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 | 现代生活

              现代生活             

  汪民安 文

按：最近，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汪民安老师的《现代性》。这本书在2005年和2012年出过两个版本。小编节选了《现代性》的第一章《现代生活》中的部分章节与读者共享。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对画家居伊推崇备至。这是因为，一般的画家总是将目光转向了过去和古代，而居伊却对现代生活充满了兴趣，他充满着激情来寻找全社会的激情，从白天到夜晚，一点都不遗漏。他全神贯注，马不停蹄，四处游逛、观察、寻找，他将“在任何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者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滞留到最后。”并且，在芸芸众生之中，在反复无常和变动不居的生活场景中，他获得巨大的快乐。那么，他在都市中，在人群里，在大街上，到底在观察和寻找什么呢？波德莱尔说，他寻找的是“现代性”。

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居伊在这里寻找现代性，实际上就是寻找现代生活的独特性，即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短暂性、瞬间性和过渡性。实际上，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指的就是他所置身的19世纪的现代生活的特性。波德莱尔强调这种现代性（现代生活）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强调这种现代生活中同样蕴含着美，这种现代生活的短暂性、过渡性和偶然性中包含着美――美既可能蕴含在永恒性中，也可能蕴含在短暂性中。既然现代生活中蕴含着美，因此，你无权蔑视现在，无权蔑视现代生活，无权蔑视现代生活中过渡的、短暂的、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无权蔑视现代的“风尚、道德、情欲”，无权蔑视现代生活中的全面风俗。那些对现代生活进行全面描绘的画家，堪称“现代生活的英雄”。

我们要强调的是，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性指的是“大城市的风光”，“由雾霭抚摸着的或被太阳打着耳光的石块，构成的风光”。这个大城市有妖艳、神秘而复杂的女人，有冷漠、骄傲和挑衅的浪荡子，有雄赳赳、冷静和大胆的军人，有隆重的典礼和盛大的节日，“有漂亮的装束，高傲的骏马，一尘不染的青年马夫，灵活的仆役，曲线尽露的女人，美丽的活得幸福穿得很好的孩子。”这就是画家眼中的“全面的生活”，它们拥挤在一起编织了巴黎街头的风光，这个风光被巨大的电能所充斥，它像一个巨大的万花筒，丰富多彩，瞬息万变，并表现出“运动的魅力”。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既是现代性的，也可以构成艺术和审美的对象。

贡斯当丹·居伊 画作 In the Street

因此，在波德莱尔这里，现代生活、艺术和美融为一体。现代性，在这里同时包含了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和艺术的现代性：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成为艺术现代性的源头和内容。不过，艺术和社会生活，只有像居伊这样充满激情的观察者才能连接起来，因此，这种目不转睛的游逛者恰恰是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桥梁――这样的游逛者就是现代人。就此，现代人、现代艺术（审美）和现代生活是波德莱尔现代性中的三位一体，在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规划中，它们缺一不可。这样的现代性，“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动态主义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滞留的现在的渴望”。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是在19世纪的都城巴黎中找到的。这是“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经典性现象学描述。在半个世纪后，在西美尔的伯林，这个主题再次被发现和激活。西美尔在伯林贸易展中同样感受到了波德莱尔所体验到现代生活的特征。柏林贸易展将现代生活发明出来的所有新式商品都聚集起来。西美尔发现，在观看伯林贸易展时，每个人的好奇心被不断地激发出来，同人们擦肩而过的东西，不断地给人们惊喜的印象，这些印象迅疾、丰富、多样，“非常适合使早已被刺激过度了的疲惫神经再度兴奋起来。”。西美尔明确地断言道：“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 这就是大都市所创造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瞬间印象对人的持续作用，使现代都市人同乡村人迥然有异，后者置身于一种稳定、惯常和缓慢的节奏中，前者培育出了一种独特的器官使自己免于这种危险而瞬即的都市潮流的意外打击，因此，这种器官必须麻木不仁。这就是冷漠、厌世和对对象的惊人的不敏感。

西美尔和波德莱尔不约而同地将瞬间性作为现代生活的特点。在波德莱尔这里，艺术家从瞬间性中发现了美。但在西美尔这里，普通的都市人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而发明了世故、冷漠和算计。在现代都市主导性的标准化的货币经济中，都市人只能按照严格的数字换算方式行动，这样才能抵御多样性和可变性带来的困扰。以前，人和人之间的个性式的富有特色的交往，现在荡然无存。货币制度虽然能够将大部分人关联起来，但这种关联是平均化的、公式化的和理性化的。大都市的生活，让理性的心理状态和货币经济形式相互强化。都市生活越来越复杂、紧张、越来越像一些纷乱的碎片，引起强烈的神经刺激，它导致的反面结果只好是，“现代精神越来越精于算计”，越来越排斥那些狂野的本能冲动，排斥孩童般的激情和好奇心。烦躁的现代生活，只能借助中性而冷漠的金钱媒介来反向地均衡化。“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飘荡。”

