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鲍曼 | 恐惧与笑
不同于宇宙诸神，其尘世复制品能够言说，言说是为了被聆听与被服从。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人的一种宽慰：凡俗之人如今知道了或自认为知道了如何使诸神之愤怒得以平息，从而消除自身的恐惧。这笔买卖业已做成：不难理解，这是—笔公平交易——以白天的俯首帖耳：换取夜里的安宁。现在，人们可以在舞台上自由走动，重复人生戏剧所承担的台词；只需照着文字剧本，可以确信令人恐惧的诸神正在后台安静地打盹。
巴赫金认为，凡尘世权力，在其“创制之瞬间皆为暴力、镇压、谎言，充斥着臣服者的战栗与恐惧”。在他看来，这便是“凌驾于司法的一切权力之罪行”。对此，希尔施科普评论道：“政治恐惧之本质不是对某一特定威胁之忧虑，而在于一个人在面向他人时的全然脆弱的感受。”官府恐惧在这一方面同样也是对其原型（宇宙恐惧）的复制。但是，作为根源的宇宙恐惧已拥有的东西，对作为其产儿的官府恐惧则不得不制造出来：脆弱性必定是被制造出来的。仅仅阐明必须得到遵守的规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惩罚的恐怖，任何对规范的违反都将受到惩罚——无论违反怎样的规范。对规范是否智慧，可以争论；然而必须遵守凡可能成为规范的东西，这种对规范的遵守不是一个可以论证的问题。那为这种对规范的遵守提供保障的，必然是宇宙恐惧。这种恐惧无疑比偶然的类似恐惧更为沉重，它是一种对无法逃避、根深蒂固的生存性不安全感的原始恐怖，在日常生活的对人的终极脆弱性（即死亡）的无情记忆中，它不断地再生。
然而，无论人类如何艰难地试图在宇宙力量背后寻求一个庇护之所，其尘世代言人——视之听之、嗅之——无不是人类而已，他们像所有人一样，终有一死，这真令人绝望。只有律法这一方式，宇宙恐惧才能被铸造成官府恐惧，但在神圣戒律之石板上难以抹去人的指纹。在律法中，坚定无情的不朽之宇宙力量与作为其对象的有死者之脆弱性相遇、混杂。一如其对象，律法是脆弱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它如何脆弱，有待于现实经验的验证。巴赫金的笑，让我们回忆起这确实是一个曾经发生的事实，而且，巴赫金的笑还创造了一个契机，回忆之门突然打开了。
莱辛说，启蒙运动使我们从创世、启示和末日审判的神话中解放出来。一旦这成为现实，官府恐惧就会丧失其得到宇宙恐惧所认可的那部分，这一部分刚好可由现实经验的验证来填补。巴赫金认为，自文艺复兴早期，在官府恐惧与非官府的、民众的笑之间，展开了一场角逐，掺杂着运气与无法判定的结果。笑——最初，其时间与空间都仅限于每年一度的狂欢节盛典——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完全非官府的、在教会与政府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在人际关系之中的人所组成的”。事实上，狂欢节的笑建立了节日世界，与官府一本正经的、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尖锐对立。一旦原初的、官府的、严肃的世界暂时放松了或暂停了它的控制，另一个世界便降临了：造访这另一个世界（即笑的世界）就是“让人民远离恐惧，让世界与个人更为融洽”。从此便不再仅仅是一个世界，而是有了两个世界，人可以选择恐惧的生活，也可以选择笑的生活，正如人可以选择是安居于法治状况下，还是居于充满野性、放荡不羁的富于活力的人的有机团中一样。
这两个世界，彼此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还没有一种解答能够单独回答这一问题。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许太过复杂，不可能有一种直截了当的回答，或更准确地说，它们之间关系的多面性足以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战争是一种解答：一种常规的、持久的壕沟战，它或者是周期性战役与间歇性停战的交替，或者是一种游击战风格的，大量分散的小规模战斗及决战。分工是另一种回答，这一回答迎合了人类无法改变的、彼此迥异且相互抵触的双重需求，在彼岸世界的战栗与此岸世界的欢宴之间的永恒分裂。这第二种回答是一种互身性质的——笑使恐惧得以忍受，恐惧使笑囿于一定的限度。笑提供的短暂休息，使人从昨日的恐惧中得到恢复，养精蓄锐以面对明日的恐惧；通过娱乐来获得力量（Kraft durch Freude），这被看做是牢房与集中营的必要补充，城镇广场上的舞蹈、集市与节日，是对群众的恐怖的不可或缺的补偿。而且它还有一种安全阀的效果——笑被看成是恐惧产生的废料的垃圾倾倒场，又被看作—种安全措施，一切权力都会自然倾向官府恐惧的过度生产，笑作为一种安全措施，便是针对这一种结果。如果能找到一个满意的解答，很可能就是所有这些（或更多的）答案的混合。
