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公众考古学图书的前世今生 ——《中国考古大发现》（增订本）诞生记
《中国考古大发现》（龚良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是笔者进入出版界以后编辑出版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书。二十年弹指一挥间，笔者转岗到齐鲁书社后，又在齐鲁书社编辑出版了该书的最新增订版。
初入职场
1994年8月，我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应聘到刚刚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入社后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做发行部业务员。当时，山东画报出版社创建伊始，几乎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出版社以山东画报社的画册编辑室为基础组建，总共十几个人，主事的社班子成员共两个人——总编辑汪家明和总编辑助理刘传喜，社长由升任总社副社长邹本东兼任，但邹社长只管大事，具体的编辑出版业务由汪总和刘总负责。出版社下设一个图书编辑部，主任是冯克力，三四个编辑；一个画册编辑部，主任是傅红山，也是三四个人；美编只有一个蔡立国，起初没设美编室，蔡立国先是挂靠在画册室，后又挂靠总编室，到《老照片》创办以后才成立美编室，蔡立国任主任，美编增加到三四个人。1990年代，全社编辑人员加起来十人左右。我应聘到出版社的初心是做图书编辑，但当时社里出台一个规定，新编辑都要到发行岗位接受市场洗礼。
建社初期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发行部，有一个主任三个业务员，主任是郭强，业务员是从山东省图书馆调入的贾新国（春节前因病离世，殊为可惜），刚从山东艺术学院毕业的王芳，还有我。郭主任分配我的任务是内勤记账兼外勤供货，但实际上什么都干，发行挂历时还干过挂历装订。当时出版社没有多少图书可发，从总编辑到普通员工，对于图书出版发行业务都是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边学边干。据我所知，用山东画报出版社书号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毛泽东十八次到山东》，稍后还有《鞠萍姐姐的贺卡》《新西游记》等几本童书，但这些图书问世后都没产生理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直到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图书奖的《图片中国百年史》和风靡全国的《老照片》诞生，山东画报出版社才名声鹊起，受到关注。当时，出版社的主要经济收入是做党政机关和企事业的宣传广告画册，这个出版社的运转基本是寅吃卯粮，一年下来几乎没有利润可言。组稿艰辛
因为自己来出版社的目的是做图书编辑，认定只有做编辑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在发行部干了不到一年，我就找社领导要求调到编辑部门。社领导满足了我的要求，但对我的最初印象不是太好。出版社编辑部的工作主要编辑书稿。但当时社里现成的书稿很少，社领导没有稿子派你，你要想出书，只有靠自己去组稿。到哪里去找谁组稿呢？自己刚开始也是一头雾水，不知从哪里下手。好在自己就读的大学和研究生的母校都是国内名校，算得上是“出身名门”，于是我把自己组稿的首选目标定在了读研究生的母校南京大学。为了找米下锅，带着组稿任务回南大，但又不好意思对人说是组稿，每次约稿的由头都是“看望”或“请教”对方。
深思熟虑，市场调研
考古学概念对于我这个历史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并不陌生，我在北师大历史系读本科时，就曾上过考古学必修课，给我们授课的是主持定陵发掘的著名考古专家赵其昌先生。但当时这门考古课给我的感受是刻板和枯燥，诸如地层学、类型学等名词概念，让人听得云山雾罩，昏昏欲睡。所以，看到这些样稿，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类东西出书后有人买吗？……杨师妹在一旁搭话说：“老傅，现在文物收藏和考古旅游挺热，社会上很多人在玩收藏，很多地方的考古旅游人满为患，比如南京的明孝陵、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买票参观的人都很多……”对于他们的意见，我半信半疑，但自己专门来组稿，总不能空手而归。不管怎么说，这两个选题也是收获，于是我决定拿样稿回社里征求意见。
由于此前在社里提报选题屡屡受挫，所以这次回到济南，我不敢贸然申报选题，所以首先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有关样稿，经过比较研判，我初步的判断是关于中国考古发现的这个选题比那个民间文物收藏的有意思或更有卖点，所以就初步考虑将“考古大发现”这个选题作为重点。为了获得通过立项，我先把这部书稿目录和样稿拿给冯克力主任过目，冯主任大致看了看样稿，当即给予肯定，其肯定态度之明确之前少有。这增加了我对这个选题的信心。第二天，在骑自行车下班回家的路上，邂逅了山东画报社资深记者编辑、画家高玉崎，我顺便向他征求对这个选题的意见，没想到老高对这个选题也给以高度认可。高玉崎采访报道过许多山东地区的考古发掘项目，而且是一个文物收藏的高级发烧友，所以他的意见具有权威性，我因此对这个选题更有信心了。然后，我又跑到英雄山文化市场做调查，发现普及类考古图书比较少见，书店反映这类书有一定市场。选题论证会之前，我拿着这个选题的有关材料去找汪家明总编，汪总编听了我对选题的介绍以及冯、高二人对书稿的意见，又翻阅了有关资料，以少有的明朗态度认可了这个选题。选题论证会上，该选题顺利获得通过。接下来，就是与主编龚良老师签订出版合同，确定编写体例，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做一本图文结合、高品位通俗化的考古学普及读物，书名就叫“中国考古大发现”。编辑亦是考古探秘之旅
