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也有春天
《解救吾先生》显然不是这个国庆档期投资最大，宣传最强，明星最亮，排片最多的电影，却收获绝佳口碑，豆瓣评分跃至8.1，从那些先期造势持久，推广铺张的眩目片子中异军突起。
影片取材于知名影视演员吴若甫2004年的一起绑架案，先期宣传上除了打出明星阵容外，更以“对真实案件的还原率超过70%”作为影片特色。观众对本片的赞扬主要是“真实”以及“演技”。
一般观众茶余饭后对于电影的讨论往往集中于是否“真实”。似乎“真实”与否就是评判电影的永恒的，不言自明的尺度。但显然艺术就是艺术，不等于客观现实，如果艺术要以和生活的无限等同为目的，就会流于自然主义的表面的肤浅的摹写，乃至于取消艺术本身。实际上这种“真实”仅仅是一种对真实的感觉，要么来自于评价者本人有限的经验；要么是来自于更高的层面，片子所展现的符合他艺术欣赏的观念与趣味。
在艺术上，“真实”的定义是庞杂和流变的，它涉及艺术和真实/生活的关系。比如德国古典哲学认为艺术给生活赋予形式。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则认为，生活模仿艺术。而“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我国大众挂在口上的“文艺理论”。源于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概括。《讲话》继承和发扬了苏联文艺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为建国后我国文艺创作的主导思想。虽然在一定时期，文艺界政治挂帅，以及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简单化为表现什么人为主角，使文艺创作僵化濒死。但是新时期以来，经过对这一现实主义指导原则的修正，其依旧是我国文艺的主流。
在电影上延续这种创作原则，弘扬国家意识形态，反映革命历史题材或者和普通百姓生活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则被形象地称为“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电影思想上积极向上，符合主流价值观，有固定的剧情和情节结构，角色善恶分明遵照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塑造，具有宣传教育的意义。
《吾先生》一片带有明显的主旋律电影色彩。作为改编自一宗被迅速破获，又因为有明星受害人而引发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的电影，它首先作为一个极佳的案例而具有普法和安全宣传的教育目的。它展现了沉着冷静、兢兢业业、纪律严明、有条不紊、布局周密的公安干警是如何与狡猾却必然失败的绑匪斗智斗勇。侦察、破获、解救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是一切尽在掌握，必定邪不胜正。犯罪分子是如何张狂却无知，都是些见利忘义、愚蠢疯狂、生活混乱、道德沦丧，残忍绝情的乌合之众。而法律的不可触犯，法网恢恢不仅体现在社会治安监控的无所不在，让坏人无影可藏，而且开拖拉的农人的举报更凸显了“群众性”责任，以及相信、配合公安维护法律，人民具有正确法制观念的重要。身处险境的受害者又是如何坚持信念、保持冷静，步步为营，有技巧地和绑匪周旋而能逃出生天。无论是财大气粗的商人还是风光无限的明星，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正是那些在背后不畏牺牲默默付出的人民警察，是他们“摘”下了那些烂苹果，还社会以平安。
最后，历经20小时的解救，新的一天，无暇休息的副支队长刑峰和曹刚又赶着晨光踏上巡逻的路途。此时刑峰的手机响了，他始终没有时间回一趟家看看儿子。下一组镜头里，刚刚苏醒的北京的清晨，情侣在车站拥抱，孩子在街上嬉闹，早点摊子冒着热气。车广播里波澜不兴地播送着“昨晚本市破获一起绑架案”，镜头扫过警局“为人民服务”的照壁，停在行驶中的警车挡风玻璃前隔着的警帽上。此时从惊心动魄中回过神的观众，更加能够体会这日常平静背后的代价和“公安”二字的重量。
如果说《吾先生》作为主旋律电影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符合了我国观众深入人心的“真实”审美观念和欣赏趣味，而获得认可。那么时至今日，在主导文化需要和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争夺受众的情势下，主旋律电影也在坚持某些核心原则下不断吸收和变化。这种变化时常显示出纠结和不适。
对于“真实”的评判过后，观众对于影片的关注转到表演上。演员的表演是一般观众最“天然”、直接的辨识元素。虽然他们常常忽视了成就演员表演的，是电影几乎全部的视听语言。在某些艺术导演眼中，演员的价值不大于一张道具椅子。安东尼奥尼就曾放言，“我使用我的演员，就像一棵树、一堵墙或一片云彩”。
