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 | 疫情与例外状态(三则)

   疫情与例外状态 (三则)  

          译文皆首发于WUXU - 四十日谈        

无端的紧急情况让意大利陷入例外状态

本文译自2020年2月25日意大利SARS-CoV-2疫情期间在《宣言报》（Il Manifesto）和任意（Quodlibet）出版社的博客上刊登的社论《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Lo stato d’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emergenza immotivata）。

针对冠状病毒可能带来的疫情，意大利政府采取了疯狂、不合理、毫无依据的紧急措施。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Ricerche, CNR）发布的声明。CNR于本月22日表示：“意大利尚未爆发SARS-CoV-2大流行。”*

不仅如此，他们还称：“不论如何，根据现有上万个病例提供的流行病学数据，80%-90%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只表现出轻微和普通症状（即一种流感）。10%-15%的患者会发展出肺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治愈。据估测，只有约4%的患者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

如果CNR所述是真实情况，为什么媒体和政府官方纷纷渲染恐慌气氛？这已经给相应的大区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例外状态（stato d’eccezione），严重限制了人身移动，阻碍了基本生活与工作的正常运转。

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政府的失当行为。

首先，使用例外状态作为常规政治范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decreto-legge）*于CNR发布声明的次日（23日）迅速通过，实现对某些市镇和地区真正的军事化管理，只要这些市镇或地区“至少有一名传染源未知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或者在感染者中至少有一例无法追溯到任何来自已知疫区的人员。”

如此模糊、不确定的条款让例外状态得以合理地扩散到所有大区，因为在其他区域几乎不可能不出现新的确诊案例。

考虑该法令对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

1.禁止因为任何原因身处有关市镇或地区内的所有人员离开该市镇或地区；

2.禁止进入有关市镇或地区；

3.取消任何内容的游行或项目、活动；禁止在公共或私人场所举行一切形式的集会。禁令涉及到的活动性质包括文化、娱乐、体育和宗教，场所包含包括向公众开放的封闭场所；

4.取消所有系统下、任何阶段的幼儿与小学教学活动；取消学术以及高等教育活动；远程教学除外；

5.禁止博物馆与其他文化机构、场所对公共开放；有关定期免费、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些场所和机构的规定暂停生效；

6.取消所有游学活动，不论目的地是国内还是国外；

7.除基础公共服务外，取消其他公共议程和公共部门的活动；

8.对任何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员采取隔离观察。

显然，面对在CNR看来与每年爆发的流感并无太大差异的疫情，这些措施是过度的。

可以说，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现在，“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

另外一个因素也同样令人不安。近年来，恐惧状态（stato di paura）在个体意识中的扩散愈发明显，并转变为对集体恐慌状态（stato di panico collettivo）的真正需求。同样，流行病再次成为了理想借口。

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翻译：鸡

校对：刘玥

论 感 染

《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Lo stato d’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emergenza immotivata），引起各方争议。3月11日，阿甘本针对同一问题在博客上发布了《论感染》（Contagio）。

L’untore! dagli! dagli! dagli all’untore!

涂油者！抓住他！抓住！抓住这涂油者！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约婚夫妇》[1]

以“新冠瘟疫”之名，极尽传播恐慌之能事，其最不人道的产物之一就是“传染”（contagio）的概念。这是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例外”紧急措施的基础。对希波克拉底医学来说，“传染”的概念是陌生的。直到1500年至1600年，摧毁了几座意大利城市的鼠疫才催生了它无意中的先驱，即所谓的“涂油者”[2]的形象，通过曼佐尼的小说和论著《耻辱柱的历史》（Storia della colonna infame）流传至今。1576年鼠疫期间米兰的一则“通知”（grida）这样形容涂油者，号召居民抓出他们：

有官员通告，称有些人丧尽天良，要给米兰这座城市的人民和居民带来恐慌，引发骚乱，正给各户人家门口和门锁上、城市各个街区（contrade）的外墙上和其他各种地方涂上能让人染病的油膏。他们想让鼠疫传染给个人和公众，这会带来许多困扰，扭曲人们之间的关系，那些会轻信这类事情的人尤其会受到影响[……]不论一个人拥有任何品质、属于任何阶级、处于任何状况，以四十日为限[……]如果揭发出支持、帮助涂油者或知道内情的人，可受五百币（scudo）的奖赏[……]

尽管情况有所差异，最近政府颁布的规定（我们当然希望这些法令并不是由议会以现存法律为基础来通过的，但这只是幻想）确实将每个个体都转变为潜在的涂油者，恰恰就像反恐怖主义法认为每个公民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这个类比再清楚不过：违反有关条例的潜在涂油者会被判处监禁。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健康或者尚处在发病前期的病毒携带者，他们可以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传染很多人，就像难以防范的涂油者一样。