“中国考古大发现”是我进入出版社后通过立项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般市场书选题，所以我倍加珍惜和重视其编辑出版和宣传营销工作。龚老师在约定的时间按时交稿，接到书稿我立即投入案头工作。本书是主编策划组织，由若干个分篇作者参与完成的集体项目，大部分撰稿人是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校友，有良好的学术功底和专业背景，文字功底比较过硬，同时不少人还做过考古发掘的领队，拥有丰富的考古发掘经验。主编和出版者对书稿撰写的要求也十分明确，所以书稿整体质量上乘，做到了内容扎实可靠、文字质朴平实，但又图文互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编辑这部书稿的过程充满了诱惑和乐趣。书稿叙述的每一次考古大发现，都是一次考古探秘或文化探险之旅，不读完整篇文章，你不知道到底发现了什么；读完整篇文章后你又发觉，作者给出的发现结果，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回答了问题线索而没有给出答案。事实上，面对遥远的古代遗存的丰富复杂历史文化内涵，发掘者很难在有限时间内就可以给出所有问题的确切答案，考古发现需要一个不断探索研究的过程，不仅要仔细打量许多出土的“不速之客”，还要查阅文献寻找解决问题的蛛丝马迹。所以，考古发现的魅力就是永无止境地发现——发现遗存，探索发现；提出新的问题，继续新的发现。探索、发现，再探索再发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永不停止的探索发现中，考古学家穿越时空的阻隔，与古人与古物进行着一次次的打探和对话，直至接近或者找到历史的真相。通过编辑这部书稿，终于感同身受了一番考古学的“有意思”。这部书稿所涉及的考古发掘和发现的涵盖面十分宽泛：从考察世界屋脊的古格王国遗址遗迹到发掘北京十三陵之一定陵的地下宫殿，从寻觅内蒙古草原的远古岩画到解读莫高窟佛教雕塑和沂源汉墓的汉画像石艺术……书稿所收入的考古发掘与发现覆盖中国广袤国土的东西南北中，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涉及遗址、墓葬、城址、寺庙建筑、玉器、青铜器、石刻、雕塑、陶瓷等，几乎文物考古的所有门类，它们从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向社会公众生动呈现了源远流长的5000年中华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百闻不如一见”
书稿中介绍了中国各地近代以来科学考古学意义上的30多个重要考古新发现，其中也有几个地处山东地界的，而有的离我生活工作的济南不远，最近的是位于济南地界的城子崖，其次就是淄博的齐国都城临淄故城。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既然考古遗迹遗物如此神秘，考古探索与发现如此迷人，为何不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考古旅游呢？做好准备，说走就走。一个周末，带上老婆儿子，一家三口乘火车到淄博站，出火车站专门租了一辆当地人的面包车，寻着书稿中写到的车马坑、排水沟、孔子闻韶处等一一去看。因为书稿对有关遗迹遗物的介绍十分全面和深入，编稿子的工作就等于做足了预习功课，所以当你亲临遗址现场，与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齐国先人留下的遗迹遗物对视时，禁不住思接千载，心潮澎湃。
齐国开国国君是姜尚即民间常说的姜太公，其第七代国君齐献公将齐国都城从薄姑迁移到临淄，经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临淄作为齐国都城长达630多年。在这630多年中，齐国人将临淄经营成为中国早期名都和世界东方的大都市。据《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些关于临淄的说词虽有夸张成分，但也绝不全是信口雌黄，所以齐都临淄繁华富庶与其春秋五霸之首的历史地位是符合的。齐国的富强和悠久历史，为临淄留下了大量文物古迹，荒台密集的宫殿建筑遗址，巧夺天工的故城排水道口，壮观雄伟的城墙残垣，举世闻名的东周殉马坑，奕世相传的孔子闻韶处，气势巍峨的田齐王陵，星罗棋布的临淄古墓群，叹为观止的后李殉车马……故城内外、地上地下，文物古迹星罗棋布，临淄因此获得了“地下博物馆”的美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齐桓公、管仲，齐威王、晏婴，齐宣王、苏秦，孙武、孙膑，孔子、孟子等王侯将相、文武圣贤先后登场，上演了一场场彪炳千秋的历史活剧。这里有太多的历史文化的沉淀，有太多人物传奇故事，所以临淄故城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淄博也主要因为临淄故城于1994年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顺便一提，我的老家青州就紧邻临淄，位于齐国腹心地带，也同样是历史文化富集区，所以它在2013年成为全国县级市中为数不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个青州人，我为自己出生并成长于齐国故土感到骄傲和自豪。增订版意义何在