本片主角“吾先生”（片中有意发音为吴先生）的原型是演员吴若甫，他因为出演了众多国产公安及军旅题材影视剧，其银幕形象也而更符合主旋律电影的要求，而片子却采用刘德华而不是吴若甫饰演“吾先生”。
这种表面上的“移置”，对明星商业号召力的借用，实际上让主旋律叙事和商业元素在缝合时出现断裂，意识形态的实现出现了裂隙。许多观众评价刘德华的原声“港普”让人出戏。刘德华作为纵横流行艺坛几十年的常青树，其声名响彻华人世界。刘德华本人负载的文化意义过于巨大。只要观众认同他是台下的刘德华，就无法对他被遭绑架信以为真，因为绑架他和绑架其他明星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不可同日而语。
影片搬用了吴若甫本人的经历，比如曾在南方当兵，来铺排情节，塑造角色。但是同时不断用“在39岁”唱了《恭喜发财》歌曲，演唱会一票难求，印有成龙和刘德华的月历，片酬巨大的香港明星的身份，以及港星林雪作为其朋友，甚至用已经结婚了来制造调侃效果，指认刘德华本人。导演丁晟曾因为和成龙合作而广为人知，此次在主旋律的现实主义框架下，借用商业片“明星策略”的方法，看似巧妙地获得了双重满足，实际上一定程度间离了观众的角色、情境认同。
结尾处“吾先生”惊险获救，警车上的他惊魂未定“拍戏是假的，这是真的，谢谢你们”，背景音乐放出刘德华唱的《小丑》。独具魅力的歌词唱腔，在煽情之外，个中意味在于再次强化大明星也是普通人，以及执法机关的光荣伟大之主流话语。
但是观众接受的，更多是此时再熟悉不过的“刘天王”以及他的歌曲。如果依照港台明星参与拍摄的惯例，使用“御用”配音，同时增添吾先生身份的虚构元素，不完全借用原型人物的经历，或许能够使这个人物更具可信度。
但这又会损害主旋律创作的“真实”尺度，以及导演构想中对于刘德华巨星身份产生的效果的最大限度的借用。这个“吴”先生，并没有全然成为刘德华的自称的“吾”。这种“拿来主义”却遭际两难的处境，正反映出当下主旋律电影文本在借用中建构的困难。
一部基于现实案件的影片，情节有限。同时要吸收警匪片商业类型元素，增强可看性。但是主旋律电影的现实标准不容罔顾事实的浮想联翩，于是这种想象——银幕奇观就干脆以剧中人的想象呈现。从匪巢内吾先生想象挣脱束缚后和绑匪枪战，到华子讲述劫金库的“理想”，再到警察埋伏小区时预计在小区“收网”的激战，无不是惊险刺激，痛快淋漓。同时用慢镜头，戏曲鼓点音乐等手法极力渲染这些幻想段落。将想象呈现为想象不失为一种折衷的方法。
而主导文化的严正与坚守和对商业类型，大众文化，流行话语的吸收与拒斥，借力和角力，更体现于种种细节中。如曹刚审讯华子时，“你是真不会好好聊天是吧”。结尾处刘烨饰演的刑峰接到儿子电话，对白和字幕上的“诺一”与“爸爸”。还有匪巢中一位“粉丝”绑匪给吾先生看手机，“网上有人发帖，说你被警察抓了，还有说你嫖娼涉黑的”。以及年轻警察看到华子私藏的大量枪支调侃道“这哪时要干绑架啊，直接去钓鱼岛啊”。却被总队长瞪了一眼。
《吾先生》的叙述手法，实际上接近于我国电视观众熟悉的法制节目，经由叙述人的讲述以及“情景再现”结构全片。用不断提示的画内和字幕的时间标识提示情节发展，制造紧张感。虽然倒叙的结构手段从形式上制造了好奇，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未知的悬疑并不存在。
影片在打出片名大字正式开始后，就是一组反铐住的双手的特写镜头——文本内的反派一号“华子”已然落网，他如此出现于审讯室监控镜头/警方/观众视点的审视下。倒叙的过程，并没有给罪犯留出任何视点和不确定的空间，观众只是观看华子落网的经过。在充分了解和认同经验充足、胸有成竹的警察们是如何分工协作、布局安排将华子捉拿归案后，怀着对正义压倒性力量的坚定信心，最终跟随着我公安干警的视点冲进匪巢，救出人质。
虽然作为反派一号，王千源看似有很大的表演空间，而文本实际上并未给他留出位置，观众绝不可能认同他。他的所谓的筹码只是一厢情愿，多次谋划逃脱更是异想天开。那一饭盒到了嘴边也吃不着的饺子，与其说是警方使用怀柔策略套出供词的手段，不如说是展现公安文明审讯的人道和纪律更多一些。片中华子从被捕到最后在警方的逼问下说漏了嘴而招供，虽然诡计多端，但却始终处于“你们怎么抓住我的？”的迷惑中，困兽犹斗的张狂除了败坏就只是愚妄。
如果说刘德华饰演的“吾先生”虽然在片中基本上被铁索束缚困于匪窟，却一定程度上被要求“自由”地展示作为香港巨星的个人魅力，包括不少点到为止的幽默，为的是丰富影片观赏性。那么王千源表面上是无法无天“自由”为恶，实际上在片中从无自由。他作为一个宵小之徒满口谎言隐姓埋名，随时携带手雷，过着刀头舐血的苟且日子，他作为主旋律文本中的反派，早已被框定了一种“反面”的位置。如同影片结尾，荒凉的郊外监狱，恢复自由身的的“吾先生”来探监被关押而即将行刑的罪犯“华子”。铁窗内外，华子挂在口边的“你命好”的犯罪托辞，被吾先生的一篮苹果的温情击破。同时彰显出影片主题：平安诚可贵，谁破坏必受惩罚。
《解救吾先生》的成功再次说明现实主义审美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主旋律电影创作在当下年轻化观众为主的电影市场中依旧大有可为。在主导文化的控制之外，更好地和大众文化互动。才能实践《讲话》中为了人民大众，吸收中外丰富的文艺形式之精神。才能再一次让银幕前的观众“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