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
我们的读物中有这样一个寓言：一个老人在临死前告诉他的儿子们，在他的葡萄种植园下面藏着宝物，只待他们去挖掘。他们挖啊挖却连宝物的影子也没挖到。秋天到来时，没有任何地方像他们的葡萄种植园那样果实累累。这时，儿子们才发现父亲传给他们的是经验：幸福之本不是金子，而是勤奋。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警告的目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人们总是以这种经验来告诫我们：“毛孩子，你懂个什么！”“你还缺点儿经验！”谁都很清楚，什么叫经验：总是年长者把它们传给年轻人。言简者——借助年龄的权威——用谚语；絮叨者，讲故事；是在壁炉前，悠悠地讲给儿孙听，有时讲的是其他国家的故事。而现在这些都哪儿去了？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哪儿还有临终者可信的话，那种像戒指一样代代相传的话？今天谁还能在关键时刻想起一句谚语？又有谁愿意试图以他的经验来和年轻人沟通？ 没有了，很清楚，在经历过1914～1918年的这一代人身上，经验贬值了，这是世界史上一次最重大的经历。这可能不足为奇。当时不也能够断定；他们沉默着从战场归来，直接经验并没有丰富，反倒贫乏了？之后的十年中，充斥于战争书籍中的经验与口头传播的经验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还没有任何经验被如此彻底揭穿：战略经验被阵地战揭穿了，经济经验被通货膨胀揭穿了，身体经验被饥饿揭穿了，伦理经验被当权者揭穿了。曾坐着马车去上学的那一代人面对着自由天空下的风景：除了天上的云彩，一切都变了，在这一风景的中央，在毁灭和爆炸的洪流力场中，是微不足道的衰弱人体。 随着技术释放出这种巨大威力，一种新的悲哀降临到了人类的头上。随着星相学和瑜伽智慧、基督教科学派和手相术、食素主义和灵知主义、烦琐哲学和招魂术的复兴，深入人之中——或者确切些说——降临于人们头上的这些五花八门、令人窒息的想法只是这种悲哀的另一面。因为这并非真正的复兴，而是一种遮掩。这不禁使人想到恩索尔的油画杰作：大都市的所有街道上都在闹鬼；市侩招摇过市，身着狂欢节服饰，戴着扭曲的粉饰面具，头顶着金光闪闪的花环。或许这些油画便是令人发指的混乱复兴的写照，而许多人又寄希望于这种复兴。但这里最明显地表现出：我们经验的贫乏只是更大的、以新的面目——其清晰与精确就像中世纪的乞丐一般——出现的贫乏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经验使我们与之相联系，那么所有这些知识财富又有什么价值呢？上一世纪各种风格和世界观的可怕混杂已经极为明确地告诉我们：虚伪的或骗取来的经验将把我们引向何方，因此我们不能再认为；承认自己的贫乏很丢脸。不，我们承认：这种经验贫乏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人类经验的贫乏，也就是说，是一种新的无教养。 无教养？是的。我们这样说，是为了采用一个新的褒义上的“无教养”概念。经验的贫乏将会把无教养的人引向何方？引向从头开始，重新开始：以少而为，以少而建构；不瞻前顾后。在伟大的创造者之中，从来就不乏无情地清除一切的人。他们是设计者，所需要的是干净的绘图桌。笛卡尔就是这样的设计者，对他的哲学，他首先只需要一个信念：“我思，故我在”，这便是他的出发点。爱因斯坦也是这样的设计者，他对广阔的物理世界突然失去了兴趣，只热衷于牛顿的方程与天文学经验之间的细微差别。这种从头开始也是艺术家的目标，他们向数学家学习，像立体主义者那样以立体几何形式建构世界，或者像保尔·克勒那样从工程师那里获得借鉴。克勒笔下的人物就像是在绘图板上设计的，就像一辆好车的车身首先顺从发动机的需要那样，他们的表情首先听从内心的召唤，更多是内心而不是内向：这便是他们的无教养之所在。 最佳的思考者早已开始到处撰写与这些事物合拍的文章。他们的标志就是：对时代完全不抱幻想，同时又毫无保留地认同这一时代。无论是诗人贝托·布莱希特断言：共产主义不是公平分配财富，而是贫困，还是现代建筑的先驱阿道尔夫·罗斯宣称：“我只为那些有现代感的人写作，……而不为那些在对文艺复兴或罗可可的热望中耗费自己生命的人”，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无论是画家克勒这样的烦琐艺术家，还是罗斯这样纲领性很强的艺术家，他们都摒弃了传统的人的形象，那种庄严、高贵、以过去的牺牲品为修饰的形象，而转向了赤裸裸的当代人，他们像新生婴儿哭啼着躺在时代的肮脏尿布上。没有任何人像保尔·舍尔巴特那样对赤裸裸的当代人表示了如此兴高采烈的欢迎。舍尔巴特的一些小说乍看起来像J.凡尔纳的，在他那里，坐着最棒的车环游宇宙的，只是法国或英国的一些退了休的小人物；与凡尔纳不同，舍尔巴特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的望远镜、飞机和火箭怎么能把以前的人变成又美丽又可爱的新人。