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民族国家之后
民族国家之后
齐格蒙特・鲍曼 著，欧阳景根译
选自《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在现代时代，民族是国家的“另一面”，也是国家在争取对它的领土和居民的主权时所用的基本武器。民族大量的作为安全性和持久性之保证的可信性和吸引力，源自于它与国家的密切的固有的联系，源自于它与目标是把公民的确定性安全性（通过国家）安放在―个持久的、值得信赖（既然有了集体性的保证）的基础上的行动的密切的固有的联系。在这一新的条件下，从它与国家的密切联系中，民族很少能获得多少可信性和吸引力。因为被极度增加的爱国主义狂热凝聚起来的大量的应征入伍的军队，已经被精英主义的和冷静的专业高科技团体所取代，国家越来越不需要民族的动员潜力。尽管国家的财富不是根据它的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精神状态来衡量，而是根据国家对全球资本不折不扣的赢利力的吸引力来衡量的，国家也不可能对这一它越来越不需要的民族的动员潜力寄予太多的希望。
在一个国家不再是一个通往超越个体失败限制的安全可靠的途径的国家里，为了国家的长久生存和永恒辉煌，而牺牲个人幸福更不用说牺牲个体生命的号召，听起来如果不是滑稽可笑，那也是荒诞不经、愚昧无知，没有任何意义。民族与国家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罗曼史已经日暮途穷，行将就木；与其说是一纸分离的协议，还不如说是一纸“一起生活”的协议，正在取代这一建立在无条件忠诚基础上的神圣化了的和睦婚姻。伙伴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到别处看看，并可以自由地加入到其他的盟约中。它们的伴侣关系不再是恰当的和可接受的行为方式的结合榜样。我们可以这样说，民族，这一在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时代，常常替代不存在的共同体的替代品，现在退回到寻求一个它自己模仿和效法的榜样的落后的礼俗社会中去了。这一能够将全体国民凝聚在一起的公共机构框架，作为一个由自己来完成的自己的事情，正变得日益可行起来。正是确定性和可靠性的梦想，而不是它们惯常性的供给，将推动已成为孤儿的个体们，在追求这一难以捉摸、难以理解的安全性时，聚集在民族的羽翼之下。
要拯救国家提供确定性和安全性的这一使命，看来并没有多大希望。国家政治的自由，已经被武装有可怕的治外法权、流动速度和躲避逃跑能力的新的全球性力量，无情地削弱和损害了；对亵渎和违背这一新的全球性律令的惩罚，是迅速作出的，也是冷酷无情的。确实，拒绝根据这一新的全球性规则来玩这一游戏，是最为罪无可赦的罪行，是国家权力——它完全被它们自己领土范围内的主权所束缚——无论如何也必须当心犯下和加以避免的罪行。
在多半情况下，惩罚是经济上的。不顺从的政府，它们的过错在于：它们实行了保护主义政策，或是为它们人口中的“在经济意义上多余”的部分人口，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和设备，或是拒绝让国家完全受“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自由贸易”的支配摆布。因此它们得不到贷款，也不会享受到减免债务的优惠待遇；本国货币将会遭到全球性的抵制和排斥，被别国算计，并被迫贬值；本国股票会首当其冲地在全球股票市场上下跌；这个国家将会遭到经济制裁的封锁，并会被过去和未来的贸易伙伴以一个全球性的贱民来对待；全球性的投资者将会减少它们预计的损失，停止它们在那里的生产并撤回它们的资产，让当地政府去清理残骸，让它们自己从额外增加的痛苦中摆脱出来。
然而偶尔，惩罚并不仅局限于“经济手段”。为了警告和威胁它们潜在的效仿者，特别顽固的政府（并不一定非常强大，以致不能抗衡很久的时间），将会得到一个杀一儆百式的教训。如果普通平常的全球性力量优势的显示，不足以迫使某一国家明白事理接受劝告，并与新的“世界秩序”合作的话，军事手段就可能将会得到使用：快速对缓慢的优势，逃避能力对参与需要的优势，不受管辖对受地方管辖的优势，这一次，所有的这些，都会由专门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的武装力量的帮助来加以体现，由“将被保存的生命”与不值得保存的生命之间的严格界线来加以体现。
