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蒂利｜协议式暴力伤害

协议式暴力伤害

查尔斯·蒂利著，谢岳译

选自《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虽然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但是，在棒球赛季，我也忍不住要对每天的报纸瞥上一眼，看看倒霉的芝加哥小熊队(Chicago Cubs)是否做得像50年前那样好，它们赢得联盟冠军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球队在芝加哥的成长好像在这个地区植入了一个共鸣器一样，虽然它不及芝加哥公牛队(Chicago Bulls)、白袜队(White Sox)、熊队(Bears)或黑鹰队(BlackHawks)那样具有吸引力，但是它听上去足够表达体育沙文主义的悲哀腔调。

在回答那个经典问题“美国为什么没有足球队?”时，安德烈·马科威茨(Andrei Markovits)和史蒂文·赫勒曼(Steven Hellerman)认为，西方世界的男性工人阶级一般依附于他们儿时对职业体育的爱好而成长。这样，他们学会了其中一个民族的文化习语，这些习语为他们与不同阶级、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的同伴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于表达的口语。这种对球队的依附在政治上并非是一点来由都没有的：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民族主义在集体体育活动中比在个人体育活动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尽管在个人体育活动中我们可以认为竞争者代表他或她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国家，但是，在集体体育中，国家、城市或地区形式的集体代替了任何对个人的确认。的确，与集体相比，任何个人的忠诚和成就都会被看成是自私的和错误的，被看成是有悖于集体产品，而且经常被看作是不爱国的。

由于足球是世界上最普及的集体运动项目，开展这一活动的国家数目超过了联合国会员数，所以民族主义在这项体育活动中比在其他任何体育活动中表现得都更加突出。在多数情况下，足球活动中的民族主义是积极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它也导致了丑陋的骚乱，推动民族主义者走向极端，播种民族的仇恨与偏见。在20世纪70年代，一场有争议的足球比赛恶化了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事件之间的敌意，并且导致了两国之间的“足球战争”(Markovits & Hellerman，2001：37)。

虽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足球比赛演变成国际战争的事件，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足球球迷们继续以暴力相向。从1999年到2001年的部分事件广泛分布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达卡的许多足球比赛中。很显然，足球暴力已经变成为一个国际现象。

与美国橄榄球不同，在球场上，足球很少涉及完全的暴力，多数暴力是偶然的，并且所有的暴力都会受到裁判的惩罚。当足球比赛产生严重伤害时，观众与支持者都会开始制造麻烦。惹麻烦的经常是年轻的男性球迷，幸运的是，他们很少使用比棍棒、破瓶子和刀子更致命的武器(Bromberger，1998，chap．3；Buford，1991)。当警察制止不守规矩的球迷时，死亡经常会发生(Giulianotti，Bonney，＆ Hepworth，1994)。格雷·阿姆斯特朗(Gary Armstrong)描述了坐落在伯拉兹(Blades)的谢菲尔德联队(Sheffield United)的暴力支持者，他观察该球队多年：

一个情节将涉及200多个伯拉兹球迷，他们旅游到另一个城市，他们的对手会等待他们的到来。两个球迷集团准备战斗，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面，也不可能会再见面。作为他们旅行去观看比赛的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伯拉兹的球迷将决定在与客队球迷的战斗中是否赢过或输过。未来几周里，这样的场景还会重复上演。(Armstrong，1998：6)

在全世界，类似的暴力专家集团在职业足球队之中已经形成。不管是在球场内还是在球场外，球队都会展现引人入胜的我们—他们边界的激活，将观众从参与者当中分离出来，程式化地制定更加广泛的、使暴力仪式独具特色的政治身份。