另外，这些人还使用一种全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关键特征在于与有机相对的可任意建构性。这一特征是舍尔巴特笔下的人物语言的独特标志，确切些说，是这些人物的——因为他们拒绝与人相似——人道主义的基本法则。这甚至表现在他们的名字上：舍尔巴特这本书里的人物分别叫Peka，Labu，Sofanti或类似的名字，书名便按照主人公叫Lasabendio。俄国人也喜欢给他们的孩子取“非人化”的名字：按照革命爆发的那个月，把他们称作“十月”，或按照五年计划，称他们为“五计”，或按照一航空协会的名称，叫他们“航协”。这里并非对语言进行技术革新，而是调动它为劳动和斗争服务，不管怎么说是为了改变，而不是描述现实。 现在话题再回到舍尔巴特上来，他极为重视为他的人物——并按照他们的模式为他的同代人——安排符合他们等级的住所：让他们住在像现在罗斯和勒柯布西埃展示的那种可移动的玻璃房子中。玻璃这种物质不仅仅坚硬，光滑得任何事物都不能附着其上，而且冰凉、冷静，因为玻璃制品缺乏“光晕”。玻璃是秘密的死敌，也是占有的死敌。伟大诗人安德烈·纪德曾说过：我欲占有的每一件物品，都变得不透明。像舍尔巴特这样的人梦想玻璃建筑，是因为他们认同新贫乏吗？作一比较可能比理论更能说明问题。如果进入八十年代一个市民之家无论它多“舒适”，你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因为这儿没有一块地方没有居住者留下的痕迹：窗台上放着装饰物，沙发椅上摆着饰布，窗户上有透明玻璃画，壁炉前有防热板。布莱希特的一句精辟之言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远远离开这里：“抹掉痕迹！”这是《城市居民读本》的开篇诗中的那个叠句。而在市民之家里，与此相反的态度成了习惯，“室内布置”反过来要求居住者尽量接受习惯，这些习惯与其说是适合于他自己，不如说是适合于他的室内布置。——如果家里打碎了东西，这种舒适居室的居民就会陷入荒诞状态。——谁要是还记得起这种状态的话，便能理解这一点。包括他们发火的方式——他们能够很熟练地表演这种日渐稀微的感情冲动行为——也是被抹掉了“生存在世的痕迹”的人的反应。现在，舍尔巴特以其玻璃，包豪斯建筑学派以其钢铁做到了这一点：在他们所建造的房间里，人很难留下痕迹。“综上所述”，舍尔巴特二十年前这样解释道，“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玻璃文化，这种新的玻璃——生存环境将会彻底地改变人。只希望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这种新的玻璃文化。” 经验贫乏——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似乎渴望新经验。不，他们试图从经验中解放出来，他们渴望一种能够纯洁明确表现他们的外在以及内在的贫乏环境，以便从中产生出真正的事物。他们也并非总是无知或无经验。倒是常常可以说：恰恰相反：他们“吞噬”了这一切——“文化”、“人”，他们吃得过饱，疲倦了。舍尔巴特极为贴切地描绘了这些人：“你们都疲倦了，这只是因为你们没有集思想于一个最简单、最伟大的计划。”疲倦之后，继之而来的是睡眠，睡眠中不乏这样的情形：梦弥补着白日的悲痛和胆怯，表现着清醒状态中无力可及、非常简单却十分伟大的生存实现。米老鼠的生存便是当代人的这样一种梦。这种生存充满了奇迹，这些奇迹不仅超越技术奇迹，而且视之为笑料。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奇迹都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即兴而成，产生于米老鼠、它的支持者和它的反对者之躯体，产生于最普通的家具，产生于树木、云彩或湖泊。在这里，自然与技术、简陋与舒适，完全融为一体。人们由于日常生活的无限困扰变得疲惫，他们的生活目的只是无限透视图作为手段的最遥远遁点；而现在，他们眼前，展现出了一种自我圆满的生存方式，仿佛一种拯救。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是最简单而且最伟大的，在这里，一辆汽车并不比一顶草帽重要，树上的果实像气球的吊篮一样迅速变圆。现在我们想退后一步，保持距离。 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经济危机即将来临，紧随其后的是将要到来的战争的影子。坚持，在当今已成了少数掌权者的事情，他们绝对不比多数人更人道，反倒往往更——不是褒义上的——无教养。其他人却必须重新安排自己的生存，以少而为。他们与那些以全新为己任、在认识与舍弃的基础上创建全新的人携手合作。人类准备着通过他们的建筑物、绘画和故事——在必要时——超越文化而幸存。但关键是，它要笑傲而为之。可能这种笑声听起来有些无教养，那么好吧，如果每个个体能给予那些大众些许人性，总有一天，大众会利滚利地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