作为一个道义行动的针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这一处理方式，它是否正当、合适，这还是可以讨论的。然而，那一场战争，作为“通过不同于政治手段的手段而对全球经济秩序有所推动”，还是合情合理的，有意义的。作为新的全球等级制度和用以支撑这一等级制度的新的游戏规则的引人注目的展示，进攻者选择的战略，运行效果良好。要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有着数以千计的非常严重的“人员伤亡”，要不是因为一个国家沦于毁灭，并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被剥夺了生存和自我恢复的能力，有人会试图把这场战争称之为一场特有的“象征性的战争”；战争本身，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有意无意地）成了正在出现的权力关系的一个象征。信息就是它的手段。
作为一个社会学教师，我年复一年地一再向我的学生重申，对“文明史”（它由逐渐然而也是无情的定栖者的兴起和定居者对游牧者的最终胜利来表现）的这一规范的理解，用不着进一步的讨论，就证明了被打败的游牧者本质上是倒退的反文明的力量。吉姆·麦克洛弗林近期解释了那―胜利的意义，勾画了在这一现代文明范围内，由定栖人口给予“游牧者”的待遇的简明历史。他指出，游牧生活被看作并被对待为“‘原始的、不发达社会的特征”。游牧者被描述为原始的，而且从格老秀斯（Hugo Grotius）起，就在“原始的”和“自然的”（不文明的、自然状态的、前文明的、未开化的）之间作了一个比较：“法律的发展、文化的进步以及文明的增长，都与人和土地的经历时空的关系演变和改进密切相联的。”总而言之，进步是与对游牧生活的放弃而采用定居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统治意味着直接密切地参与，意味着领土征服、吞并和移民的沉重现代性时代。拉特泽尔（Friedrich Ratzel），作为传播论（diffusionism）（一种在帝国的首府曾经高度流行的观点）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作为“强者的权利”——考虑到有教养的天才的稀缺，和平民百姓消极顺从的引入，在他看来，从道义上讲，它的优越性达到了不可避免的程度——的鼓吹者，当他在这个殖民主义世纪开始时写下以下的话语时，他已经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精神：
生存的竞争就是空间的竞争……一个这样的优胜民族——在侵略了它弱小的野蛮原始邻邦领土时，还抢夺了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退回到一个无法立足的太小的角落，而且甚至继续侵占他们贫乏的领土，直到弱者最终失去了他们最后残留的一点点土地——简直就占据了整个世界……这些扩张主义者的优势，首先在于他们有更大的侵吞土地的能力，在于他们有彻底地利用并向土地移民的能力。
再清楚不过了。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统治的竞争不是在“更大者”和“更小者”之间展开，而是在更快者和更慢者之间展开的。是那些能够以超出对手的追赶能力的速度加速的人们在统治着。当速度意味着支配时，“对土地的侵吞、利用和移民”就成了一个不利的障碍了——成了一个负担，而非一种财富。在某人自身的管辖权下，接管这一管辖权力甚至是吞并别人的领土，意味着从事需要大量资本的、麻烦的、无利可图的管理、保卫、责任和承担义务等令人讨厌的工作——并且首先是给未来的行动自由带来了相当大的限制和约束。
最初的企图最终却变成了约束胜利者行动的东西——让胜利者背负着与流动现代性的权力策略相当不合拍的、领土占领、局部战斗、行政管理的责任等难以处理的工作负担。考虑到这一事实，是否会有更多的采用打了就跑战术的战争发生，这就很不清楚。全球性精英的力量，仰赖它逃避地方责任的能力，而全球化恰恰应该避免这些不得已的情况，恰恰在这一意义上，应该让地方政府且只能让地方政府来分担责任承担法律和（当地）秩序的保卫者的角色。
确实，人们可以看到在胜利者阵营中逐渐增强的“反思检讨”趋势的许多迹象：“全球警察力量”这一战略，再一次取决于严格细致的审查。在全球性精英宁愿将它丢给由民族国家变成的地方警察分管区负责的职能中，大量增加的、有影响的意见，都包含有解决邻邦流血冲突的努力；我们听说，这些冲突的解决，也应该得到“缓解”、权力应该得到“下放”，并重新分配到全球性等级体系中，并且不管是否符合人权，不管对这种冲突的解决是由他们要求的当地哪个军阀或是使用什么武器来解决，都会因为他们的宽宏大量，或因为跨国公司的和有意推动全球化的政府的“很好地理解了的经济利益”，而不加追究。