通过编辑出版一本书稿而对一个学科专业的认知发生颠覆性变化，并由此找到自己选题策划的方向，我与《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故事就是一个范例。事实的确如此。有了这本书，才有了后来我在画报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文物考古选题板块，才有了《最新考古大发现——中国最近20年32次考古新发现》《剑桥插图考古史》《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才有了后来的《中国考古谜案》《世界考古谜案》《疾病考古学》《曹操墓事件全记录》《中华国宝图典》《世界遗产图典》，以及现在齐鲁书社的《中国考古大发现》（增订本）、《世界考古大发现》等成系列的选题产品线。所以，我要在此感谢龚良和杨冬梅夫妇，感谢有关书稿的作者或翻译者郭小凌、耿建军、后晓荣、刘尊志、贺云翱、刘庆柱、王子今、刘兴林等师友，是他们的竭诚合作和鼎力支持，才成就了这些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如《剑桥插图考古史》，它于1999年出版上市，在当时分管发行的社领导刘传喜的运作下，该书一次发行10000多册，我2000年所承担的经济指标就此超额完成，并且从此再也不用为完成社里下达的经济指标犯愁了，因为本书以及其他后续文物考古选题板块和“剑桥插图系列”图书，陆续推出且不断再版加印，年终结算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行文至此，肯定有读者会问，你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干了20多年，策划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一般书选题，转岗到齐鲁书社后，为何要炒以前在老东家吃过的冷饭呢？答案很明确：无论是“大发现大发明”书系，还是“中外故事”丛书，山东画报出版社与作者签订的出版合同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有效期，此其一；有关书系和丛书，经过时间、读者和市场的检验，证明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修订再版的价值，此其二；齐鲁书社的一般市场书基础比较薄弱，但原创一般书出版周期过长，需要一些短期能见成效的图书品种，此其三。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关书系或者丛书，策划伊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能收能放的开放体系——先推出几本探探路子，若反应好就继续，反应不好就停下或掉头。齐鲁书社新近推出的“大发现”书系4本，面世后的初步反应还不错，两种发售近2000册，两种发售近1000册，其中的《中国地理大发现》（增订本）《世界地理大发现》（修订本）和这本《中国考古大发现》（增订本）当当网历史类新书排名前300名，其开卷数据的销售数量也持续增加，有多家外国出版社对其外文版权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其中英文版已经输出到加拿大。考古新发现的增益补充
关于齐鲁版增订本《中国考古大发现》，有必要再啰嗦几句。山东画报1999年版《中国考古大发现》出版上市后，先后再版2次，连续加印8册，累计发售30000余册；被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重点推荐介绍一次，被台湾《历史》杂志专文推荐介绍一次，被不法书商和出版社盗版侵权一次。时隔20年，齐鲁书社又倾心打造推出的该书增订版，共收入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以来的全国各地重要考古发现32处、文章32篇，按照考古发现对象所处的历史时代先后为主线排列，尽量覆盖中国全境和考古发掘的各个门类。主编为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尊志教授，分篇文章撰稿者近20人。该书内容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选自龚良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考古大发现》，一部分选自许虹等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最新中国考古大发现》，一部分为重新组稿的原创稿件。其中，后面两部分内容是对画报版《中国考古大发现》极大增益与补充——新增1980—2018年38年间中国境内的最新重大考古新发现，包括众说纷纭的河南西高穴曹操墓、扬州曹庄隋炀帝墓，万众瞩目的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和张献忠沉银的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以及社会知名度不高但学术科研价值很高的陕北石峁遗址、湖北石家河遗址、黑龙江渤海国墓群等的发掘与发现。
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上承宋元明清以来的金石学，同时吸收借鉴了近代西方考古学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中国考古学家主持进行的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与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标志，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将考古发掘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书所涉及的考古大发现，是对中国考古发掘与发现的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较集中的通俗化表达，不仅补写甚至改写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史前史，而且以点成线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发展的历程。本文作者|傅光中（保存图片进入齐鲁书社淘宝店铺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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