映前，齐柏林在台北淡水河又拍到污染事件：那片水域变了色。他把影片传上脸书。
网友很快找到污染源：一家处理电脑主机板锈蚀的工厂。工厂被勒令停工、罚款。老板后来接受采访，显得很无辜：“这又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为什么）抄家灭族了？”
“你就知道，他完全没有觉得伤害环境有什么不对。”齐柏林希望，《看见台湾》能纠正那些错误观念。
马英九在台湾“行政院”的电影室看了《看见台湾》，一起观影的还有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义、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和所有行政机构组成人员成员——是马英九专门邀请片方去放映的。
马英九感谢齐柏林，社会舆论却不太友好：好像官方和片方达成了某种和解，片中反映的问题也一笔勾销了。
“政府其实没那么大能耐。”齐柏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马英九感谢他的一个原因是，那时，人民的期待成了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后盾，政府可以借力使力。
“谢谢”，是齐柏林这几年听到频率最高的词。说“谢谢”的，也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环保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齐柏林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破坏环境的个人和企业背后，都可能有政客的帮助。“《看见台湾》把这些问题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后，谁还敢去做这样的事？”齐柏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最高领导的站台，政府也雷厉风行了一阵。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在电影上映半个月后就宣布成立国土保育小组，每月定期开会，针对片中呈现的问题一一提出解决、改善方案。
“后来院长下台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又没了。”齐柏林无奈地说。
但至少台湾人开始关心周遭的环境了。过去大家习以为常，河就是黑的、臭的。现在，从媒体上，齐柏林注意到，经常会有民众举报，他家附近的水被污染了，河川变颜色了……
《看见台湾》公播的版本，全台湾几乎每个学校都购买放映。齐柏林的工作室则免费赞助给偏远的学校、原住民学校。“看过《看见台湾》的孩子长大以后，就不会去做伤害环境的事情。”齐柏林想。
“现在有空军训练，请折返”
2014年3月，香港大疆公司的顾问曾问齐柏林，有没有可能用无人机拍摄。那时，无人机还不像今天这样流行，硬件本身也不够先进。齐柏林不太有兴趣。
半年内，无人机迅速升级，齐柏林还是购置了一套完整的系统，五十六万台币。在超低空、人口稠密区域，直升机限飞，无人机能派上用场。
《看见台湾》剧照，图为台南安定苏厝瘟王祭烧王船。
无人机常出岔子。台北101大楼常受无人机“袭击”。齐柏林介绍，第一单事故的肇事者是大陆游客，“好像罚了三十万台币。”台湾民航局后来规定：无人机要有执照才可以飞，还必须在一定高度内。
对航拍来说，无人机并非最优选择。“和直升机相比，它的稳定性、画质、构图，差别都非常大。”齐柏林说，航拍的镜头，变化多端且富张力，很多角度也是无人机做不到的。
《看见台湾》剧照
全台湾，可供齐柏林使用的直升机，只有三架。“台湾市场小，提供租用的商业公司只有两家。台湾走美国的管制系统，装在直升机上的载具、摄影机，都要经过美国航空总署的认证，台湾只有某一家公司的三架直升机可以装我们的摄影机”，齐柏林解释，他知道，在大陆就没有这么严格，任何机型的直升机挂架都可以直接做，不用认证。
航拍免不了受限。台湾地形狭长，空域很窄，如果碰上空军训练，只能当场折返——这经常发生。齐柏林去拍台湾最高点玉山的时候，就被告知：现在有训练，请离开，一小时后再过来。时间白白浪费。
后来专找周六、日飞，但台湾海岛，天气多变，遇上好天气要碰运气。
在台湾，直升机一小时租金将近十万元台币。齐柏林曾考虑买一架直升机，一两千万到一两亿台币不等。但额外花销惊人。在美国，私人直升机有专门机构保养。在台湾，私人飞机得照规定配备一整套人马：每架直升机要搭配2.5倍的飞行员，还要有若干修飞机的人、若干负责安全的人。拥有一架直升机，跟拥有五架直升机，需要的人员是一样的：至少四五十人。齐柏林最后作罢。
有人还是不甘心，偷偷把直升机化整为零地运进台湾，秘藏在自己的工厂里，偷偷地飞。一旦发现，必遭重罚，也很容易发生意外。
后来者，“票房几乎全军覆没”
《看见台湾》后，航拍模式遍地开花，各种“看见××”纷纷出炉。
专以航拍为职业的，据齐柏林所知，全台湾大概两三家。他们之中，专事艺术创作的极少，要活下来，得靠接商业项目，比如企业形象片、楼盘广告，也有政府订单。
这两年，齐柏林工作室接拍了很多城市形象片：先是高雄，然后是台中、桃园。政府资金有限，反而大型企业有时跨县市拍摄，价钱更高。
成为“明星”后，齐柏林常常要为纪录片同行站台。
比如《梦想的海洋》。讲述著名海洋教授苏达贞带领一群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集结受训，以最环保的方式打造一艘可以环游世界的帆船。
又比如《湾生回家》，讲述日据时代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年老后从日本回台湾“寻根”的故事。影片开头，花莲的航拍画面，就是导演请齐柏林从过去拍摄的素材里挑的。
《看见台湾》给了台湾纪录片很大鼓舞。
《老鹰想飞》2015年11月20日在台湾上映。那是导演梁皆得23年前的一个意外发现：以前乡村常见老鹰，后来很难见到。这部观察老鹰的纪录片，实际上讲的是台湾自然生态的破坏：随着栖地消失、水质污染，包括老鹰在内的台湾禽鸟数量剧减。
没有任何经费，梁皆得用平时拍摄纪录片的余力，断断续续花了23年才完成《老鹰想飞》。齐柏林为梁皆得站台。同一个节目画框里，梁皆得看上去要苍老得多，实际上两人都生于1964年。
《看见台湾》显然给了台湾纪录片很大鼓舞。“之前只有杨立洲（台湾纪录片协会会长）等少数导演，偶尔有作品可以上院线。”到2013年，上院线的纪录片多达13部，2014年10部，每月一部左右。
但是“票房几乎是全军覆没”。“上线，很快就下来。2015年那么多好看的纪录片，真正有票房的就是《湾生回家》，”齐柏林也很困惑，“我也搞不清楚到底观众要什么。”
能上院线已经不错，“否则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齐柏林因此羡慕大陆，“央视就有专门的纪录片频道。”
“台湾的纪录片导演没有舞台，大部分都是靠个人使命感，单打独斗。”齐柏林感慨，即便他也知道，大陆独立纪录片导演的生存状况，并不比台湾导演好多少。
在采访中，齐柏林曾被媒体问辞职拍纪录片不后悔吗？他只说，能把剩余的人生投入在自己毕生最爱的工作上，“没有什么好后悔跟犹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