而在我看来，这些规定限制的另一些自由则更加悲哀：人际关系的恶化。一个“他人”，不论是谁，不论是不是亲近的人，都不可以靠近、也不可以接触。根据一些专家的建议，我们应该保持至少1米的距离——这些专家最近又称这个距离应该是4.5米（这450厘米可真是有意思）。“邻人”[3]不复存在。考虑到政府官员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伦理观可言，很可能宣布这些规定的人恰恰是出于这些规定带来的恐惧才作如此决定的。但是，很难不认为这些规定创造出来的处境正是治理我们的人屡次希望实现的：一次性关闭所有大学和学校，只进行线上教学；停止政治与文化主题的讨论和聚会，只通过数字渠道交交流；机器取代人类之间的一切接触——一切传染。

翻译：鸡

声 明（正 文）

3月17日，阿甘本又在博客上发布《声明》（Chiarimenti），文章首段称：

一位意大利记者此前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误解（distorcere）、扭曲（falsificare）了我对一些伦理学困惑的反思：瘟疫正在摧毁这个国家，人们甚至不再关注死者。没有必要点出记者的名字，但至少可以纠正这种显然的歪曲。各位可以阅读我在任意出版社发表的文章《论感染》，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发表另外一些看法。当然，尽管这篇文章会写得很清楚，但还是有被扭曲、误会的可能。

（不确定这位“意大利记者”指的是谁，也不确定“误解”和“扭曲”体现在哪篇文章里。——译者）

恐惧带来的启发并不美好，但至少揭露出许多人们一度视而不见的事物。束缚这个国家的恐慌首先表明，我们的社会除了赤裸生命（nuda vita）之外别无所信。很明显，面对生病的危险，意大利人时刻准备着牺牲一切：正常的生活、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情爱、宗教与政治信条。赤裸生命——以及失去它的恐惧——并没有带来团结，反而让人盲目、分离四散。“他人”，正如在曼佐尼笔下的鼠疫里，如今仅仅被视作潜在的涂油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接触，保持至少1米的距离。而死者——我们的死者——没有权利拥有一场葬礼，他们的尸体——我们所亲近之人的尸体——也不知道会被如何处置。“邻人”不复存在，有趣的是，教会对此只表示了沉默。在这个国家，这样的生活还不知道要过上多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结果？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才会认为存活是唯一的价值？

瘟疫揭露出的另外一件事也同样令人不安，即执政者早就让我们适应的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已经真正变成了常态。在过去曾有过更加严重的瘟疫，但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宣布如今这样的例外状态，到了限制人身移动的程度。人们如此习惯于生活在永久的危机和永久的紧急事态里，以至于难以意识到他们的生命已经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生物学的生命，不仅被剥夺了社会与政治维度，连人性与情感也所剩无几。一个生活在永久例外状态中的社会不可能是自由的社会。事实上，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为了所谓的“安全理性”（ragioni di sicurezza）而牺牲自由的社会里，也因此注定生活在永久的恐惧和不安状态中。

谈论病毒时人们会提到战争，这毫不奇怪。紧急事态的规定迫使我们生活在宵禁的条件下。但是，这场战争无形的敌人可能是任何其他人，因此显得无比荒谬，也由此成为真正的内战（guerra civile）。敌人不是外来的，敌人正在我们之中[4]。

当下的处境并不那么令人担忧，或者说令人担忧的不仅是当下，而是瘟疫结束之后。战争会给和平留下一系列杀伤性技术，从有刺铁丝网[5]到核电厂都是例子。同理，很可能在卫生紧急事态结束之后，政府会将此前从未成功过的实验继续下去：一次性关闭所有大学和学校，只进行线上教学；停止政治与文化主题的讨论和聚会，只通过数字渠道交交流；机器取代人类之间的一切接触——一切传染。[6]

翻译：鸡

 注 释 

[1]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 1785-1873）：意大利作家，他的小说《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1827）和论著《耻辱柱的历史》（Storia della colonna infame）（1840）都描述了1630年米兰大瘟疫的情景。文中提到的1576年鼠疫指的是圣·卡洛瘟疫（Peste di San Carlo）。

[2] “涂油者（untore）”是一个在十六以及十七世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指那些在公共场合涂抹带有毒素的特制油膏以传播瘟疫的人。在1630年米兰大瘟疫中，有关“涂油者”的风言风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这一形象也因曼佐尼的作品而流传至今。

[3] “邻人（prossimo）”一词有基督教神学内涵，见《路加福音》第10章。

[4] 马西莫·卡奇亚里此前曾在《新冠病毒与全体封锁的幻觉》（Il coronavirus e l'illusione di chiudere tutto）中写道：如果不懂得“保卫”与“发展”并进，那我们必然会失败；各种原因、性质带来的人口流动问题也是如此，甚至对此，一开始人们的反应也是大喊“快把我们关好”。“外来”的敌人，异己的危险。为了保持“健康”，就必须“独自”一人。这都是非理性反应，而因为这场卫生危机还会更深入人心。

[5] 有刺铁丝网（filo spinato）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堑壕战的重要防守设备。

[6] 《论感染》与《声明》原文结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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