现代性是一种地方“越位”形式。许多严格分界被它所突破。在现代性的各个时期所打破、模糊、抹煞的种种分界之中，恐惧与笑的分界乃其中之一。这仿佛将黑暗的、充满恐惧的日常生活与光明的、到处是笑声的狂欢节，填满了一个研钵，然后加以彻底的碾碎。于是，这两种成分彼此就不再能够分开——它们都已不具有任何确定性。就像乌云镶着银边，恐惧也以笑作为其花边；在爆发出最欢畅的笑声时，亦能隐约听到远方恐惧的回声。曾经被限制在狂欢节的时间与空间之中的东西，现在已漫溢到了生活的时间／空间。但是，恐惧也是如此——不再有一个无法进入的特殊禁区。
然而，或许有人会有疑问，继续跟巴赫金重复“笑是一种无权力之权力”是否有意义，在破坏了臣民的抗争，为由各种权力制造出来的官方恐惧设立限制是否还有意义。看来这更像是现代权力找到了一种方法来给笑套上了轭具，使这一古老的仇敌，能够拉着自己的战车——招募来为己所用。恐惧不再压制、扼杀笑。好像是权力选择笑作为其最可靠的庇护所；好像是恐惧需要更多的笑，这样，它才有更多的地方可以躲藏，这样，就能使那些对操纵恐惧的权力进行抵抗的力量在发动之前就已告终结，即便爆发，恐惧亦能全身而退。权力从笑中恢复其青春活力、不断复活，有如凤凰涅槃，有如衰老巫婆用一浴盆处女血来恢复容颜。
恐惧与笑的彼此关系的深刻变化，与另一重要悖离相并行，阿多诺的解释是：颠倒了本质／表象关系的固有倾向。真正或渴求的本质不再置身于自我之本真性或不可化约的唯一性之中（“自我”这个概念就相当于约翰·卡罗尔的“灵魂”观念），而是“隐藏在直观性（所设定的事实）的外表之下，并据此使事实成其所是”。这样的本质“对一个有序世界是灾难性的损害，它使人堕落为为他们自我保护（seseconservare）的手段，这个世界通过再造这一本质，让人们相信它拥有满足其需求的特性，从而限制并威胁到人的生命”[1]。
无论所谓本质转移至表象层面，从而将探索本质的一切努力引向难以理解的表象，还是所谓恐惧通过笑声从而使自己能够被人们听到，讲的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笑不再预告反叛，相反，它表示与恐惧的和解，表示臣服于恐惧，承认恐惧的不可战胜，决心对之泰然处之，意图适应它、利用它来服务于自身之利益；这一意图就是将在私人生活中的谋略转变为应对生存性恐惧的可靠策略。除非承认恐惧的权利，否则就无法再笑；正如阿多诺所说，“今天，个体几乎完全没有了那种冲动，它无法被归入公众所承认的某一种类之中”。[2]
曾几何时，官府恐惧（亦即权力制造的恐惧）是作为其原型的宇宙恐惧与其先人之间的一种调解方式。如今，我们通过第二种调解来构建生活。那浓缩形式的官府恐惧一度坐落于受严密保护的政政府街区，现在业已被拆迁，街区已被捣毁，摧毁行动扬起的尘埃飞散至个体生活的广阔领域。转折来自于制造出来的恐惧（它本身是—种调解）再次被调解了——数不胜数的个体恐惧被涵盖于不确定性、不可能性与不安全性的名目之下，一齐宣告（尽管程度不同，其明确性又有不同标准）人造命运的威权乃是毫无人性的。
个体可以随意解释自身所面临的恐惧，在为其施洗礼时用私人选定的名字并独立应对这些恐惧。大的恐惧被分成诸多小单位，然后私人化，笑也如此。两者都不再有机会（哪怕是微弱的希望）各自重新融合为一个整体，回归那种规模宏大的镇压或规模宏大的反叛。恐惧与笑离开了街市，在私人住宅中安居。每个人的私人恐惧与他人的私人恐惧很难谋面，即便相遇，彼此亦难辨认。难以共同行动，难以达成一致，难以联合与结合（不管主动还是被动），这些都被称作：个人自由。
[1]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Trans. E. B. Ashton (London: Routledge, 1973), p. 167.
[2]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Reflection from Damaged Life,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Verso, 1991),p. 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