这些敏于算计的都市人，越来越表现出克制、冷漠、千篇一律的退隐状态。都市中物质文化的主宰，都市中压倒性的劳动分工使个人越来越孤立。劳动分工要求个人只能专注于某一方面，这种专业化趋势只能导致个体人性上的不完善。面对着都市琐细而复杂的组织，个人仅仅是都市机器的齿轮。都市是一个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场所。不过，这种将个体齿轮化的都市生活，从相反方面激发了寻求个人独特性的欲望。同时，复杂而缤纷的现代生活不断地对个体进行刺激，在煽动个性，“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里，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非个体化和个体化，厌世和激情，自保式的算计和高傲的卓尔不群，这两种个体的造型在现代都市的生活舞台上上演。

卓别林《摩登时代》剧照

如同波德莱尔的巴黎生活一样，西美尔的都市生活是现代生活的重要表征。都市，是现代性的生活世界的空间场所。也可以说，现代性，它累积和浮现出来的日常生活只有在都市中得以表达。现代性必须在都市中展开，而都市一定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二者水乳交融。

在西美尔那里，都市各类意外的旋风般的打击容易令人产生退却性和保护性的冷漠器官。受他影响的本雅明承认这些形形色色的意外打击的存在――用波德莱尔的说法，这种打击就如同“电流”。而本雅明将这种打击的后果称之为“震惊”。但是，对于本雅明来说，现代都市引发的巨大震惊是街道上的人群――无论是19世纪的巴黎，伦敦还是伯林。本雅明发现，都市街道的庞大的无名大众织成的人群令人感到害怕、厌恶和恐怖。但是，有一种无家可归的人，或者一些闲暇的无所事事者，可以将街道和人群作为自己的四壁，这样的闲暇者在爱伦·坡的伦敦被称为“人群中的人”，波德莱尔则称之为“浪荡子”。街道上的人群既是这些人的奇异景观，也是这些人的必要背景。人群是城市巨大的魅力来源，它也是巴黎这个现代都城的面纱。本雅明发现的现代性光芒笼罩在都市的人群身上。本雅明强调，这个大众组成的人群并没有一个特定的阶级身份，“他们仅仅是街道上的人，无定型的过往的人群。”这些过往的人群，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景观，它庞大的体积和散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使之成为现代性震惊的漩涡。

人群远不是现代都城的全部，承受人群的是巴黎的拱廊街和林荫道。这是现代巴黎，豪斯曼将古典巴黎拆毁了，他建造了一个19世纪的现代都城。本雅明的“拱廊计划”，实际上是要绘制这个19世纪都城的唯物主义地形图，并力图使巴黎复杂的现代生活的地形图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但是，这个迷宫的展示需要导游者。这个导游者是无所事事的闲逛者、夜晚街头出没的敏感诗人，迈着诡秘步伐的妓女，以及专注而沉默的拾垃圾者。他们既在巴黎这种现代迷宫中来回穿越，也对巴黎的现代景观有意无意地偶尔一瞥。拱门街、建筑、新式材料和机器；技术、艺术、摄影和西洋景；商品和世界博览会；灯光、居室和日常生活；战斗、街垒和革命 ；妓女、赌徒和闲逛者；艺术家、工人和大众等等，19世纪的这些崭新的巴黎断片织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辩证意象，这些意象类似于蒙太奇式的星丛，它们并不被纳入到一个整体中而彼此关联。现代性就托付在这些新奇的碎片之中。不过，对本雅明来说，这些现代性的新奇之物，不过是“资产阶级梦幻世界的余烬”，它们并不铭刻为资产阶级的丰碑，而是形成了一连串的历史废墟。现代性标榜的进步，不过是向地狱的演进，它的内容无非是将“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它势不可挡地拔地而起的只是“断壁残垣”。

现代生活被瞬间性所主宰，分裂成偶然的碎片，构成一个缤纷的永不枯竭的印象之流。“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城市恰似一幅浮华世态的镶嵌画。”现代生活，马克思在波德莱尔之前就从宏观的高度对此断言道：“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遵从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19世纪的中期，马克思的抽象概括同波德莱尔的细节描绘相得益彰，现代生活在两人那里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动不居的断裂性。伯曼继承了这两个人的说法，他将现代生活看作是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而19世纪新出现的大都市，就是这个现代生活大漩涡的载体，表征，内容和成熟的果实。