在暴力仪式中，当在一个确知的范围内竞争优先权时，至少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和协同的集团按照已知的互动行动，来向自身或其他人施加伤害。我们可以在下列两种仪式当中进行粗略的区分：在第一个仪式(像体育比赛一样)中，至少有两个当事方享有大致平等的地位，在另一个仪式中，像蒙羞典礼(shaming ceremony)一样，一方比其他当事方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结盟可以使一种仪式转变成另一种仪式。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参与者激活了某种边界，热情地维护该边界，并且使他们的暴力在边界发生。

暴力仪式是暴力行动者之间协同的极端例子。因此，暴力仪式同时夸大和约束了在集体暴力的其他形式中看得见的特点。它们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政治大亨和暴力专家。它们为身份提供特别明确的定义：当事方之间的边界、有关那些边界的故事、边界附近的关系以及边界内部的关系。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减弱了参与者当中先前存在的关系的影响，除了它们精确地回应由仪式激活的身份边界。暴力仪式中的参与者通常容忍十分有限的伤害行动，惩罚或排除破坏那些限度的参与者。他们建立十分清楚的成功与失败的标准，胜利者经常立即地、夸耀地甚至是残忍地庆祝他们的成功。组织暴力仪式的人也戏剧性地表现参与者类型之间的差异，他们通过诸如服装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在所有这些方面，带来破坏的体育事件的特性一目了然。

虽然暴力仪式与集体暴力一样是一个因果过程，但是，它们的组织使得某些机制与过程显得特别突出。在异常情况下，那些机制激活了相关边界、故事与排除多数他者的关系。激活产生了暴力手段的高显著性，而合并则产生暴力行动者与行动的高协同性。在手边的案例中，我们会发现下面这些循环出现的机制与过程。

边界激活／减活(boundary activation／deactivation)：社会互动的变化，这些变化逐渐地组织起单个的我们一他们边界，并将内部边界(with-in-boundary)互动与交叉边界(cross-boundary)互动进行区分。(边界减活表示一种反向变化，这种变化的方向是朝向新的或多重边界，朝向减少内部边界互动与交叉边界互动之间差异的方向变化。)

极化(polarization)：在论争片段中，诉求者之间政治与社会空间的扩大。

竞争展示(competitive display)：在同一个领域，由两个或多个行动者发出的同时的或连续的能力信号。

监控(monitoring)：在一个社会场所中，针对行动的连续监视活动。

遏制(containment)：对一个行动者、一组行动者、地点或其他社会场所限定一个相对不可渗透的范围。

证明／撤销(certification／decertification)：由外部权威来确认行动者、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诉求；撤销指的是认证机构从这种确认中退出。

在简单的球队事例中，运动员——在球场外也许是好朋友——分成竞争的球队，排除运动员之间任何的交叉边界，进行表面上英勇的比赛。同时，裁判监视着他们的互动，维持着合法运动员与其他运动员之间的边界，同意、抵制或惩罚各种行动。足球比赛的这些明显因素再次出现在范围广泛的暴力仪式中。当谈到19世纪的爱尔兰的时候，卡罗琳·康利(Carolyn Conley)指出，法官经常在公平战斗——是那个世纪最频繁的暴力仪式之一——与合伙围攻某人之间作出明显的区分：

与战斗的娱乐性相一致，即使是在争吵中也有一些规则。虽然支持自己的同伴是可以的，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法官需要大致兼顾两边的平等。当法官墨菲(Murphy)听说一起案件时一一在该案件中，卡拉汉的一个家庭的6个人在圣诞节那天在酒吧外一起袭击并击败了伯纳德·法丁(Bernard Faddin)——他非常气恼。法丁除了一个妹妹外只有他孤身一人，不公平的纠纷激怒了法官，最后，这个卡拉汉家庭中的6个人每人被判入狱6个月。在另一起案件中，地方法庭的庭长表述了以下规则：“如果战斗是发生在维兰(Whelan)与原告之间，法律对这起案件就应当宽大仁慈一点。”但是，合伙围攻是不能接受的，连续击打已经败下阵来的对手也是不能接受的。当约翰·迪兰尼(John Delany)过来帮助他的一个已经获得战斗胜利的朋友时，法官被激怒了。由于背信弃义，迪兰尼被判入狱12个月，而他那位挑起战斗的朋友只被判了6个月。(Conley，1999b：61)

