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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导演冲奥，他太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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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闹的，莫过于“最佳外语片”奖项（已更名为“最佳国际电影奖”），各国选派一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冲奥。强手如云，竞争激烈。
有些冲奥片已在其他电影节展露过头角：如韩国选送的《寄生虫》，曾获得戛纳金棕榈；西班牙的《痛苦与荣耀》和法国的《悲惨世界》也拿到过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提名。
在一系列冲奥片中，有一部俄罗斯的我也很感兴趣——
导演，康捷米尔·巴拉戈夫，生于1991年，才刚刚28岁。
他的第一部长片《亲密》，就得到了戛纳的青睐，成功入围“一种关注单元”。蛰伏两年，他又凭借新作《高个儿》获得了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的最佳导演奖。
年轻帅气、戛纳嫡系、横空出世、首作惊人。这些关键词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加拿大年轻导演泽维尔·多兰。因此，康捷米尔·巴拉戈夫被前线记者称为“俄罗斯多兰”。相比多兰在后现代主义中浸染的美学风格，巴拉戈夫则遵循了精致的古典主义路线。
初看《高个儿》，仿佛闯入了一张张静谧幽深的油画里。浓郁的暖黄色色调中，人物沐浴在流光溢彩中。大面积的冷暖色块碰撞在一起，形成了戏剧性的氛围。
同时，《高个儿》的主题也洋溢着复古的基调——它讲述了二战后，前苏联人民的内心创伤。这个沉重宏伟的母题，对未曾经历过战争的年轻导演而言，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主角是列宁格勒某医院的护士伊娅，她在战争中留下后遗症，时不时会耳鸣、抽搐、失去意识。医院里大多是战场上的伤兵，身体残缺不堪。伊娅尽可能不受病痛影响，尽职尽责地照顾着伤兵们。
某天，伊娅在发病时不慎闷死了她收养的小男孩芭莎。芭莎的母亲玛莎是她的好友，在前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多年前曾把儿子托付给她。如今，战争结束了，玛莎回到了列宁格勒，也知晓了儿子的悲剧。
丧失了生育能力的玛莎，要求伊娅赔她一个儿子。出于愧疚心理，伊娅答应了她的要求。两个关系微妙但同样绝望的女人在百废俱兴的城市相互取暖、求生亦谋爱。一个新生儿，是否能解决她们的困境呢？
提到法国电影，我们会想到“轻盈”、“浪漫”等形容词，脑海中浮现出一件件优雅得体的服饰、一首首甜美动人的法国香颂。
提到俄罗斯（前苏联）电影，我们会联想到“苦难”与“厚重”。俄罗斯的历史等同于一部战争史，白桦林上沾满血迹，伏特加中掺杂着泪水，战后余悸植根于人们心中。
《高个儿》是一部书写苦难的作品，战争有结束的一天，但经历了创伤的人们何时能被治愈呢？战后的城市是一片颓圮，人们的精神层面亦是一片废墟。
电影始终以克制的笔调，细细勾勒出不同人群的战后伤痕。
医院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伤兵，有的人失去胳膊，有的人高位截瘫，有的人成为智障。不断有人出院，也不断有人死去。他们都很年轻，年轻到对厄运还能付之一笑，摆出毫不在意的姿态。
年龄稍大一点的病人，不得不考虑亲属的困境。瘫痪的丈夫终于等来了探亲的妻子，他请求被注射安乐死。因为他们家上有老，下有小，他活着回去，会给全家人带来负担。
伊娅和玛莎正好对应了身体创伤和精神创伤：前者在战争中震坏脑袋，患上了抽搐症，生活起居受到影响；后者是战争中的慰安妇，身份带来的耻辱，让她永远等不到婚姻的救赎。
和他们相反的是，玛莎新男友萨沙一家，他们代表着统治阶级。萨沙出身于高干家庭，他们家富裕气派、粮食充足，全家人都活得惬意且完整。甚至连他们家的爱犬，都比普通人过得更有尊严。
萨沙的母亲带着礼品访问医院里的伤兵，高高在上地宣读着对他们的抚恤，饱含泪水地表达了对他们感谢，并呼吁他们出院后去建设新社会。
但涉及到儿子找女友问题时，她又审时度势地pass了玛莎。慰安妇的遭遇惹人同情，但这样的女孩并不是他们家需要的儿媳。
导演对两种群体的刻画，表现出了隐含的批判态度。他似乎在追问：无辜被波及的民众们，将如何面对新生活？
战争末期，我们累了，打也打累了，恨也恨累了……我们那时最渴望的是什么？第一，当然是战胜敌人；第二，是要活下来。一个姑娘说：“我要进大学读书。”另一个姑娘说：“等战争结束，我要生一大堆孩子！”
贯穿电影的有两个隐喻。
其一是疾病的隐喻，伊娅时好时坏的身体如同战后的城市，一面欣欣向荣，一面腐朽衰败。表面上，她看起来很正常，但病痛早已深入骨髓。
其二是孩子的隐喻，自从孩子意外身亡，伊娅和玛莎一直在期待新生儿的降临。两位女性，无疑是博爱且包容的地母形象。婴儿，是生活的转机。
因为这个孩子，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可以带着所有人对美好的祈望，平静自然地走向新生。
两个女人的命运会走向何方？象征新生活的婴儿是否有机会诞生？一切都是未知数。
但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女人会相依相伴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