比如说，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而且许多年来一直是五角大楼基调改变的可靠晴雨表的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N. Luttwak）在1999年7-8月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被《卫报》称为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呼吁“给战争一次机会吧”。在卢特瓦克看来，既然战争可以引向和平，那么战争就并不都是坏的。然而，和平，“只有在所有的交战方都变得精疲力竭或其中有一方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时”，才会到来。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战争双方都变得精疲力竭或战争的一方变得无能为力前，战争就半途而废，而北约（NATO）就刚刚做了这样一件傻事。在这种情况下，争端并没有解决，它仅仅是被暂时性地冻结起来，而对手们就可以利用休战时间，来重新武装，重新部署并重新新思考他们的策略。因此，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不要干预到“其他人的战争”中去。
卢特瓦克的呼吁，可能会得到很多人乐意的、表示感激的同意和支持。正如“通过其他手段来推动全球化”所表现的，毕竟，不干预战争并让战争消耗去到达一个“自然的结局”，也能得到相同的利益，却没有直接去参与“其他人的战争”这些恼人的事情，特别是不会有直接参与所带来的难以控制的后果。为了抚慰在人道主义旗号下的厚颜无耻的战争决定所引起的良心上的责备，卢特瓦克指明了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的军事卷入的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即使是一场大规模的公正无私的干预，也不能实现它的明显的目标。有人会想知道如果北约什么也没有做，科索沃人的境况是否已经好起来了。”如果北约军队继续它们的日常军事训练，并让当地人去做当地人必须做的事情，科索沃人的境遇可能真的会更好。
导致这一反思检讨并推动胜利者为这一干预而后悔（官方称之为是成功的）的，是他们没有能够逃避打了就跑的战争本来应该避免的完全相同的最终结果：即对被征服领土的进入占领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北约伞兵部队在科索沃的降落和扎营使得参战国要防止将自己人击毙，但是这一让他们呆在射击范围外的安全地方的任务，把北约部队“从天堂带到了地狱”，并使他们因地面糟糕的现实而承担责任。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个头脑冷静、眼光敏锐的分析家和通晓无限可能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ossible）的政治大师，告诫北约不要再犯下承担因空袭而遭到破坏的地区的复兴责任的另一个错误。基辛格指出：“那个计划冒把暂无定期的参与向越来越深的卷入发展的危险，冒让我们在这一充满仇恨的、我们几乎没有战略利益的地区，承担警察角色的风险。”而且，“卷入牵连”，恰恰是这一“通过其他方式来推动全球化”的战争的目标，所应避免的！基辛格补充说，民政管理，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冲突，而且用武力解决那些冲突，作为他们一个代价高昂、在道义上又引起怀疑的任务，将会落在行政管理者的身上。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如果有的话）这一迹象，占领军可以比被他们炸得无家可归并因为自己的失败而被占领军取代的那些人能更好地履行这一解决冲突的任务。与难民（轰炸行动，就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而发起）的命运完全相反，重返家园的人的日常生活，很少成为头条新闻，然而，偶尔到达媒体听众和读者那里的消息，却是不祥的。“在科索沃，在北约部队实行控制以来仅仅一个月，又有一轮暴力活动和针对塞族与穆族的报复行动，在威胁着这个区域岌岌可危的稳定，并在对塞族进行着种族清洗”。这是克里斯·伯德（Chris Bird）发自普里斯蒂纳（Pristina）的报道。当我们从安装在超音速轰炸机上的电视摄像机看到这些种族仇恨时，在这些归因于一个恶棍的不轨预谋的强烈的种族仇恨面前，北约地面部队看来不知所措。而且对于这些冲突的解决，他们也是一筹莫展。
