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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的时代

维舟 维舟 2021-02-20


4月4日晚,中国邮政集团发布微博称,接上级部门通知,原定周二(7日)发行的《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特别版邮票,发行日期将进行调整,具体日期另行通告。有网络消息称,这是因为邮票没有使用世卫对新冠病症的标准名称COVID-19,且使用了黄鹤楼的图案,容易让人联想到病毒是武汉的,给敌对势力所谓“武汉肺炎”提供口实。


每看到这样的事,就令我感叹我们这个国家现实的错乱:它的很多应对手法是前现代的,把精力都花在如何确保唯一正确的声音上,围追堵截,不容任何偏离;但事实上,最难对付的其实是后现代的,即任何信息一旦进入环境,都难预料如何被解读,江山娇的翻车就是前车之鉴。


单一的权威往往无法适应这样众声喧哗的舆论环境,秋原在《乱世靡音》中这样记述:


清政府灭亡前夕,已经改用发电报来传圣旨。北洋政府的军阀政客们要搞点事情,更是动辄就发全国通电。但是官府没有想到、更不愿意看到的意外情況也随之产生了:官方的电讯发出去,各地报社也会刊登,报纸作为传媒平台,不只简单地转载,还刊登对这条官方通讯的解读与评论,而报社是有新闻立场的,评论的调门也是褒贬不一,既可以赞同,也可以发出与官方相悖的反对声音。


[……]而且,只要报人驾驭文字的功力深厚,文章写得鞭辟入里,精准调动读者的情绪,再加之报社成熟的发行操作,这篇时评造成的社会影响,还远远大于那条圣旨。话语权和舆论主导权由报社掌控,官府极端被动,老百姓为写文章的报人鼓掌喝彩,看官老爷出洋相。冲击的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在传统社会,都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说话谁敢不听,那可是小命不保的;现在出现了电报和报纸,“抗旨不遵”成为低成本的全民文化娱乐活动。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感受到这种文化冲击,但因为自身在认知与思维方式的落后,找不到合适的应对措施。



这里面还有一个困境,那就是,越是想维持单一的权威形象,越容易成为解构的靶子。这就像一个威严的家长,整天板着脸,说一不二,开不得玩笑,但这形象本身就显得滑稽可笑了。正如德沃金在《你有权利嘲笑》中所说的:“在民主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无论他有权势还是没权势——拥有豁免权,可以不被辱骂、不被冒犯。”中国的形象在海外招黑,恐怕至少有一部分是源于此。


长久以来,中国文化都太讲究“大一统”之下的“正统”观念,这势必造成一种全社会单一化的价值取向,因为“天无二日”,权威也只有一个。因为惟恐这个权威形象被消解、嘲讽,因而我们的外交辞令中相当发达的词汇用在这里,动辄指责人“说三道四”或“妄议”。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声音时,采取的应对则是开动机器大力“辟谣”,以竭力维持信息渠道的单一性,总免不了担忧多元只会引起混乱。


这其实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因为这意味着要维护那个不受玷污的形象,必须时刻保持跃跃欲试的高度戒备状态。这两天比尔·盖茨因为无意中赞许有些“国家”在抗疫中的表现,却又提到了台湾,据说有些单位都要求卸载windows操作系统,改装WPS了。事实上,美国人用“国家”(country)一词,有时未必有政治含义,像苏格兰也被称为country。


其实我想全世界可能除了中国人之外,都没法有这样的敏感意识,因为敏感点完全不一样,就像中国人也缺乏美国那种在种族议题上政治正确的敏感,种族歧视常常自动流露而不自知,甚至即便自知,也根本不当回事。



由于惯于对话语中的政治含义作出敏感的解读,中国人有时也不免弄巧成拙。早在“乒乓球外交”启动之前,毛就有意与美国和解,1970年,他邀请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参观国庆阅兵,向美国传递出愿意恢复对话的微妙迹象。然而,连基辛格这样老练的外交家都没能领会到,他后来回忆说:“信号太隐晦,我们这些粗枝大叶的西方脑袋完全不得要领。”别说是他,甚至连当时同在现场的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也没明白中方的暗示,因为他们虽然受邀,但现场又有一条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不过,很吊诡的一点是:这种隐晦的意义,一旦进入到那种特定文化中,其实是容易破解的,倒是反过来,对中国这样习惯了一元化声音的文化,会对多元的信息环境更感困惑而难以破解。19世纪曾有一个俄国外交官说过:“部外交艺术是隐藏自己的意图,这正是英国人超出常人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也从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毫无疑问,对俄国人来说,英国那种各种相互歧异的信息共存的社会,才更令人头疼,因为哪怕都是公开的,你还是难以辨别它哪个才是真的,哪个又会在竞争中胜出。


中国是直到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才又出现了多元异质的声音。2012年,我第一次知道了“弹幕文化”,这还是个不小的冲击;但随后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都接受了这样的看法:“春晚只是看节目没意思,真正有意思的是对春晚的吐槽。”——这就是社会声音多元互动的必然结果,“正典”遭到戏仿、消解、吐槽,而看点正是这众声喧哗


总是像打地鼠一样精力旺盛地四处反击,这是不折不扣的愚行。因为你最无法控制的事情之一,就是别人如何看待你。很多事根本无须太过敏感,你以为别人会抓住把柄,但其实也许对方根本不在意;反过来,即便你再提防,都无法料到别人会从什么角度来解读你。时代已经变了,不再只是传递出一个在你看来“正确”的信息,别人就会照着你设想的唯一正确方式去理解它——那是一个可控但无趣的时代,而现在则相反,不可控但有趣。


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复杂多义的解读、仍然强求唯一正确的“中心思想”,就变成了文化创作的一件紧身衣,因为这相当于否定文艺的自复杂性,强迫它遵从单一标准。有次谈到这个话题,影评人“室内滂沱”说:“中国的主流电影拍不好也是这个问题,不歌功颂德已是阿弥陀佛,单纯地想获取点名利吧,无奈电影是一个纯图像学范畴的东西,多义性成就电影这门艺术的伟大,图像的象征、表意、通俗、多义和强大的传播力,让它天生容易触犯红线。图像丰富的可引申性,与红线要求的非黑即白、宁缺毋滥,碰到一起就是后现代。”


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在这方面,走在时代前列的倒是娱乐界,因为娱乐明星作为公共焦点,不被人评说甚至比遭到恶评更糟,不得不学会应对各种议论,范冰冰就曾说过:“万箭穿心,习惯就好。”——就为这句话,我对她刮目相看。也正因此,肖战粉事件具有指标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在一个逼仄的舆论空间之下,连娱乐明星都变得不可冒犯了。这样一件不正常的事,在中国的粉圈文化中竟然被视为正常,可见这种社会心态已经不正常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都体现出,虽然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一只脚踏进了后现代,但脑袋还没有转过来。本来,在这种情况下,你甚至是无须多加反击的——因为反击又会造成新的不可预见的后果,而即便你不反击,在多元生态中也会自发涌现出反驳的声音。很多时候恰恰相反,倒是要学会自嘲,甚至抢先自我解构,这乍看是把攻击方向从向外变成了向内,但一个自嘲的人即便不讨人喜欢,至少也不至于让人害怕。


当然,肯定会有人问,这样自我消解的话,难道就不需要权威的声音吗?确实,每个社会都免不了要达成基本的共识,只是到这时,就不再是上帝说“要有光”了,而需要制造共识。只不过这一课,中国还没真正开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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