巴黎拱廊街

我们已经看到了19世纪的浮光掠影，这是现代生活的印象主义品格。而这一切的根基，同工业主义的发展紧密相关。18世纪新兴的工业主义催生了都市的同时，也在摧毁旧的农业社会。在19世纪，一组鲜明的而且日益频繁的物质意象编织了新的地理版图：厂房、轰隆隆的蒸汽机、耸立的烟囱、密集的工人生活聚集区和缓缓爬动的火车。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相互关联的巨大工业机器，它们使本来相对寂静的农业社会，变得轰鸣作响，躁动不安。工业主义，在机器的动力下，形成了一套强大的技术逻辑，它将整个社会的节奏和秩序纳入其统治之下。

流水线上的一排排劳动者，他们挥动的手臂必须同机器的节奏相吻合。这样一个新的场面，马克思引用尤尔的话说得十分清晰，“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整个工厂就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器，工人来服侍这个机器。卢卡奇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试图将这种机器工厂现象所产生的后果和盘托出，人“是被结合到一个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它的规律”，“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性格上的倾向。”工人不过是完成一个固定的机器化动作，和最终产品并无接触。而这，使他的劳动可以被完全地量化。这种清除了人格的物化生产，终将使工人的意识也逐渐被物化。

工人既仰仗着机器，但也彼此需要一定规模的协作。机器和协作，这是工业主义催生出来的最直接的两个现象。协作，必须要让固定而安静的劳动者流动起来，进行规模化的聚集和组合。因此，工业机器，它内在地要求一个开放和流动的社会，正是这种流动性，使工业社会淘汰和引进的双重车轮一刻不停。也正是这种流动性，促发了大都市的诞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流动性，既有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也有从城市到城市的流动，还有城市内部的流动。工业主义让原来安静的农业社会充满着动感。19世纪的交通技术的改善，尤其是铁路的发明――这本身也仰仗着工业技术的进步――使这种流动的速度和范围加剧和扩大了。同时，工业技术本身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工人不断地培训从而适应这些变化，以免被机器的进步而抛弃。为了应付这种变动造成的不安定感，人们的职业、技能、角色和身份也在发生不断的妥协性变动，工业主义会造就巨大的莫测感和幻灭感――没有一劳永逸的技能和职业，这让人们不停地奔波和焦虑。这就是卢梭所说的大城市呈现出某种旋风般的风格。

弗兰茨·朗《大都会》剧照

工业主义的机器性质，一方面让人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其生产过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非人化的制度痕迹。工业主义催生一套制度之网，规模性的企业生产必须在严密而精巧的制度下进行，它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需要纪律和惩罚机制，需要量化和严格的时间表，这些制度和规章成为所有员工的魔法。对这一点的发现和认可，傅立叶、马克思、福柯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傅立叶说，“工厂是温和的监狱”，马克思接着解释说：“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而福柯则更进一步，他既将工厂看成监狱，也把监狱看成工厂。监狱不过是工厂和兵营的强化形式，这个工厂式的监狱，不过不是在生产工业产品，而是在生产罪犯－工人。事实上，这种规训式的工厂－监狱已经密布在整个社会的肌体之中，以至于一个连贯的不间断的监狱群岛在欧洲形成。

再版后记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有些书，你抱有很高的期待，你想象会有一些人谈论它阅读它肯定它或者批评它，你想象这本书会引发一点喧嚣。但是，通常的情况是，这个期待最后完全落空：书一出版放到书店中，就像一碗水倒入大海中一样，瞬间就销声匿迹了。但有时候，你漫不经心地完成了一本书，你甚至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你对它是否能够顺利出版也不在意，但是，这样一本书有时候反而会激起一点涟漪。无论如何，书一旦出版，就会脱离作者的控制而获得自己的命运。
对我来说，这本小册子《现代性》就是这样一个经验。我刚完成它的时候，感觉就是完成了一个任务：我当时和朋友们编选了一本厚重的文集《现代性基本读本》，作为编者，我必须为这个文集写一个编者前言。作为一本书的前言，它写得太长了，有好几万字。但是，反过来，作为一本书，它又太短了——它如此短小，我甚至没有想到将它出版成一本书。因此，当它真的因为朋友的好意而被做成一本书来到我的桌前的时候，我并没有认真地对待它。它又小又轻，给人感觉微不足道的样子，好像只配待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我很快就遗忘了它。不过，我没想到的是，它的首印5000册很快就卖完了。过了不久，南京大学出版社又印了5000册，过了两年又卖完了。在这期间，我偶尔还当面听到有人提起这本我当初毫不在意的书。现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再版这本书。我终于承认，这本书也有它的读者，或者说，也有它的超出我预想的命运。我还要承认一个简单的常识，一本书的意义，也不取决于它的篇幅。也就是说，不是取决于在这本书中写出了多少句子，而是取决于写出了怎样的句子。                                   汪民安2019年12月29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