暴力仪式显然超出了足球比赛。它们包括那些具有武士气概的战斗、彬彬有礼的决斗、族仇、蒙羞典礼以及程式化的战斗(这种战斗通常包括球迷之间的、军阀之间的或选举候选人之问的战斗)。在18世纪的欧洲，熟练工人、学生、士兵和地方青年的竞争集团经常在暴力仪式中相互攻击，造成死伤。虽然外来者经常把这些事件描述为争吵，但是，他们的程式化的组织掩盖了事实真相。暴力仪式的协议性(scripting)、遏制和强制手段的故意使用，使那些很极端的事件将协同性与显著性结合在一起。有些暴力与论争政治的学者已经将暴力仪式从他们的研究中排除出去。

但是，仪式确实与政治有关。二十几年前，理查德·特雷克斯勒(Richard Trexler)指出佛罗伦萨公共仪式中的高政治风险。公共仪式没有形成足够的追随者，会降低负责人的未来可信性和联盟的价值。即使这种仪式以礼貌的方式开始，但是对仪式的挑战经常产生暴力。此外，反抗有时采用符号式的仪式暴力，使他们反对制度与掌权者的形式戏剧化(Davis，1975；Le Roy Ladurie，1979；Nirenberg，1996)。

戴维·克泽(David Kertzer)强调指出，仪式经常引发冲突。

因为只要集团之间存在着敌意，仪式就会习惯于表达这些敌意。这些仪式在全世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有时限制身体攻击，但是更经常的是，它们维持紧张状态的存在。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自我变化。很多这种仪式是关于集团间斗争的象征形式的。这些象征形式的范围十分广泛。确实，在世界很多地方，战争自身就是一个高度仪式化的形式。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一旦受到严重伤害，敌意马上就停止，新一轮过去的战斗仪式重新开始了。(KenZer，1988：130)

在当代美国，橄榄球比赛、团伙械斗、摔跤比赛等都符合克泽的描述。

这种仪式多数确实只是一些虚拟暴力，尽管存在威胁，但是没有发生实际的伤害。然而，它们这些子集要么将暴力实践合并为暴力协议，要么经常产生作为争取优先地位斗争结果的暴力遭遇(Ruff，2001；smith，1999)。当参与者偏离了有效的暴力协议，作为副产品的遭遇(例如，义务消防公司之问的斗争或邻村的年轻人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我们的分散攻击的类型和破裂的谈判类型。

协议式暴力实践(例如，竞技体育)看上去像协同性破坏，像内部战争。但是，协议式暴力值得拥有自己的名字——暴力仪式，应当拥有一块自己的区域。在我们的协同性一显著性空间中，暴力仪式处于右上角：协同性很高，相关社会互动中的暴力显著性也很高。在暴力的整体趋势方面——当协同性与显著性提高时一暴力仪式特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如果它们冲破遏制的障碍(containment barriers)，暴力仪式一般会产生更多的协同性破坏。

暴力仪式通常会反映和加强现存的不平等制度。诸如公开处决和蒙羞典礼这样片面的仪式，伤害了那些已经违反现存秩序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偶尔还要抵制和反抗那些通过剥夺或机会累积已经分担了处罚的人的原因。虽然暴力仪式的形式通常不是鼓励剥削者去与受害者竞争，但是它们恰恰是有关在等级制度内争取优先权的表现，恰恰是为了巩固支撑优先权实现的不平等制度：虽然我们挑战金匠对银匠的优先权，但是，如果这样做，我们实际上等于承认行会的等级制度应当管理我们城市的公共事务这一原则，等于承认职位高的行会成员应当得到更多奖金的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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