简·克莱尔（Jean Clair）和其他许多观察家一起，预料到巴尔干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这一地区持久、极度的不稳定，就是年轻脆弱的或是尚未诞生的马其顿模式、阿尔巴尼亚模式、克罗地亚模式或保加利亚模式民主的内爆，而非成熟。（丹尼尔·沃内特［Daniel Vernet］，以“巴尔干人面临着一个没有结局的痛苦的危险”为题，对巴尔干的第一流的政治和社会科学家就这一主题的意见，展开过一个调查。）但是他也想知道，通过切断民族国家可生存性基础而扩大的政治真空将如何得到填补。正在为不再被遏止和妨碍的这—希望而欢欣鼓舞的全球性的市场力量，可能将会插手介入，但是它们不会希望或者如果希望，也不会设法去充当这一不存在的或没有权力的政治权威的代理人。它们也必定不会对一个完全控制它的领土的强大自信的民族国家的复兴感兴趣。
“另一个马歇尔计划”（anotherMarshal plan），是最为普遍地提到的解决当前这一无所适从境地的办法。并不是仅仅只有将军们，在因持续地打了一场最后获得胜利的战争，而变得声名远播。但是人们不可能不为摆脱所有困境而债台高筑，无论他们为了这一目的而积累的金钱数额有多大。巴尔干的境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它的主权和它们公民的生存而重建民族国家的情况，有着明显不同。科索沃战争后，我们在巴尔干地区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几乎从零开始南斯拉夫人民的物质生存基础几乎完全被摧毁的物质重建的这一任务，而且还有在这一强化了的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激动沸腾激起怨愤的、民族内部的沙文主义。既然加入到全球市场体系，是加强了而不是减轻了不安全性（这一不安全性是而且会继续是激化种族情感的首要根源），那么，把巴尔干人包容到这一全球性市场体系中来，对于平息他们的偏执和仇恨，就起不到多大作用。比如，就存在着这样一个真正的危险，削弱塞族人的抵抗力量，将会长期招致它的邻族开始新—轮的对对抗和种族清洗。
在解决巴尔干（正如汉娜·阿伦特很有洞见地指称的）“人口混合区”（belt of mixed population）特有的这些敏感复杂的问题时，鉴于北约领导人采取了不讨人喜欢的笨拙办法，人们可能会担心铸下一系列更进一步的代价高昂的错误。满以为没有新的难民潮和寻求政治避难潮在威胁着他们富裕的选民的欧洲领导人，将会失去对那些不可控制的土地的兴趣，就像他们曾经在索马里、苏丹、卢旺达、东帝汶和阿富汗许多次有过的一样。即使在人们对欧洲领导人会马上对那些地方失去兴趣这一点表示怀疑之时，人们也不会对犯下错误毫不担心。在布满废弃的东西的道路上兜了一个圈子之后，我们可能又回到了起点。安东尼纳·杰雅茨科娃（Antonina Jelyazkova）这位少数民族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inority Studies）的所长，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引自沃内特），她说：“用炸弹不可能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军事打击等于把难以对付的事情给了双方。”由于偏袒民族主义的正确合理性，北约的行动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已经封冻了的民族主义，并为未来重复的种族灭绝的努力打下了基础。其中一个最为可怕的后果是，这一地区不同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人的相互和解与友好共处，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不可能了。无论出发点是什么，结果都会与让我们期望的真正的道义行动的实质，背道而驰。
尽管是初步性的结论，但也是一个不祥的结论。通过新的“世界警察行动”来缓和种族仇视行为的努力，迄今为止，最乐观地看，也证明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更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全球化总的影响是严重失衡的：种族冲突新的创伤已经产生，但是，治愈这一创伤的必备药品充其量也还在试验（更有可能的是在尝试―错误）阶段。看来，与推动共同体的和平共处相比，全球化倒是在增加种族间的仇恨和冲突新的活力上，要成功得多。
暴风骤雨
Will-to-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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